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文化認同是政黨認同的核心要素。中國共產黨致力於推進馬克思主義與中國文化的價值契合。近代的民族屈辱使中國被迫開啟了現代化進程，「師夷長技以制夷」不僅表明了中國人學習西方的態度，更宣誓了中國人抵抗西方的民族決心。屈辱的民族傷痛使我們始終處於既學習西方技術和制度又反叛西方本體文化的矛盾當中。十月革命的成功，中國人發現了一種既批判西方文化精神、又能指導中華民族實現現代性文化構建的理論樣態——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文化精神既契合了中國人集體本位的價值情愫，又規避了中國在「西化」現代性選擇中的矛盾心理，進而開啟了中國歷史上一段全新的現代性啟蒙敘事。

(二)中華民族共同體文化認同的構建路徑…

從哲學視角看，「認同」具有兩重含義：一是指「認可、肯定、贊許」之意，表示以自我認知和評價系統為標準對差異性他者的肯定性理解。二是指在交往實踐中，表征著具有同質性和異質性的主體求同存異和相互融合的過程。這兩重含義都蘊含著對多樣性的容忍和對他者的贊許與肯定，具有「二位一體」的特質。文化認同對於中華民族的健康發展有著根本的意義。習近平同志明確提出：「文化認同是最深層次的認同，是民族團結之根、民族和睦之魂。」(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第253頁)文化認同在中華民族共同體完整的認同體系構架中具有基礎性地位，是對中華民族共同體文化構建的實踐證成。

(一)文化認同在中華民族共同體中的基礎性地位…

(三)「我們往哪里去」：中華民族對共同體發展方向的文化導引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使中華民族具備了「民族國家」的合法政治外觀，也成為名副其實的「國族」。盡管中國沒有遵循西方民族國家的話語邏輯和建構範式，但當代中國作為一個現代國家，不但具有現代民族國家的公共特質，而且厚植於五千多年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是現代民族國家與從未斷層的歷史文明的復合體。英國學者馬丁·雅克認為：「世界上有許多種文明……但中國是唯一的文明國家。中國人視國家為文明的監護者和管理者的化身，其職責是保護統一。中國國家的合法性深藏於中國歷史中，這完全不同於西方人眼中的國家。」…

(二)「我們是誰」：中華民族共同體對文化身份的價值甄別

相對封閉的生存發展環境容易使各民族停留在本民族的「小民族主義」，局限於「夷夏之防」的民族文化等級觀念和對抗意識，難以形成中華民族「大我」的整體性價值自覺，甚至將「我是誰」和「我們是誰」對立開來。近代西方的堅船利炮和文化入侵使中國面臨亡國滅種的民族危機，在抵抗外民族的侵略擴張和救亡圖存的歷史實踐中，各民族關於「我們是誰」的文化身份才逐漸清晰起來。…

地理空間的互嵌性佈局呈現出中華民族共同體文化生長的自然邏輯。中國地理空間廣袤且環境複雜，海拔由西向東順次遞減，西北部的戈壁和西南部的高原孕育了蒙、藏、維等獨具特色的少數民族文明，中原及東部沿海的平原地帶則為漢民族的繁衍生息創造了良好的條件，西南山區是眾多少數民族的集散地，東北地區的白山黑水則成為滿、回、朝鮮族的棲息地。「自然條件，一個民族國家的地理特征，對民族的歷史生活過程有著最強烈的影響。」(郭聖銘、王晴佳，第220頁)獨特的自然地理環境孕育了不同民族獨特的文化形態，但歷次的政治動蕩和人口大遷徙使各民族走向交往融合，憑借人口流動、族際通婚等方式，各民族形成了地理分布互嵌的居住格局和血緣交融的親緣格局，為各族文化的交流、互認和融合奠定了基礎。…

第二，從政治和文化雙重屬性的互構邏輯看，中華民族共同體是建立在高度政治覺解和文化認同基礎之上的「國族共同體」。在政治屬性上，中華民族共同體是以中華人民共和國這一主權國家為載體的政治共同體。在文化屬性上，中華民族共同體是以中華兒女共同認可和遵循的中華文化為紐帶構建起來的文化共同體。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政治認同標示著成員對共同體的法權和組織認同，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文化認同表征著對共同體的價值和心理認同。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聚合起的中華民族之所以能構建「共同體」，就在於其政治取向代表了中華民族的歷史精髓和文化走向，形成了中華民族共同體政治認同和文化認同的理想結構：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政治性構成了文化歸屬的基礎底色；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文化屬性亦對其政治認同具有價值滋養效應。因此，中華民族共同體是以政治認同為基礎的國家成員和以文化認同為基礎的華人群體的有機統一。…

從邏輯意義上講，民族共同體就是沿著「血緣－地緣－文緣」的遞進模式而構建起來的。民族共同體發端於共同的血緣紐帶，在共同生活的地緣聯系中形成了彼此承認的語言文字、風俗習慣與利益聯系，進而在長期的歷史積澱中形成了共同的歷史傳統與文化記憶，塑造著全體成員的文化生命，成為一個民族區別於其他民族的文化標識。

中華民族共同體是一個具有普遍性與特殊性雙重特征的民族共同體。中國的民族國家構建依憑的不是國家的政治強力，而是中華民族各成員對中華文化的深度認同。中國自古以來奉行王朝國家的構建模式，雖然產生過「華夷之辨」的歷史分殊，但中華文明的包容性特質亦希望憑借文明的吸引力來實現「華夷融合」。正所謂「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

人類社會始終致力於對共同體價值的理論籲求和實踐探尋。古希臘亞里士多德的城邦政治學就曾率先發出了對「共同體」的價值追問：我們需要何種城邦共同體以實現正義、民主和公共善?亞氏指出：「當多個村落為了滿足生活需要，以及為了生活得美好結合成一個完全的共同體，大到足以自足或近於自足時，城邦就產生了。」(《亞里士多德全集》第9卷，第5－6頁)德國社會學家滕尼斯提出了「共同體」與「社會」的區分，他認為「共同體是持久的和真正的共同生活，社會只不過是一種暫時的和表面的共同生活」。(滕尼斯，第54頁)社群主義基於對西方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的批判，試圖以「共同體主義」整飭西方現代性文化取向，提出將「個人責任的行使必須納入社會責任的框架，因為我們的行為只有在兼顧我們與他人的關係時才可取得最顯著的效果」。…

一般說來，敘事結構表征著對一種命題進行闡發的內在邏輯框架和自洽的言說方式，是由敘事要素排列組合而成一個完善的系統。文化敘事結構就是對這一命題的框架結構進行系統而周密的文化哲學闡釋，從中找到其內在文化機理和價值表達方式。當前學界對「中華民族共同體」也做了許多文化視角的研究，但多聚焦在文化認同、文化路徑等具體層面，當下我們亟需對中華民族共同體文化敘事結構進行整體性表達，進而構建對中華民族共同體進行系統闡釋的文化哲學話語。…

摘要：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的重要內容。中華民族共同體呈現的是多維度、多層次的總體性共同體樣態，其中各民族共同的文化認同與價值持守是其核心的凝聚方式，也是「共同體」存在樣態生成發展的關鍵。在長期的歷史文化積澱中，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了自身獨特的文化敘事結構： 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文化本質是孕育其生成發展的文化底板，反映了中華民族對共在生存智慧的價值自覺，並構成這一文化敘事結構的邏輯起點； 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文化標識作為中華民族區別於其他民族的根本特質，孕育了民族的根基與靈魂，同時承載著對文化身份的歷史探尋和時代思考，並構成這一文化敘事結構的價值基礎；而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文化認同表達著中華民族共同體文化構建的價值聚合方式，彰顯了在中華民族共同體「五大認同」中的基礎性地位，因而構成這一文化敘事結構的實踐旨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