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社會始終致力於對共同體價值的理論籲求和實踐探尋。古希臘亞里士多德的城邦政治學就曾率先發出了對「共同體」的價值追問：我們需要何種城邦共同體以實現正義、民主和公共善?亞氏指出：「當多個村落為了滿足生活需要，以及為了生活得美好結合成一個完全的共同體，大到足以自足或近於自足時，城邦就產生了。」(《亞里士多德全集》第9卷，第5－6頁)德國社會學家滕尼斯提出了「共同體」與「社會」的區分，他認為「共同體是持久的和真正的共同生活，社會只不過是一種暫時的和表面的共同生活」。(滕尼斯，第54頁)社群主義基於對西方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的批判，試圖以「共同體主義」整飭西方現代性文化取向，提出將「個人責任的行使必須納入社會責任的框架，因為我們的行為只有在兼顧我們與他人的關係時才可取得最顯著的效果」。(科爾曼，第128頁)

社群主義雖然對自由主義起到了一定的規制效用，但其現實基點並未擺脫「個體原子化」的藩籬。而在馬克思哲學視域中，共同體關係著人以何種方式實現類群價值確證的問題。馬克思在批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帶來的「私人性生存」中，主張以真正的共同體克服人的異化狀態，推動「自由人的聯合體」的實現，這是馬克思共同體思想的基本價值追求。馬克思哲學在反思個體與共同體的關係問題時，努力探尋個體與共同體之間應然的價值張力，旨在實現對人的社會性存在方式的積極確證，即「只有在共同體中，個人才能獲得全面發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說，只有在共同體中才可能有個人自由。」(《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199頁)消滅不合理的社會分工及其私有制根源，讓人的力量重新駕馭資本的力量，推動建構「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同上，第422頁)的理想共同體，這彰顯了馬克思哲學內在的「共同體精神」。

基於馬克思哲學的共同體精神和人類歷史對共同體的價值求索，我們認為共同體表征著人克服個體局限，去追求共生、共在和共同創造的價值生存方式，是人的社會生存方式的本質性確證和價值性升華。如果從共同體連接紐帶的價值序列來審視，則呈現出了「血緣－地緣－文緣」依次遞進的模式。血緣共同體訴諸人的物質性存在，依憑人的生理特質紐帶，表征著人因血緣關係而發生的生命聯系；地緣共同體訴諸人的社會性存在，依憑人的生活地域紐帶，表征著人因共同生活場域而發生的社會聯系；文化共同體訴諸人的文化存在，依憑人的共同精神紐帶，表征著人因共同的歷史文化記憶、風俗傳統、生活方式而發生的文化聯系。「精神共同體在同從前的各種共同體的結合中，可以被理解為真正的人的和最高形式的共同體。)」(滕尼斯，第65頁只要人與人之間形成了共同的精神文化依賴關係，共同體的聚合就意味著生活於其中的不同個體的精神豐盈、價值富足與文化認同，共同體的解體就意味著生活於其中的不同個體的價值失落、道德貧瘠與文化歸屬缺失，甚至會導致整個文明的解體。

鄒廣文，1961年生，內蒙古赤峰人，清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入選中宣部全國文化名家暨「四個一批」人才，享受國務院頒發的政府特殊津貼。兼任中國辯證唯物主義學會副會長、中國經濟哲學研究會副會長、北京市哲學教學研究會副會長、中國文化管理學會學術委員會主任委員等。主要研究領域為哲學基礎理論、文化哲學以及當代社會發展理論。（來源：《哲學研究》2021年第11期 / 2022-03-05 爱思想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