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啊，二樓確實是個問題。”店長沈吟著。 

“這樣試試看好不好。”穿著筆挺西裝，戴眼鏡的高木君忽然開口了：“星期天，廚房里的各種準備工作——該洗的，該切的，都提前多準備出來一些。這樣，在二樓最緊張的時候，就可以臨時抽出一個人手去幫忙。等高峰過去了，再回到廚房來。”他說話的聲音不大，但字字清晰。他長得像個電影演員——大家全這麽認為——有神的大眼，清秀的眉毛，輪廓分明的鼻子和嘴，方正的前額，以及高大厚實的身板，使他渾身上下透著一股俊氣。 

他是個獨生子，今年二十二歲，是上智大學歷史系三年級的學生。他的家經營著一個豪華的“生魚片“餐館。父親已經答應明年送他去美國留學，並為他支付一年二百多萬日元的學費。這麽一位“公子哥兒”怎麽也來打工呢？他告訴我：

“我想多了解一些社會，也想有意識地鍛煉鍛煉自己。” 

“你到美國以後，還打算做打工嗎？” 

“當然。我要用自己的勞動掙生活費，就跟你現在一樣。”

這位家里的“嬌少爺”，在味道園從來也是“指到哪兒打到哪兒”，髒活兒累活全不含糊的。 

“對，這倒也是個辦法。”店長點頭道。 

“另外，工作方法還可以再研究研究。”早稻田大學法律系的二年級學生大上君發言說，“我看二樓應當有個人專門負責從升降機里取菜和跟桌子對號的工作。其他人光管給客人送就可以這樣做，恐怕可以減少混亂擁擠，也能節約時間。”

大上君雖然才剛二十一歲，卻常常能提出些高明的見解。他穿著一件織著花紋的鐵灰色毛衣，那毛衣的顏色和他那雙精明的眼睛，透露出一種深沈而又正直的氣質。它甚至會使你聯想到“法律”二字的嚴峻與公正。 

“你很想當律師，是嗎？”我曾問過他。 

“是的，那是一種神聖的工作，需要正義感和勇氣。不過要當上一個律師極難極難，得通過日本國內難度最大的考試。而且，所有學法律的人之中，僅僅只有2％的人能夠取得參加律師考試的資格。” 

“如果將來當不上律師，學法律不是白搭了嗎？”

“不能這麽說。日本是個法制國家，幹什麽都不能不懂法律。比方要開辦一個公司，就需要大量的法律知識……”於是他這個“法”那個“法”地說了一大堆，弄得我暈頭轉向。末了他來了一句： 

“你們中國不也是這樣嗎？” 

“啊——哦，對對對。”我也不知地點頭好還是搖頭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