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悉，中國媒體從業者的平均月薪大概在3500元左右，即年薪4萬元左右，收入數一數二的報社平均收入大概是10萬左右。當然有更高的和更低的，即使在一個報社或電視臺裏，其收入也不均衡。據我在華的六年生活以及與媒體密切交往的經驗，從工作壓力和收入水平看，媒體從業者是最為辛苦，令人感到可憐的群體之一。中國很多大學開設新聞學專業，許多學生願意學新聞，抱著希望走進新聞行業，說明這行還是有吸引力的。不過，在今天中國的體制下，媒體又是最難做的行業之一，直接受到體制的影響而被管制最多。連我也經歷過一些，這個不能做，那詞不能寫，這塊不能碰，這個要刪，那篇不能登……

因此，記者們的壓力之大可想而知。之所以壓力很大，是因為他們有純粹的理想——想寫獨家的、有深度的、有趣的，又能給讀者帶來啟蒙和反思的新聞報道。新聞行業的特殊性在於，從業者都有一種責任意識：希望社會能夠健康發展，政府能夠做好決策，人民能夠過好日子。我相信，任何從業者至少剛入行的時候，都是對新聞這一行業抱有道德和良心的。因此，我不相信任何一位記者無理由地拿紅包，或者期待拿紅包。我還是只能從記者生存狀況的惡劣性和艱難性尋找原因，並切入這一問題的病狀何在。

參加完媒體倫理會議之後，我認為，對於新聞工作來說，理想和飯碗並存才是合理的。光指望記者的職業道德和良心遠遠不足以解決這一行業的任何問題，比如拿紅包。我舉一下祖國的例子。日本國民贊同兩個事實：一、新聞從業者很辛苦而勇敢；二、新聞工作者的收入很高。

我曾經問過許多日本長輩，“是什麼讓您下決心從事媒體行業的呢？”他們的回答幾乎高度一致：“二戰前的我國政府犯了錯誤，沒能阻止軍部的失控行為，結果發動了戰爭，戰敗之後，日本承受了侵略國的罪名和一片廢墟。那麼，我們要自問：當時媒體是幹什麼的？為何沒能阻止軍部，監督政府阻止軍部呢？媒體的責任絕對不能被忽視，必須被追問、處理。我們搞媒體，是為了再也不讓公權力失控、發動戰爭，盡可能讓政府少犯錯誤。我們不監督他們，誰來監督？社會憑什麼證明政府所說的和所做的總是正確的？”

日本媒體人似乎承擔著崇高的責任與使命，因此，拿的工資要合理。據我所知，在日本，剛入行的記者平均年薪大概為30—40萬人民幣，工作了10年之後，大概達到80—100萬。因此，日本記者沒有必要拿紅包，記者也不敢冒這個風險。假設A家報紙的記者拿紅包了，並被競爭對手B社發現了，A社的這條醜聞必將被B社曝光，A社的形象將受損、公信力將下降，甚至會陷入破產的危機。

日本記者每天工作15個小時以上，天天熬夜，幾乎沒有周末，承擔著巨大的社會壓力，有時其人身安全也受到威脅。這是由記者這一行業的性質所決定的。我在想，今天的中國記者難道不也是一樣嗎？每天承受著巨大壓力，有時人身安全受到威脅，一天工作15個小時以上，天天熬夜，沒什麼周末。我相信，幾乎所有中國媒體從業者對現實工作感到巨大壓力的同時，卻對未來感到不安，沒有什麼安全感。

我只是想說，拿出體制或發展中的瓶頸去辯解記者的生存狀況是無法解決問題的，是極為錯誤的。正因為體制在轉型，整個社會才需要保護記者的合法權利和保障其相對寬松的工作和生活環境。在老板與記者相互尊重、溝通的前提下，如何解決工資、社會保險、戶口等待遇問題是個起點。其次是記者要思考如何從獨立、客觀、批判性的角度寫好報道，做好自己的工作。在這個過程中，拿紅包也好，有償新聞也好，“記者腐敗”也好，都將自然而然地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