說明在其他的議題和專家群體中這些事情是否真實是不可能的。當然我們可以容易地想象：專家群體將意識形態統一地強加給其成員，或者如果允許多樣性存在，專家群體如此極端地分化以至於理性討論不可能發生，或者專家群體沒有有力的傳統知識足以促使不同傾向的使用者能夠達成一致。

我堅持認為這些議題非常重要。它們是美國政治傳播體系發揮作用的核心，不僅影響公共輿論，而且影響政府行為。但是，像我所強調的，它們似乎不在當前的研究範圍之內。

為了對這些議題做一個初步的但有啟發的研究，現在我回到同性戀議題上。在這個議題上，我已經概括說明了專家意見對媒體報道的影響。現在我將簡要地考察專家意見是怎樣形成的。

在20世紀中葉的時候，同性戀者權利群體征求社會認可已經有了一個長期歷史。但是這些群體都是很小的、短暫存在的和沒有留下影響的。雖然有些早期權利群體已經相信“忽略和輕視同性戀議題的時代已經過去是好事”轉引自Lauritsen and Thorstad，1974：p**22。，但勞裏森和托爾斯塔德（Lauritsen and Thorstad，1974）觀察到：

存在了70年卻沒有實現什麽持久性突破的情況下，在20世紀30年代，早期的同性戀者權利運動被打斷了。在接下來的20年裏，這些零散的小群體沒有采取什麽行動，因為幾乎沒有繼續堅持的。（p**71）

同性戀者好像面臨著兩個問題。因為這個小群體幾乎在各處都被認為是越軌者，在社會系統中沒有任何同盟的情況下，他們不能夠取得什麽進步。另外，很多同性戀者根本不想挑戰主流社會對他們的描述，反而接受和內化了這種描述。322就像20世紀60年代一個同性戀者權利活動家所寫的：

無論是先天的還是後天的（精神病學的觀點仍然流行），社會條件使得同性戀者把自己想成……受鄙視的人。當他發現自己“不同”的時候，他熱心地閱讀所有他可以閱讀的關於這個主題的東西。他發現了什麽呢？更多自我輕視的依據。精神病“權威”告訴他他“有病”。所以它開始告訴自己的是“我有病”而不是“精神病學家說‘我有病’”。他就有了一個持久的“無價值”的感受。Leo Martello，轉引自Marotta，1981：p**103。（強調為原文所有）

但是，20世紀40年代後期，一些專業的精神病學家和心理學家的研究用了新的視角看待同性戀。當然之前也有對這個主題的研究和理論，但是，新研究比以前的更嚴密，雖然程度很小但是很重要：新研究考察了日常生活中的同性戀者，而不是那些多數因性犯罪而入獄的同性戀者，或者那些尋求精神治療的同性戀者（Bayer，1981）。研究結果幾乎令所有的人都感到驚訝。在對男性的性特征的訪談研究中，阿爾弗雷德·金賽（Alfred Kinsey）找到證據表明，在生命的某個時段，很大一部分男性都有同性戀經歷。他進一步論述說：

這些的數據挑戰了同性戀行為是精神錯亂人格的表現的觀點。在曾經有過同性戀經歷的40%到50%的男性中，大部分人都不能基於他們的經歷被認為擁有精神錯亂的人格。（1948：p**659）

20世界50年代早期，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伊芙琳·胡克（Evelyn Hooker）對同性戀男性和非同性戀男性的配對樣本的人格進行了評估，也沒有發現個人適應水平上有什麽不同。很多研究隨之進行；很快，很多精神病學的證據提出了同性戀是不是精神疾病的問題。

值得註意的是，胡克在其最有影響的研究中使用了標準的社會科學研究技術。也就是說，她對個人適應進行了標準化測驗，而且用傳統確立的方法對結果進行了解釋。在不知道哪些是同性戀者提供的字跡的情況下進行的羅夏克墨跡測驗對於非精神病學家來說可能是不可靠的，但是對於同性戀議題，這些測驗應用了中立的科學知識。

毫無疑問，正因如此，很多精神病學家最初的反應是很好的。她的文章很快被重要雜志所接受，胡克本人也進入了傑出的職業生涯。尼克松政府甚至邀請她領導一個關於同性戀的1969年聯邦專責小組，並且《國際社會科學百科全書》323（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Social Science）也邀請她寫作關於同性戀的部分。所以，精神病學家和政治家不但沒有因她的思想懲罰胡克，相反他們獎勵了她。

也許是在美國歷史上第一次，胡克和後續的研究為主流機構對同性戀的同情觀點提供了一個堅實基礎。這種新觀點絕沒有為精神病學普遍接受：傳統的精神病學家繼續認為同性戀是一種疾病而且應該當做疾病來治療。對於同性戀，精神病學的觀點不再是完全統一的鐵板一塊了。如果我的新聞媒體力圖報道“所有合法性觀點”的說法是正確的，這也足以帶來對這個議題的公共討論的很大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