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說來，敘事結構表征著對一種命題進行闡發的內在邏輯框架和自洽的言說方式，是由敘事要素排列組合而成一個完善的系統。文化敘事結構就是對這一命題的框架結構進行系統而周密的文化哲學闡釋，從中找到其內在文化機理和價值表達方式。當前學界對「中華民族共同體」也做了許多文化視角的研究，但多聚焦在文化認同、文化路徑等具體層面，當下我們亟需對中華民族共同體文化敘事結構進行整體性表達，進而構建對中華民族共同體進行系統闡釋的文化哲學話語。

在這里，我們擬從三個向度來闡發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文化敘事結構：首先，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文化本質孕育其生成發展的文化底色，是中華民族共同體文化敘事結構的邏輯起點；其次，在對中華民族共同體文化標識的價值追問中，承載著對中華民族共同體文化身份的歷史探尋和時代思考，構成了中華民族共同體文化敘事結構的價值基礎；再次，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文化認同表達著中華民族共同體文化構建的價值聚合方式，彰顯了在中華民族共同體「五大認同」中的基礎性地位，構成了這一文化敘事結構的實踐歸宿。

一、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文化本質

中華民族共同體就其文化本質而言，即是以「共同體」為依托而對中華民族所進行的持續文化塑造，其中反映了中華民族對共在生存智慧的價值自覺，表達了對中華民族總體性文化聚合力的價值訴求。中華民族的價值自覺程度，表征著「共同體」的認同水平和構建質量。

「共同體」體現了人類社會的共在生存智慧，回應了人類對「我們如何能在一起」的終極追問。人是一種社會性存在，需要在各種社會關係的交往中審視評價社會與自身，社會關係的聚合方式及其水平決定了個體看待世界的方式。在漫長的歷史發展中，人類形成了各式各樣的共同體。從共同體的連接紐帶來看，大抵可分為血緣共同體、家緣共同體、業緣共同體以及各種層面的利益共同體；從共同體的聚合範圍來看，則有家族共同體、民族共同體、國家共同體乃至人類命運共同體等；從共同體的涵攝領域來看，又包括經濟共同體、政治共同體、文化共同體等。隨著現代社會的發展，全球化超越了民族地域界限，壓縮了時間和空間，使得人才、技術、資本和商品在全球範圍內自由流通。然而，市場經濟的利益最大化信條催生了「私人化浪潮」，它帶來了選擇的自由、支配的樂趣、嘗試各種生活方式的機會以及自我價值的認同，甚至在不同主體的矛盾衝突中導致既有共同體的破壞乃至瓦解，「我們如何能在一起」成為緊迫的時代課題。正如《共同體百科全書》所說：「我們生活在這樣一個時代，對共同體的需求在增長，同時又感覺到共同體的衰落。然而，人們從未像今天一樣，如此努力地構建、復興、尋找和研究共同體。」(Christensen and Levinson［eds.］，p.1)

鄒廣文，1961年生，內蒙古赤峰人，清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入選中宣部全國文化名家暨「四個一批」人才，享受國務院頒發的政府特殊津貼。兼任中國辯證唯物主義學會副會長、中國經濟哲學研究會副會長、北京市哲學教學研究會副會長、中國文化管理學會學術委員會主任委員等。主要研究領域為哲學基礎理論、文化哲學以及當代社會發展理論。（來源：《哲學研究》2021年第11期 / 2022-03-05 爱思想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