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的真義，熊十力指出，是閱讀者以自己的生命體驗與作者的文字相互激蕩的思想過程，由此，閱讀得以融入閱讀者的生命，成為有生命力的閱讀。又根據懷特海的闡述，熊十力闡述的有生命力的閱讀，可使觀念成為生機勃發的觀念（vital ideas），而不再是惰性沈沈的觀念（inert ideas）。
　　有生命的觀念，許茨提醒我們，就是對常識和日常生活保持敏感性的觀念。對生活保持敏感，觀念就是常青的，而不再是灰色的。阿倫特的示範是，思想，這一原本生機勃勃的過程，在膚淺的時代傾向於退化為惰性觀念——這些觀念停滯於在它們仍充滿生命力時獲得的內涵並僵化在這些內涵之中，從而成為觀念博物館的陳列品。阿倫特擅長於將新鮮經驗重新註入僵化的觀念從而覆活它們的生機，使它們返回思想過程。
　　微信時代的閱讀，原本是生機勃勃的，因為微信源於日常生活。可是當我們滿足於轉發被轉發給我們的微信從而忘記了思想的時候，這些被轉發千百次的微信就退化為觀念博物館的陳列品。事實上，在商業機構競相“燒錢”以占有公眾註意力的“野蠻生長”時期，由於各種“轉發率”激勵方案，微信轉發迅速演變為“標題黨”競爭。
　　丟失了生機的觀念，不再為我們的日常生活提供意義。沈迷於標題黨競爭的微信，迅速演變為遠離常識的偏激。我多次批評過，微信轉發不應遮蔽原作者姓名和作品的首發日期，當然，最好還有原作者及作品的情境定位（類似於蘋果電腦“time machine”能夠還原的以往各時刻的桌面情境）。良好的微信閱讀習慣是這樣的：首先瀏覽微信的內容，其次判斷微信由以發生的特定社會情境及作者在這一情境之內基於特定“心理-生理-物理”條件而有的偏見或定見，最後引出這篇作品在讀者情境中的意義，從而作者與讀者在各自情境之內基於各自特定的“心理-生理-物理”條件而有的各自之偏見或定見可相互沖突、激蕩、理解，並使心智擺脫偏見或成見，日益成為更健全的心智。我認為，這是微信閱讀的意義。
　　當然，在思想史視角下，這也是任何非微信閱讀的意義。所以，如果微信閱讀的成本高於微信閱讀之意義的好處，則微信閱讀就會被非微信閱讀替代。
　　我的體驗似乎表明，微信閱讀正在變得日益困難（成本上升）——因為從標題推測內容變得日益困難，並且從內容推測情境也變得日益困難。
　　降低微信閱讀的成本，我寄希望於未來的技術——它們可以瞬時呈現作品標題及內容並且呈現作者所處的特定情境，以及，例如借助時下流行的“大數據”技術或更古典的“統計推斷”，呈現基於特定“心理-生理-物理”條件而可能形成的各種偏見或成見。更好的數據技術還可以如我所言（微信行為學（二）http://opinion.caixin.com/2015-03-09/100789468.html），呈現給讀者轉發這些作品的人可能具有的人格特征——例如在“大五”人格各維度的可能評分。
　　觀念及其攜帶的意義在網絡空間內的傳播過程，也就是觀念“病毒”（意義）尋求最佳“宿主”（被意義感動）的過程。由此，我想象中“有效率的”社交網絡，應當使各種意義以足夠低的成本找到需要這些意義的人。或許我可以認為這是觀念與人的“匹配過程”（matching process），而有效率的網絡就是使匹配過程有“最小成本”或令人滿意的低成本的網絡。
　　更進一步，我想象中“有效率的”匹配過程可能收斂於這樣一種社會情境：在這裏發言的每一位群友知道並且知道群友們都知道轉發意味著發布關於轉發者人格特質的信號，故而全體群友都足夠謹慎地判斷自己轉發的內容並為轉發撰寫充分表達自己判斷的腳註或按語。這樣的情境，我認為，可極大降低系統噪聲，從而極大降低微信閱讀的成本。
　　根據我相當有限的微信經驗，滿足上述條件的微信群，雖然目前數量還很少，平均每一群不會超過300人，通常不超過100人，或許不超過30人，取決於群的主旨（是特定機構內部的日常工作群還是廣義的社會交往群）、群主的投入（觀念與時間）和群的結構（知識、社會、思想、生活態度等等）。就廣義的社會交往而言，我認為，300人的微信群，大多數成員在大多數議題上只不過是“免費搭車”的成員。而在不超過30人的微信群裏，或多或少可以形成類似社會博弈的局面——每一成員知道每一成員並且知道每一成員知道不應免費搭車。
　　此處，我可引述我常引述的“謝林問題”：為什麽在課堂上能夠提出的好問題反比於課堂裏聽眾的數量？謝林的初步解答是：因為每一名聽眾提問之前想到的問題是“假如我提出的是一個好問題，為何其他人沒有想到並提出這一問題？”這是經濟學理性選擇假說的一種應用，假如我下車就看到地上有一張鈔票，我不會去撿它，因為，……。所以，微信群的規模與好問題的數目，很可能呈現反比關系。（作者為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教授/收藏自 中國財新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