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者應該注意，我並沒有評價精神病學家對同性戀的觀點的正確性。這是因為，從我提出的視角來看，精英觀點的正確性是無關緊要的。實際上，重要的是程序的正確性：相關的專家群體的意識形態是不是多樣化的，以及他們是否有制度化的激勵結構迫使他們盡最大努力解決棘手的問題。

對於這些問題，精神治療職業應得到積極評價。一個在該領域沒有地位的研究者，或者一個在當時還很小的州立大學裏沒有終身職位的研究助手，能夠在先前無懈可擊的權力結構中打開缺口，而且是在還不利於這樣做的20世紀50年代中期，無論是對個人，還是對使之成為可能的制度安排，都是一個重大的成就。我認為，最重要的制度安排是擁有標準人格評估技術的精神治療專家群體的存在，這個標準的人格評估技術就是我說的傳統的科學知識。

在剛才幾頁裏，我使用了一個個案來考察專家群體的政治。但是，我不認為對專家群體動力機制的理解應該很依賴個案研究。相反，應該建立一個關於專家群體產生和傳播思想觀點的一般性解釋。我認為，這個一般性解釋的關鍵問題包括專家群體招聘時可能存在的偏見、群體內的職業激勵結構和能使不同傾向的使用者達成一致的傳統知識。

對於第一個問題已經有了一些有力的文獻。文獻表明具有不同意識形態傾向的人被吸納到不同的學術領域（Lipset and Ladd，1970）和人們假定的不同的職業群體。這是否會導致群體內的意識形態同質性或者壓力，從而使少數人難以做他們自己要做的工作，是一個重要但還未解決的問題。無論是通過自願的自我選擇還是通過意識形態標準的強制，在一定程度上專家群體招聘限制了人們成為專家的類型，精英話語的範圍會受限制，以及精英主導的幽靈會出現。

對於第二個問題，現有的文獻如果有涉及的話，其數量也相對比較少。但是，根據我前面的討論，至少有些專家、職業人士和其他的主題事務專家確實常常有著強調解決社會棘手問題的知識水平的激勵結構，326而這似乎是合理的。一個顯而易見的例子是醫學研究群體。

在這個群體裏，地位、研究支持和工資都依賴於一個人所做的研究的實踐或者理論價值，而且這個價值是由業內同行評定的。類似的激勵結構也存在於大多數學術領域--至少大學裏負責招聘和晉升委員會的人會投入大量的精力來確定他們是這樣的。因此，為了證明很多專家真的對發現好的公共政策感興趣，我們沒有必要假設專家和職業人是利他的。我們只需要假設激勵結構使他們有了這種興趣。這些激勵結構顯然不能消除偏見，也不能保證正確的結果。但是這些激勵結構卻是力圖達到這些目的的有效刺激。

這些普遍存在於專家群體中的激勵結構會極大地影響人們的行為，尤其是這些激勵結構被內化的時候。我曾經和一個社會學家聊天，他正在和一些醫學科學家合作，這些醫學科學家正力圖在艾滋病早期分離艾滋病毒並發現它們的傳播模式。這個社會學家告訴我，很多研究者是同性戀者，或者是同性戀者的同情者，所以他們都很想發現艾滋病毒不像其他許多病毒那樣傳播。他說，在最初的一小段時間裏，他們的預設之見似乎影響了研究計劃。但是很快，無論是不是同性戀者，所有的研究者都開始集中在贏得“大獎”上--也就是說，不管他們的個人興趣和期望如何，他們都想首先發現艾滋病的真正本質。

我再次強調，這種激勵會何等強烈地為不同職業和專家群體--會影響哪些記者和政治家尋求信息的專家和職業群體--所感受，還是未解決的開放的實證問題。但是，這也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實證問題。

我提出的“職業和專家群體”的概念很明顯借用了“科學共同體”的概念（參見Merton，1982；Hagstrom，1965）。但是，這並不能掩蓋這樣一個至關重要的事實：因為很多主題事務都和政治相關，所以專家和職業人士的個人傾向和政治傾向能夠影響也確實影響了他們的結論（或者至少他們試圖得出他們的結論）。我還沒有發現關於這一點的研究，但是我懷疑很多人會為此爭論。當然，在社會科學的各學科裏，我們都知道一些關於研究者的意識形態傾向的研究，因為這些研究者被認為是或多或少的自由主義者或者保守主義者。其他的職業和專家群體好像也是如此。所以，回到艾滋病的例子，似乎可能是這樣的，如果有些醫學研究者由於個人既有傾向和感知到的利益可能想得出艾滋病毒不是隨機傳播的結論，那麽另外一些研究者的個人傾向和利益則可能促使他們得出相反的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