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們中國的女孩子是不是越喜歡，就越對誰表示出冷淡呢？” 

“那可不一定，中國的女孩子也是各式各樣的。” 

“她說她畢了業以後一定要回中國，難道你們都必須回去嗎？”

“不能說必須，可是想回去的恐怕不是少數吧。” …

一上電車你就看吧：除了老人和帶著孩子的婦女，差不多的人手里不是捧著書就是拿著報紙或雜誌。坐著的在埋頭閱讀，站著的也在埋頭閱讀，甚至就是在相當擁擠的情況下也照讀不誤。確實，社會的高速度發展帶來了信息的瞬息萬變，一步跟不上就可能落伍，甚至一敗塗地。必須爭分奪秒地去捕捉信息和知識，從當天的報紙，到最新雜誌，書刊。

東京所有車站上都有報刊亭，那里出售當日乃至當時的最新報刊書籍。人們常常是在上車前買一份報紙或雜誌，坐一路車讀完，到下車出站時，順手扔進車站廢報箱。如果還要倒車，那就再買另一份報刊在下一段車上讀。還有很多人利用乘車時間工作——老師判作業，編輯看稿件，音樂家讀譜子……除了上學，放學的中小學生外，在電車上聊天的人一般很少。甚至就連幹站著的人也很少。要是不讀什麽，就索性打盹兒，睡它一覺。

 …

還記得有一次，我和川崎去伊豆半島她父母家度假，乘的是長途電車“小田急線”。由於是長途，車內供應各式各樣的食品飲料，雜誌和地方土產。車內的女服務員一個個穿著剪裁精致的漂亮制服，微笑著細聲細氣地為乘客進行各種服務。

兩個小時的行程之後到了終點。大約是下午4點多鐘，天下著蒙蒙細雨。我從車門往外走時驚奇地看見，那些漂亮的女服務員在一個個車門之外排成一長列整齊的隊伍，冒著雨向一位位下車的乘客頻頻彎腰鞠躬，並一聲接一聲地：“您辛苦了！謝謝您！……”我不知道這列車總共乘坐了多少客人（總有上千吧），所以也就不知道她們一共要鞠多少次躬，道多少個謝。只知道，她們的頭髮全被雨水淋得濕漉漉的了。

 …

教室里靜極了，靜極了。我一邊講著，一邊在黑板上畫著。時不時地從臺下一雙雙緊釘著我的凝神，專注的目光中感受到一股股向往中華大地的感情和愛國之心的搏動。它們感動著我，也刺激著我，使我不能不想盡可能多地給予他們，滿足他們。原來只打算講講“海市”的，可不知怎麼隨蓬萊這個引子，有關祖國的山河風光的話題便像決了口的江流一般濤濤不絕地奔湧而出。

 …

“沒關係沒關係，就講吧，到底是怎麼回事？”

我正要張口，偏偏就在這個時候上課鈴響了。他們只好不無沮喪地散到座位上。張志良坐在我的後邊，輕輕用手指頭捅了捅我：

“明天吃完中午飯！聽見沒有？”

我使勁點了點頭。

第二天中午，我匆匆忙忙吃完飯就趕回教室。一拉開門，我嚇了一跳：平常頂多只坐十一二個同學的教室里，今天竟擠了那麼多人，而且有不少人我都不大認識。坐在最前面的張志良朝我招招手：…

“到底，你們和臺灣同學之間存在不存在共同語言？”

如果在我沒來日本之前，有人向我提出這樣的問題，我會不假思索地回答：“怎麼沒有呢？都是中國人。”如果，這個問題提在我剛到日本不久，我可能會考慮半天，然後說：“這個問題很難回答。似乎，他們和我們不是一碼事兒。”可如果今天，再有人向我提這個問題，那我會肯定地回答：“有共同語言。我們是兄弟。盡管我們之間有著種種不同，甚至剛接觸時都產生過某種複雜微妙的心理。”

確實。和他們認識一段時間，我就發現所謂“臺灣人”也是形形色色，而其中的絕大多數對中華大地非但不存在敵意，甚至相當地熱愛，向往。別看他們都是生在臺灣，長在臺灣的青年，但顯然中華民族的血液也同樣在他們的血管中流動。只要撥動了“中華民族”這根琴弦，我們和他們之間就會自然而然地產生共鳴。…

到日本語學校的第一堂課，同學們一個一個站起來進行自我介紹。來處臺灣的同學在介紹自己國籍時，都無一例外地自稱“中華民國”。我乍一聽到這個詞，一種反感夾雜鄙視的感情立刻控制不住地冒上來。明明是中國的一個島，卻偏偏要稱什麼“國”！

這節課剛下，我們“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不約而同地聚到一起：

“什麼‘中華民國’，真荒唐！可笑！”

“咱們跟他們接觸可要小心，聽說那里邊有人是特務。”

“真的？”

“那還有錯！”…

一般說來，日語基礎差的自費留學生初到日本都得先專門進修一段時間的日語。在日本各地，為外國人提供這種學習條件的日語學校數量相當不少。我到日本的第一年就是在東京拓殖大學附設的日本語學校學習日語的。這所學校在同類學校中雖不能說首屈一指，卻也堪稱名列前茅。它有五十多名教師和幾百名來自世界各地的學生。學校根據學生的不同需要開設了各種教學課程。以程度劃分，有初，中，高級班；以學習期間劃分，有三個月一期的，也有六個月一期的；設有日間班，夜間班等等。

進入這個學校感覺最新奇的是，學生的所在學習班級並不固定，而是根據每次考試的成績不斷加以調整。成績好的不斷提上去，成績壞的不斷刷不來，一次又一次地循環。剛進日語學校的頭一天就是一場考試，根據程度編班。我最初是被編在B班（A班為程度最低），後來經過一場又一場的考試，漸漸由B班升到C班，D班………

到味道園做打工以前的日子是我覺得最難熬的一段。日語學校的課每天都是下午4點結束。我卻害怕下課，害怕回家。我怕在那四處散發著寒氣的幽暗屋子里幾個小時眼巴巴地等待川崎回家，我怕在那寂靜得如同墳墓般的空屋子里聽窗外嗚嗚嘶叫的風聲。

那時，時間過得是多麼慢，慢得叫人簡直受不了。紅光閃閃的煤氣取暖器幾乎不能給這座日本舊式木板屋帶來多少暖意。呆呆地蜷縮在沙發上的我，只有一遍又一遍無可奈何地咀嚼著寒冷，饑餓，寂寞的苦味。活像安徒生筆下那個賣火柴的小女孩，我閉上眼，眼前一會兒是北京那燒著暖氣的溫暖如春的家，一會兒是朗聲大笑的父親，日夜操勞的母親，一會兒又是大盤大碗香噴噴熱騰騰的餃子，燉雞，涮羊肉……

 …

身居海外的人常愛用“寄人籬下”這個詞來概括自己的生活感受。到日本以後，我多少也算是領略了一些“籬下”的滋味。這種滋味說透了，其實就是感覺受到某種無形桎梏的不自由的困苦。所謂“桎梏”，有時可能來自人為，但也常常來自另一個國家，民族的另一種截然不同的思想方法或社會習俗。

別看中國和日本僅僅一水之隔，坐上飛機用不了兩三個小時，可在思想觀念，生活習慣上卻天差地別般地不同。

比方說“吃”，中國人是講究實惠，首先從好吃，從增進食欲出發。而日本人則是營養價值第一，好吃不好吃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一頓飯（早、中晚飯還各不相同）要向身體里輸送多少維生素，蛋白質，熱量……。為此，他們不但雞蛋，牛奶，魚，蔬菜全都生著吃，而且把水果看得比飯更重要。…

“聽說松下君下個月就辭工不幹了，是嗎？”我問。“他馬上就要大學畢業，該正式工作了。還有山本君也要走。他母親病重，他得回鄉下去。”

松下，山本都是烹飪的主力。他們一走，店里的工作，尤其是店長更要忙得四腳朝天了。我甚至可憐起店長來。

“那店里的工作怎麽辦呢？”

“沒關係！”他反倒滿不在乎：“只要咱們每個人再加一把勁兒！”

“如果再有人要走呢？要是店里的打工的人都走光了呢？”我故意把情況說得嚴重。…

松下面還在唱著，不喊著。我覺得很煩，真想找個什麽地方清靜清靜，正巧店長過來了：

“在你旁邊坐一坐，可以嗎？”

“歡迎歡迎！”我連忙旁邊挪挪，給他騰也個地方來。老板這時已經轉移到別處跟人交談去了。我早就想跟店長聊聊，可平時總礙著上下級的身份，以及緊張的工作。今天他摘掉了“店長”的牌牌，穿上了漂亮的藍毛衣，成了一個“普通人”，我和他“平等”了。還沒等他開口，我就來了個先發制人：

“店長，你每天這麽幹，不累嗎？”店長每天都是不間歇地幹十三四個小時（從下面午四點到淩晨五六點），一個月只有三天休息。我覺得他太辛苦了。…

現在輪到山川君唱了。山川君今年二十二歲，在一個麵包公司工作，我們當中唯有他不是學生。他為了多賺一點外快，每天晚上來打工。這個人極老實。老實到了接近“笨”，接近“可憐巴巴”的程度。他眼睛小，鼻子小，腦袋也很小，別人戴著都挺合適的工作帽到了他頭腦上——仿佛成心欺負他似的，總是連眉毛帶眼睛都罩住。他幹起活來特別慢，板是板，眼是眼。人家三下五除二就幹了的事，到了他手里非費上好一番功夫不可。為此整天挨主任的訓，挨同伴的埋怨，往往滿頭大汗地完成了一件工作後接著就吃一頓批評。可他從不會生氣，也從不跟人記仇，任憑怎麽挨，幹起活來照就還是他那個板他那個眼。…

還有一件事令我難以忘懷。正好是我過生日那天，我去上班。一走進更衣室我就楞住了：更衣室黑板上竟然寫滿了祝賀我生日的話。正當中一行紅筆寫的大字：“祝小陳生日快樂”，四周是每個人用不同筆體寫的祝辭：

那棱角分明，筆體剛勁的一行字是“熱情開朗的小陳，祝你在日本永不感到寂寞！”落款：店長。

那用流利的英文寫的一行是：“青春永遠屬於你！”落款：高木。

那用中文寫的一行是：“你好，小陳！”落款：山本……

 …

“多多關照！”高聲的應和與酒杯的撞擊組成一片交響聲。

這是一家典型的日本式小飯館。不但有純粹的日本式菜肴，同時還為想唱歌的客人提供卡拉OK。或許是個習慣吧，日本人一喝酒就要唱歌，似乎只有唱起來才能夠盡興。於是，許多為人們所熟悉，喜愛的民歌，流行歌曲之類就被制成了伴奏音樂形式的磁帶，甚至帶有歌詞，映像的伴奏音樂錄像帶，這轉而又成為一些飯館的服務項目之一。

你瞧，幾杯酒下肚，唱歌的欲望就來了。

“怎麽樣，唱一段兒吧！”不知是誰打了頭。…

“我說，關於二樓客人的鞋的問題。”坐在角落里的三城君發言了：“客人多的時候，臺沿下擺不了，我們最好能給放進鞋箱里。不然，連個走路的地方都沒有，常常像踢球似的踢過來踢過去，又礙事又不禮貌。”三城君地東京電機大學物理系三年級學生。

他有著一雙深深凹進去的大眼和一副寬寬厚厚的肩膀。如果說，鈴木具有典型的日本女子的氣質，那麽三城君就是具有日本男子氣質的另一個典型——像一部機器似地百分之百地絕對服從命令。特別是接到店長“令箭”時，那一聲飽滿的“是！”必定伴著“刷”地一個立正，“刷”地六十度鞠躬。簡直就是武士道的活標本。

“還有，咱們的擦手巾有個別洗的不那麽乾淨。”拓殖大學經營系的三年級的山本君說：“這件事是否需要跟洗衣店交涉交涉。”我們店的擦手巾是每天送到某家洗衣店洗的。…

“是啊，二樓確實是個問題。”店長沈吟著。 

“這樣試試看好不好。”穿著筆挺西裝，戴眼鏡的高木君忽然開口了：“星期天，廚房里的各種準備工作——該洗的，該切的，都提前多準備出來一些。這樣，在二樓最緊張的時候，就可以臨時抽出一個人手去幫忙。等高峰過去了，再回到廚房來。”他說話的聲音不大，但字字清晰。他長得像個電影演員——大家全這麽認為——有神的大眼，清秀的眉毛，輪廓分明的鼻子和嘴，方正的前額，以及高大厚實的身板，使他渾身上下透著一股俊氣。 …

“那麽，我們開始吧。”老板既像是對大家又像是對店長說道，接著從兜里掏出一個筆記本。店長放下正端著的一杯果汁，把胸挺了起來： 

“今天把大家招集起來，是希望聽聽大家對店里工作的意見。‘味道園’搞得好搞不好，靠著在座各位的協助。大家認為我們店還有哪些方面存在問題要改善——服務方面也好，菜肴方面也好，歡迎直接了當，不留情面的提出來。”他用期待的目光掃視著每一個人：“談談吧，請都談一談！” 

片刻的寧靜顯視著二十來個大腦正進行著緊張的思索。

 …

“星期三晚上咱們店要開個會，你來參加嗎？” 

開會？沒想到在日本，在味道園又聽到了這個詞。可為什麽要開會，怎麽個開法呢？正因為一無所知，反倒引起了我的好奇。 

“行呀，我參加。”

“地點就在車站左邊那個叫‘白十字’的咖啡館。6點半，準時！” …

作為飯店的服務員，與各種各樣的來客交談是常有的事。尤其我胸前那塊姓名牌明明白白標誌著我是個“老外“，於是更引得客人們喜歡我拉話。

“你不是日本人？”

“是的。我是中國人。”

“哦，是從臺灣來的還是從香港來的？”

“都不是，是從北京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