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4月上旬的某天早晨，我要在北京農展館以西的使館區辦事。時間似乎有些緊張，沒有從北京大學直達使館區的地鐵，想了一會兒，決定打車走。約會是9點鐘，我想7點50分出門應該來得及，可沒想到到達時間居然是9點30分。因此我感到非常慚愧。

淺析一下，遲到的原因有三個：一、堵車，北京早上從西到東的車流總處於崩潰狀態；二、我判斷錯了。既然時間顯得比較緊張，在預料到早上堵車的情況下，就應該先打車到蘇州街站，坐地鐵10號線到北京農展館站，然後再打車，雖然很麻煩，但這樣估計9點鐘左右能到，又省了錢（那樣走共50元，這樣走共22元）；三、出租車司機的判斷錯了。不知為什麼他選擇的路，堵得相當厲害。…

2009年底，我在北京參加了有關“媒體倫理”的國際會議。倫理不僅在中國，在當代，在媒體領域存在，也是跨越時間、空間和分野的話題。就會議的切入點而言，面對著龐大的話題，以小見大是個前提。最引起我注意和關心的是：中國記者“拿紅包”的問題。它反映著今天中國記者的現實和困境，作為分析的案例，再好不過了。

不管是剛入行的還是資深的，拿過紅包的還是沒拿過的，現場的媒體從業者們為“記者該不該拿紅包”這個問題花了很長的時間和很大的精力，爭論得相當激烈。說明大家經過親身的體驗，有很多話要說。

一位資深媒體人指出：一個同行曾這樣形容過輝煌的過去，“我在××年前，一個月就有1萬多元的紅包了”，我還能記起這個同行驕傲得意的表情。…

不管是男人還是女人，都是在同一個環境下長大、生存的中國人。就女性而言，一般公眾和運動員都似乎具備基本的時尚和審美觀念。外國男人對中國女性的評價是很高的，這種好評不僅是針對那些演員或歌手，更多是對不分地理位置和社會地位的龐大女性群體。女性能做到，男性憑什麼做不到？我曾懷疑我的觀察和看法本身有問題，但後來問了其他老外，他們幾乎無一例外地同意我的看法，包括女性。我也問過中國的女性，她們也基本同意我的觀察——中國男人普遍缺乏時尚感和審美觀。那麼，我的問題意識至少不是自以為是的，是帶著一定的社會性存在著的。中國男性（請允許重申，我說的都是相對的，具有良好時尚感和審美觀的中國男人也有）值得思考上述問題，那麼，我想，對此進行思考的一個線索，恐怕就可以從林丹開始。…

廣州亞運會羽毛球男單決賽，林丹激戰三局，打敗了馬來西亞的李宗偉。林丹在隨後接受電視采訪時說：“我很開心，很開心，我實現了，實現了！”在祖國舉辦的亞運會上首次奪得冠軍，林丹實現了個人職業生涯的大滿貫——奧運會、亞運會、世錦賽、湯姆斯杯和蘇迪曼杯全部奪冠。再次祝賀林丹。

林丹奪得勝利，非常興奮，就像奧運會取得冠軍後把鞋子扔送給觀眾們一樣，他把上衣脫光，將在比賽中所使用的毛巾等物品也送給了觀眾們。他很會為粉絲服務呢。聽說，他脫光衣服後，現場所有女球迷都瘋了。不難想象，她們覺得林丹太帥了——白色的皮膚、強壯的肌肉、乾凈的面孔、精煉的動作，實在帥到無以復加的地步。假如我是女人，我也一定會喜歡上他，深深地迷戀他。幸虧我是男人，看待並分析他的時候還能帶點客觀和冷靜。…

據悉，中國媒體從業者的平均月薪大概在3500元左右，即年薪4萬元左右，收入數一數二的報社平均收入大概是10萬左右。當然有更高的和更低的，即使在一個報社或電視臺裏，其收入也不均衡。據我在華的六年生活以及與媒體密切交往的經驗，從工作壓力和收入水平看，媒體從業者是最為辛苦，令人感到可憐的群體之一。中國很多大學開設新聞學專業，許多學生願意學新聞，抱著希望走進新聞行業，說明這行還是有吸引力的。不過，在今天中國的體制下，媒體又是最難做的行業之一，直接受到體制的影響而被管制最多。連我也經歷過一些，這個不能做，那詞不能寫，這塊不能碰，這個要刪，那篇不能登………

對於生活已有七八年的北京城，我始終無法擺脫一種感覺，即可惜，可惜在於城市運轉的暢通度很落後。如今，北京市民的生活壓力前所未有的巨大，其程度絕不亞於其他國際大都市，包括東京。壓力來源之一，在我看來，明顯是城市運轉的不暢通。

“不暢通”牽涉到：淩晨、上午、中午、下午、傍晚、晚上、半夜；學校、醫院、政府樓、寫字樓、馬路、地鐵、火車站；堵車、搶位、插隊、強盜、闖紅燈、官僚化手續。無論時間、地點還是原因，不暢通發生的背景錯綜復雜。這一狀況在北京奧運的前後也幾乎沒有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