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在一個會議上，有人提議大地主的農產品售價會是專利權的市價，缺乏市場競爭，對社會是有浪費的，我沖口而出："怎麽會呢？假若全世界可以種麥的地都屬我所有，我就一定要將地分開租給不同的農民耕種；麥收成後農民就會在市場上競爭發售，那麽麥價是競爭下的市價。"高斯在旁就立刻對我說："你好像是對了。"三天之後，我再遇高斯時，他又說："你好像是對了。"我問他我對了甚麽？他說"麥的市價。"幾個月後，在閑談中，高斯舊事重提："我認為在麥的價格上你是對了的。"對一個不是自己的預感而日夕反覆推斷，確是名家風範，是值得我們效法的。

另一個已故的高手朋友，名叫嘉素（R. Kessel），是行內知名的預感奇才。在1974年（他死前一年）我有幸跟他相聚幾個月，能欣賞到他的不知從何而來的預感。嘉素有一條座右銘："無論一個預感是怎樣的不成理，它總要比一點意見也沒有為佳。"他又強調："若無半點見解在手，那你就甚麽辯駁也贏不了。"預感是每個重要發現都缺少不了的--從那裏來沒有一定的規格，有時究竟是甚麽也不大清楚。在思考上，預感是一條路的開端--可走多遠，到那裏去，難以預先知道--但是非試走一下不可的。走這路時邏輯就在路上畫上界線，將可行及不可行的分開。走了第一步，第二步可能較為清楚。好的預感的特征，就是路可以越走越遠，越走越清楚，到後來就豁然貫通。"沒出息"的預感的特征正相反。

不要以為我強調預感的重要，是有貶低邏輯及科學方法論之意。我曾經是加納（R.Carnap）的學生，怎會輕視這些學問？我要指出的是邏輯是用以輔助預感的發展，用錯了是可將預感抹煞了的。

四、轉換角度可事半功倍

任何思考上的問題，是一定可以用多個不同的角度來推想的，換言之，同樣的問題，可用不同的預感來試圖分析。在這方面，我認識的高手都如出一轍--他們既不輕易放棄一個可能行得通的途徑，也不墨守成規，盡可能用多個不同的角度來推想。轉換角度有如下的效能：

第一、茅塞可以頓開

茅塞（Mental Block）是一個很難解釋的思想障礙，是每個人都常有的。淺而重要的發現，往往一個聰明才智之士可能絞盡腦汁也想不到！但若將思想的角度稍為轉變一下，可能今茅塞頓開。想不到的答案，大多數不是因為過於湛深，而是因為所用的角度是難以看到淺的一面。重要的例子不勝枚舉。

一間工廠為了生產，對鄰近的物業造成汙染而有所損害。歷久以來，經濟學者都建議政府用幾種辦法去壓制工廠的生產，從而減少鄰近物業的損失。這個老問題到了高斯的手上，他就將角度倒轉了："壓制工廠生產，就等於鄰近的業主對工廠有所損害，究竟要被壓制的應是那一方？"高斯定律是由此而出的。另一個例子是關於近十多年來在世界上大行其道的"財務投資學"（Corporate Finance）。這門學問其中的一個創始人沙爾波（W.Sharpe）的成名之作，是在有風險的情況下，首次在原理上斷定了資產的市價。雖然這原理是有著明顯的缺點，但對一個在當時是高手雲集而不可解決的重要問題，稍可成理的答案已足令其馳名遐邇。沙爾波的"破案"出發點，就是將一條當時眾所周知的曲線倒轉了來劃。

第二、角度可以衡量

答案從一個角度看來是對的答案，換一個角度卻可能是錯了。任何推理所得的一個暫定的答案，都一定可以找到幾個不同的角度來衡量。若不同的角度都不否決這個暫定的答案，我們就可對答案增加信心。當然，可靠的答案還是要經過邏輯及事實的考驗的。

第三、角度有遠近之分

在思考的過程中，細節與大要是互補短長的，無論細節想得如何周到，在大要上是有困難的見解，思考者就可能前功盡棄。但在大要上是對了的思想，細節的補充只是時間的問題——就算是錯了細節也往往無傷大雅。在這方面的思考困難，就是若完全不顧細節，我們會很難知道大要。有了可靠的大要而再分析細節，準確性就高得多了。

思想一集中，腦袋就戴上了放大鏡，重視細節——這是一般的習慣。善於思考的人會久不久將問題盡量推遠以作整體性的考慮。

五、例子遠勝符號

推理時可用例子，也可用符號；有些人兩樣都不用，只是照事論事，隨意加點假設，就算是推理。後者是茶余飯後不經心的辯論，算不上是認真的思考。有科學性的思考，用例子是遠勝用符號的。

數學是以符號組合而成的一種語言；嚴格來說，任何語言文字都是符號。畫面是沒有符號的，但也是表達的一種方式。用大量的字來表達畫面，就成了例子。思想是抽象的。要證實抽象思想的正確性，數學就大有用途，因為它是最嚴謹的語言。但有效的思考方法卻是要將抽象現實化。畫面比符號較接近現實，因此較容易記；所以在思考上，用例子就遠勝用符號了。

以善用數學而負盛名的經濟學者，如森穆遜（P.Samuelson）、阿羅（K.Arrow）、烏沙華（H.Uzawa）、史得格斯（J．Stiglitz）等人，都是以例子幫助思考的。以數學求證是得了大要之後的事。其他少用數學而善於思考的人，用例子更是得心應手。有些學者只是用符號或少用例子的，但有重要發現的卻是少見。中國人天份之高舉世知名，但用例子的能力就比較弱了。這一點我實在不明白（可能佛學的例子過於抽象，造成不良影響；這問題要請岑逸飛代為解答）。以我之見，韓非子還算過得去，但孟子及孫中山所用的例子就往往似是而非，不知所雲；他們成不了推理高手，是不難了解的。

善用例子的人，再蠢也蠢不到哪裏去。用例子有幾個基本的法門，能否善用就要看個人的想像力了。現試將這些法門分列如下。

第一、例子要簡而貼切

以例子輔助推理，理論的重要特征是要全部包括在例子之內。通常的辦法就是將例子內的枝節刪去，使重點突出，務求在重點上例子與理論有平行的對比。簡化例子要有膽量，也要有想像力。在經濟學歷史上，簡化例子最有本領的是李嘉圖（D.Ricardo）--所以李嘉圖的經濟模型的廣博度，至今仍未有人能望其項背。那就是說，例子簡化得越利害，覆雜的理論就越容易處理。

第二、例子要分真假

所有可用的例子都是被簡化了的。以嚴格的準則來衡量，沒有一個例子是真實的。但有些例子是空中樓閣，其非真實性與簡化無關;另一類例子，卻是因事實簡化而變為非真實--我們稱後者為"實例"。

純以幻想而得的例子容易更改，容易改為貼切，是可幫助推理的。但要有實際應用的理論，就必須有實例支持。少知世事的人可先從假例子人手，其後再找實例輔助；實證工夫做得多的人，往往可省去這一步。經驗對思考有很大的幫助，就是因為實例知得多。

第三、例子要新奇（Novel）

眾所周知的例子不僅缺乏吸引力；在思考上，較新奇的例子會較容易觸發新奇的思想。第一個以花比美人的是天才，其後再用的就少了創見。工廠汙染鄰居的例子，庇古用時是新奇的；用得多了、啟發力就減弱。高斯在同一問題上作分析，采用了牙醫工具的聲浪擾及鄰居、大廈的陰影減少了隔鄰泳池的陽光。這些比較新奇的例子，都啟發了一點新的見解。

第四、要將例子一般化（Generalise）

這一點，中國人是特別弱的，事實不可以解釋事實；太多理論就等於沒有理論。將每個例子分開處理，理論及見解就變得覆雜，各自成理。無意中變成了將事實解釋事實。將多個不同的例子歸納為同類，加以一般化，是尋求一般性理論的一個重要方法。

馬克思走李嘉圖的路，將資本跟土地及勞力在概念上分開。所以馬克思的資本論缺乏一般性，使剩余價值無家可歸。李嘉圖自己從來不相信價值是單從勞力而來的；他想不通將不同資源一般化的方法，自知他的理論有困難。這困難要到費沙（I. Fisher）才清楚地解決了。

在社會耗費的問題上，庇古所用的例子分類太多，以致他的理論模糊不清，前後不貫。這問題到了高斯手上，他就認為在社會上每個人無論做甚麽對其他人都有影響；他於是就將所有對人有影響的行為歸納為產權的問題。

在另一個極端，過於一般性的理論，因為沒有例外的例子，所以也沒有解釋的功能。有實用的理論是必須有被事實推翻的可能性。因此之故，例子既要歸納，也要分類。分類的方法就是要撇開細節，集中在重點上不同例子之間難以共存的地方。將一個例子分開來處理，我們也應該找尋跟這例子有一般性的其他例子。世界上沒有一個"無法一般性化"的實例。若是有的活，在邏輯上這實例是無法用理論解釋的--這就變成了科學以外的事。

第五、要試找反證的例子（Counter Example）

思考要找支持的例子；但考證是思考的一部分--考證就要試找反證的例子了。史德拉（G. Stigler）、貝加（G. Becker）等高手，在辯論時就喜用反證。可靠的理論，是一定要有可以想象的反證例子的--但若反證的是實例，理論就被推翻了。

六、百思不解就要暫時擱置

人的腦子是有著難以捉摸的機能--連電腦也能想出來的腦子，其機能當然要比電腦覆雜得多。拼命想時想不到，不想時答案卻走了出來，是常有的事。我們可以肯定的，就是在不經意中走出來的答案，一定是以前想過的老問題。以前想得越深，得來全不費工夫的機會就越大。日有所思，夜有所夢，可以置信。

百思不得其解的問題，時間並沒有白費。將問題擱置一旁，過些時日再想，可有奇效。就是不再想答案也可能會在無意間得到的。我的價格管制文章寫了3年。公司原理12年，玉器市場9年仍未開筆......，這些及其他文章加起來起碼有百多年！不是言過其實，而是擱置著等時機成熟而已。貝加的文章，好的都是下了多年的工夫。高斯有幾篇等了30多年的文章：他今年74歲了，等不到是經濟學上的大損失。但人各有法，而等待是思考的一個重要的步驟。

科學上的思考是一門專業。跟其他專業一樣，熟能生巧。可以告慰的，就是無論問題看來是如何的深奧，好的答案往往會比想象中的淺的。

作者：張五常：經濟學家，著作有：《佃農理論》《蜜蜂的神話》、《賣桔者言》、《中國的前途》、《再論中國》等。來源：人文經濟學會（ID：HES2012）（收藏自 中國愛思想網站 2017-02-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