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在近現代吃了那麽多苦頭，不能白費力氣，必須把新的民族性闡發出來。毛澤東時代一直有意識地創造社會主義新人，從內在規定性上去改造人，但是做得太猛太生硬，

以至於高處不勝寒，讓人消受不起。人人嘴上願意高尚，但是心裏不願意。但這不等於說，毛時代的新人就是個空洞概念，因為即使不願意的人經歷過這番歷史，也不是原來的人了，有了很多新的特質。

今天人欲橫流的個人主義其實也可以是當代新人的一部分，不是異己的東西而是內在的，不是要排斥出去的而是要包容進來的。我們要尋找合適的框架來理解這個問題，因為中國革命不是馬克思所說的在大工業高度發展的條件下去解放無產階級，蘇聯這麽講還可以，雖然俄羅斯落後於西歐，但具有一定工業基礎。蘇維埃新人就是要超越資產階級的人。中國革命卻是把不同革命階段融合在一起，有舊民主主義革命，有新民主主義革命，有社會主義革命，既要消滅封建，又要改造小農，既要工業化，又要反資本主義。

資產階級個人主義包含著進步性，毛澤東卻急於超越這一點——原本合作組挺好，要變成公社，原本夫妻店挺好，非要一律改成國營，割資本主義尾巴。今天我們重新講私欲，這不能簡單地看作一種進步，而是退回去——從守不住的地方合理後撤。

不能簡單地說是毛時代壓抑了個人，其實這個壓抑一直內在於近代中國的追求，晚清以來中國爭取獨立富強的訴求就要求對個人的約束，其指向是正面的。中國歷史往往是走兩步退一步，按照直線式的思路很難講清楚。今天的新人第一次出現可能是很負面的形象——貪婪、自私、狡詐，就像余華《兄弟》裏的李光頭一樣，但這是可以轉變的，我們要把他當作一個環節，把他包容在自身之內並超越他。畢竟他不再拘泥於循規蹈矩的主體性。我們有很多新人的苗子，應該把他們整合成一種總的精神面貌。我們要把這種精神面貌說出來。新中國具體的新人比抽象的中國人更無私，受過訓練的工人比小農更無私。早期的中共知道自己需要什麽樣的成分，強調新人更無私、更有勇氣、更有世界主義。由此反過來看古代的中國人，我們會覺得很陌生，不討人喜歡。

新人與政治實踐分不開，講新人和講中國模式、講中國經驗互相都不能割裂開。現實的新人是和體制、物質性基礎結合在一起的，比如新中國的人從小讀的不是私塾而是公立教育，成年後在單位工作生活等等。這些都會影響我們的人格、想法。別的民族的人不是這樣生活就不一定這樣想。崔之元常舉在台灣乘出租車的例子，我在日本也是這樣的感受，那裏的出租車司機很職業，開車就是開車，不會和你聊天。而我們的司機會和你神侃，我們的乘客也喜歡坐到副駕座上和司機聊天，這在台灣人看來就不能理解。在這樣的人格裏就已經有了平等的基調。1990年代人們在商品大潮中爭先恐後，背後也有這樣的基調——你能憑什麽我就不能？相反，美國社會就不像中國社會這麽騷動。民主的實質難道不包含平等嗎？民主僅僅是一人一票嗎？我們能為民主增添什麽新的內容？

講新人不是為了畫張像，而是為了處理“家譜”，為了把歷史的覆雜性講出來，在新人身上融合並激活。這是不可能用分析性語言做到的，而必須用藝術語言，只有藝術語言才可以把矛盾性的東西裝進來。《芙蓉鎮》、《秋菊打官司》、《兄弟》等文藝作品都對新人有深刻覆雜的洞見。

社會觀察：您較多提到一些理論型知識分子，但是您不久前也在重慶與基辛格交流過。對於亨廷頓、基辛格、福山這樣的策論型知識分子您是怎麽看的？您和不同知識分子的思想接口是什麽？您最欣賞的知識分子代表是誰？

張旭東：在文化政治上應當怎樣做的問題和你說的這個思想接口問題也有關。我讀亨廷頓、基辛格的書，獲得的刺激要比學院派的理論大得多，福山之類比較矯情，只是推銷意識形態。亨廷頓明顯比福山高明。一般的政客掃不到癢處，而亨廷頓、基辛格則入木三分。基辛格有著19世紀大國外交平衡體系的政治傳統，講究合縱連橫，講究我們中國人愛說的“勢”，你太強了我就要制衡你。他們會深入到非常具體的問題裏去，作為思想的養料，要遠遠勝過三流學院學者提供的東西。亨廷頓其實不只是縱橫家，而縱橫家的缺陷是只觸及問題而沒有觸及理念和總體。他們讓人看到事情實實在在的醜惡一面，這要高於粉飾的美好和矯情，但是對世界本來是什麽之外再做一種能動的思考，這一點很不夠。他們的著述嚴格來說並不是理論，而只是一種技巧，只是對具體歷史情境的分析。基辛格就是為美國利益著想，他的好處就是赤裸裸，他不會冠冕堂皇說我是中國人民老朋友。亨廷頓考慮的就是美國文明如何勝出。我們也可以像他這麽去思考，但這只是思考的起點而不是終點。相比之下，馬克思理論的一整套體系可以推出一個新的國際關系準則，這後面有理想在推動，有價值基礎。而中國知識分子方面，在我心目中地位最高的就是魯迅和毛澤東。
　　
　　來源: 《社會觀察》（愛思想網站 2012-0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