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邏輯意義上講，民族共同體就是沿著「血緣－地緣－文緣」的遞進模式而構建起來的。民族共同體發端於共同的血緣紐帶，在共同生活的地緣聯系中形成了彼此承認的語言文字、風俗習慣與利益聯系，進而在長期的歷史積澱中形成了共同的歷史傳統與文化記憶，塑造著全體成員的文化生命，成為一個民族區別於其他民族的文化標識。

中華民族共同體是一個具有普遍性與特殊性雙重特征的民族共同體。中國的民族國家構建依憑的不是國家的政治強力，而是中華民族各成員對中華文化的深度認同。中國自古以來奉行王朝國家的構建模式，雖然產生過「華夷之辨」的歷史分殊，但中華文明的包容性特質亦希望憑借文明的吸引力來實現「華夷融合」。正所謂「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論語·季氏》)，文化認同始終是聚合中華民族的核心紐帶。中華民族兼具政治與文化的雙重屬性。相比於政治屬性，中華民族的文化屬性更為明顯。在以文化屬性界定中華民族時，亦曾出現表達民族復仇情緒的「小民族主義傾向」。近代革命黨人把對封建遺毒的仇恨傾瀉到清王朝身上，喊出了「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口號。隨著西方殖民者對我國國土的踐踏和民族文化的侵略，在巨大民族危機面前我們獲得了前所未有的中華民族文化身份認同。孫中山放棄了「驅除韃虜」的口號，倡行「五族共和」，含括各少數民族的大民族情懷取代了「中華民族等同於漢族」的小民族情結，「華夷之辨」的民族歧視觀逐漸被中華民族團結禦侮的民族融合觀所取代。正如費孝通先生的經典判斷：「中華民族作為一個自覺的民族實體，是近百年來中國和西方列強對抗中出現的，但作為一個自在的民族實體則是幾千年的歷史過程所形成的。」(費孝通)民族危亡關頭最能催發深刻的民族自覺意識，近代以來刻骨銘心的民族記憶也成為中華民族共同體塑造的歷史依據。

中華民族共同體是以「共同體」名義對中華民族進行的文化塑造，是中國共產黨人在對中華民族歷史文化積累的深入研判、對近代中華民族亡國滅種的深刻反思、對新時代中華民族走向偉大復興宏偉願景的深邃洞察中所得出的重大民族構建方略。構建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實質在於以共同的歷史記憶喚醒各民族共同的文化生命，激發中華兒女對民族身份的認同，凝聚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強大精神合力。基於此，我們可以從三個維度具體理解「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文化本質：

第一，從生成發展機理看，中華民族共同體是各民族在長期交往實踐中文化認同的結果。首先，工業文明的演進推動著以血緣為核心的地域性族群共同體向以文化為核心的國家性民族共同體的躍遷。工業文明開辟了民族交往和融合的全新視界，特別是當中華大地在殖民者的強權下被迫開啟工業文明進程時，中國各民族在救亡圖存的共同信念中強化著彼此間的交往與認同，生成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公共意識與價值理想。其次，中國各民族「互嵌式」的交往實踐格局有利於中華民族共同體的生成和凝聚。在長期的歷史發展中，中國各民族不僅形成了交錯雜居的空間互嵌情境，而且形成了相互依存的經濟共生關係，使各民族彼此理解和承認各自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誰也離不開誰」的互構關係。再次，民族交往推動了人們對中華民族理解方式的價值躍遷。在共在生存中，人們超越了實體性思維方式，從關係性思維上把握中華民族的共同命運，將「中華民族」視為各民族文化生命在交往中互動、共生和創造的價值依托。

鄒廣文，1961年生，內蒙古赤峰人，清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入選中宣部全國文化名家暨「四個一批」人才，享受國務院頒發的政府特殊津貼。兼任中國辯證唯物主義學會副會長、中國經濟哲學研究會副會長、北京市哲學教學研究會副會長、中國文化管理學會學術委員會主任委員等。主要研究領域為哲學基礎理論、文化哲學以及當代社會發展理論。（來源：《哲學研究》2021年第11期 / 2022-03-05 爱思想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