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底，我在北京參加了有關“媒體倫理”的國際會議。倫理不僅在中國，在當代，在媒體領域存在，也是跨越時間、空間和分野的話題。就會議的切入點而言，面對著龐大的話題，以小見大是個前提。最引起我注意和關心的是：中國記者“拿紅包”的問題。它反映著今天中國記者的現實和困境，作為分析的案例，再好不過了。

不管是剛入行的還是資深的，拿過紅包的還是沒拿過的，現場的媒體從業者們為“記者該不該拿紅包”這個問題花了很長的時間和很大的精力，爭論得相當激烈。說明大家經過親身的體驗，有很多話要說。

一位資深媒體人指出：一個同行曾這樣形容過輝煌的過去，“我在××年前，一個月就有1萬多元的紅包了”，我還能記起這個同行驕傲得意的表情。

散會後，我給一位“跑會議”的經濟記者打電話問：“你平時拿紅包嗎？”我們倆關系很熟悉，對方實話實說：“有，沒辦法，主辦方每次逼著我們接受，平均一次1000元吧。”接著問：“一個月大概拿多少？”對方想了一下回答說：“最多3萬吧，平均1萬左右。”

這正好與那位資深媒體人所說一致。這一情況在中國是否很普遍？我不敢輕易論斷。但行業內存在著一個公開的秘密：部分記者的紅包收入往往會超過工資獎金。雖然每一個地區和領域的實際情況不同，但所謂有償新聞似乎無處不在，每天都在發生。現實傳媒體制內編輯部與經營部混崗，這也是造成有償新聞屢禁不止的重要原因。它客觀上是一場雙贏交易，若給錢的和拿錢的角色之間不存在利害關系，雙方也不可能這麼做。拿紅包、收封口費、廣告版與新聞版混淆、新聞欄目拉企業贊助等，都是違反所謂“職業道德”的腐敗現象。

在那天會議上，所有參會者都達成共識，主張拿紅包是不應該的、不可以的，是違反了職業道德的不良而可恥的行為。不過，“應不應該”與“可不可以”是一回事，實際上“能否做到”是另一回事。光從職業道德觀察矛盾中的動態不合時宜，也無助於解決實際問題，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一極端特殊的體制下，更是如此。

同樣認為“記者不該拿紅包”的剛入行或地方的記者坦誠交待說：“我平時拿紅包。”理由是：“活動主辦方必須得讓我收，沒法拒絕”“我們的工資一個月才幾百塊，又沒什麼底薪，不拿紅包怎麼生活啊？”收入偏高的記者認為：“我們內部有個規定不可以拿紅包，一旦拿紅包了，不僅違背職業道德，還會降低報社的公信力”“我拿著中等偏高、能夠相對安穩過日子的工資，如果一個月只拿3000元敢這麼辛辛苦苦寫稿嗎？報社不會讓記者為那麼一點紅包拼搏，錢應該向老板要，不該向外界要”。還有一些其他說法：“作為記者，如果尊重自己，就不可能拿紅包，這是底線。連底線都沒有，憑什麼幹這活兒？”“我們不應該討論該不該拿紅包這一低水平的話題”等等。

我原來也知道中國媒體圈裏存在的紅包問題，但第一次這麼集中地聽到了記者們的心聲，覺得挺新鮮的。其中一部分認為：“該不該拿紅包不值得討論，沒什麼討論的必要，就是不應該。”但在我這個老外看來，不管是主動還是被動，願意還是不願意，記者拿紅包是個結果，是在當代中國社會普遍存在的現象。現象背後到底有著怎樣的秘密呢？

之所以讓我靜下來思考這一深層次的問題，是因為中國媒體記者的形象往往不受尊重，民眾甚至對“記者腐敗”表示反感、蔑視。這一現狀不應該持續下去。因為，無論如何，中國的新聞和言論空間只能往相對自由、開放，至少多元化的方向發展。長遠看，言論倒退只能造成更大、更多、更深的社會矛盾、經濟衰退和政治動蕩。在這個意義上，媒體記者的形象以及其報道公信力必須被保證、改進。假設媒體被定義為社會職業，而不是政治權力，它永遠是國民的代言人，換句話說，要為人民服務。

“記者為什麼要拿紅包？”體制原因、商業利益、東方文化、行業轉型、個人素質以及職業道德等等，可以找到許多原因，這些因素都在相互影響，不是相互制衡，而是相互勾結。不過，讓我感到最直接而深遠的原因是：記者的生存狀況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