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此，維柯提出，笛卡爾的真理觀，也即普遍的、超越時空的真理觀只是一種妄想。為了尋找學問的正當性的依據，我們必須探明其歷史的由來。例如，基於演繹的數學方法確實是可靠的。但其中有一個隱含的前提，即我們能夠對數學命題進行論證，是因為它們是我們人類創造出來的東西。即我們能夠正確把握的東西只是我們自己創造的東西。這就是維柯的著名命題「真理即創造之物，創造之物即真理」（Verum et factum convertuntur）[5]的由來。按照這一原理，數學因為完全是人構築起來的知的體系，所以其真實可靠性最值得期待，而政治學（歷史學）其次，自然學（物理學）因為具有最多的非人為的質料，所以其真理性最低。但是，正如數學只能描述螞蟻的運動而不能明白螞蟻作為生命的意義一樣，我們通過數學方法對自然物的認識只是一種橫截面的、靜態的、抽象的認識，遠遠不能窮盡自然物的真實。維柯基於對人類理性的界限的清醒認識，對科學獨斷論、理性萬能論提出強烈質疑。

在維柯看來，對於人的實踐活動而言，只是「批判」是遠遠不夠的。在人的語言活動和思維活動中，除了「批判」，還必須有作為「發現」技術的「論題法」。如果說「批判」代表的是科學理性、理論理性，那麽「論題法」就代表生活的智慧、實踐理性。如維柯在《論我們時代的研究方法》中說：「批判方法可能是真實演說的藝術，而論題法則是雄辯演說的藝術」，「批判方法使我們占有真理，而論題法則使我們善於辭令」[6]。

對「批判法」與「論題法」的區分並不是到維柯才出現的，早在古代羅馬的辯論術的傳統中就有了類似的思想。按照亞里士多德的定義，「論題」決定著在進行議論之時，此議論與多少事情以及與何種類的事情發生關聯，還包括話題將如何開始為宜等。按照他的說法，推論分為兩種：論證式的推論與辯論術式的推論。前者從確定的真理出發，後者則以多數人相信的常識為基礎。而「論題法」的對象顯然是後者。具體的推論過程包括：發現、配列、設問。即「當一個人欲發問時，需要經過以下三個階段：第一，發現論題所在，從而推導出辯證術的推論；第二，在心中將諸問一一配列；第三，最後將這些問題在許多人面前表達出來」[7]。可見，在論題法中，「發現」處於非常重要的地位。西塞羅在《論題法》中說：「一切嚴肅的辯論法皆有兩個部分，其一為發現的部分，其二為判斷的部分」[8]。而且，在西塞羅看來，從事物的本性來看，論點的發現應該先於對其真理性的判斷，亦即「發現法」在自然的順序上先於「判斷法」。

可見「論題法」即對個別問題或題目進行具體的分析考察與陳述的方法。此「論題法」又被稱為「場所論」。這是因為「論題法」的第一步就是發現論題之「所在」，也就是「場所」（topos ，拉丁語locus）。當然這里的「場所」不是物理意義上的空間場所，而是指蓄積於記憶中的諸種論點、論據和常識等。將「論題法」與場所論明確地結合在一起的是西塞羅。「正如知道了隱藏的場所就容易知道隱藏的東西一樣，如果我們要進行充分的議論，就必須知道關於這一問題的論題之所在」[9]。場所論所蘊含的哲學內涵在現代哲學中被人們所重視，也是日本當代的「場所哲學」的理論源頭。

修辭學之祖蘇格拉底曾將高超的論辯的智慧稱為「哲學」，可見哲學原本是與修辭學、論辯術密不可分的。在所謂近代意義上的客觀的、科學的「知」之外，還有著古老的論辯的、實踐的「知」的傳統。這一傳統直到近代也不絕於耳。如培根作為科學之「知」的倡導者與歸納法的發現者而為人所知。但同時他也是傳統的「論題法」的繼承者與革新者。在《學問的發達》一書中，培根對古典修辭學的「五段論法」中的「發現」做了新的闡述，將「發現」劃分為「技術與諸科學的發現」與「論題、論點的發現」。雖然培根註重第一類的、對未知進行探究的「發現」的意義，但他仍然承認第二類的探究的價值。在培根看來，其價值就在於在對具體問題進行考察和表述過程中，能夠從我們的知識庫中迅速地找到需要的知識。而且，因為第二類的發現與特殊領域的素材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所以它也可以成為自然研究方法的一部分[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