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村的「場所哲學」的另一個主題就是對「臨床之知」的論述。維柯對笛卡爾「批判法」的批判，從知識論的角度看，就是對「批判法」所追求的「科學之知」的霸權地位的批判，也就是說，維柯主張通過「論題法」追求處理生活的具體問題的「實踐之知」。維柯為了說明「實踐之知」的特征，還對近代醫學與傳統醫學的差異進行了分析，指出傳統醫學治療的現場性、醫生與患者的互動性等集中體現了「實踐之知」的特征。如維柯在《我們時代的方法》中說：「今天我們是從那被發現的唯一真理，來推演我們的物理學論證的，然而症狀與診斷都是真似物，是經過長期的觀察得出來的。因此，正如培根所指出的，蓋侖醫學不可能靠三段論證來正確地推斷病因，我也可以說，新近的醫學根據連鎖推理來探究同樣也不行」[16]。…

中村雄二郎[13]的哲學研究起步很早，而其思想的成熟當在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這一時期出版的《共同感覺論》、《場所論》、《西田幾多郎》以及《什麽是『臨床之知』？》等集中體現了其哲學思想的基本特征，也奠定了他作為日本當代著名哲學家的地位。…

培根雖然在「批判法」之外，給了「論題法」一定位置，但此「論題法」畢竟是附屬性質的，也就是說，只有在它服務於對自然的研究時它才是有意義的。說到底，培根與笛卡爾一樣推崇自然之「知」而輕視人文之「知」，推崇理論真理而貶斥實踐真理。

維柯的思想並不是從外部，即人文主義的立場對17世紀的「科學革命」做出反駁，而是在充分認識到「科學革命」的成就和意義基礎上，對其局限性做出的敏銳洞察和分析。具體而言，維柯擔憂的是將幾何學的方法和規則簡單地導入自然學領域，以及由此導致的將數學的世界與自然的世界相混同的危險。幾何學的方法是數學家建立起來的，只能適合於數學的世界，而自然學領域則必須有自然學獨自的方法。如果無視這一點，將幾何學的方法機械地運用於自然領域，就會把兩者視為同質的存在。…

對此，維柯提出，笛卡爾的真理觀，也即普遍的、超越時空的真理觀只是一種妄想。為了尋找學問的正當性的依據，我們必須探明其歷史的由來。例如，基於演繹的數學方法確實是可靠的。但其中有一個隱含的前提，即我們能夠對數學命題進行論證，是因為它們是我們人類創造出來的東西。即我們能夠正確把握的東西只是我們自己創造的東西。這就是維柯的著名命題「真理即創造之物，創造之物即真理」（Verum et factum convertuntur）[5]的由來。按照這一原理，數學因為完全是人構築起來的知的體系，所以其真實可靠性最值得期待，而政治學（歷史學）其次，自然學（物理學）因為具有最多的非人為的質料，所以其真理性最低。但是，正如數學只能描述螞蟻的運動而不能明白螞蟻作為生命的意義一樣，我們通過數學方法對自然物的認識只是一種橫截面的、靜態的、抽象的認識，遠遠不能窮盡自然物的真實。維柯基於對人類理性的界限的清醒認識，對科學獨斷論、理性萬能論提出強烈質疑。…

維柯（Giambattista Vico,1668-1744）是生活於17世紀末、18世紀初的意大利哲學家[1]。維柯之所以在哲學史上留下痕跡、並在20世紀重新引起哲學界的注目，是因為在科學理性開始獲得思想界霸權地位的當時，他強調歷史、政治、法律、哲學等人文學科的價值，在研究方法上強調古希臘以來的「論題（topica）法」的意義，反對將笛卡爾的「批判…

各位朋友，各位同仁，其實神話從未離開過我們。瑞士心理學家榮格，曾給我們完整地論述過，在人類的生命和歷史記憶中，集體無意識的存在。同樣，無論是東方的神話，還是西方的神話，作為人類最古老的原生記憶，毫無疑問它至今依然存活在我們不同民族的文化基因中。說到這里，我想告訴大家的是，在東方神話里，特別是在古老的中國各民族神話價值體系中，一直倡導著一種樸素的哲學思想，那就是對自然的尊崇，對神靈和英雄的敬畏以及對不同個體生命的熱愛。



而當我們今天再一次閱讀或者傾聽這些來自久遠的神奇故事時，我們會驚奇地發現，似乎這些神話早就預言著什麽。人類作為這個地球上的物種之一，他從來就不是孤立存在的，所有的生物的生命延續都是相互依存的，這一點已經是不爭的事實。許多古老的神話都給了我們一個啟示，那就是要善待別的生命和物種，而只有這樣，人類和地球的未來才充滿著希望。天人合一的思想，在中國古代神話中隨處可見，這對於處於二十一世紀的今天，無疑具有特殊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