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生活已有七八年的北京城，我始終無法擺脫一種感覺，即可惜，可惜在於城市運轉的暢通度很落後。如今，北京市民的生活壓力前所未有的巨大，其程度絕不亞於其他國際大都市，包括東京。壓力來源之一，在我看來，明顯是城市運轉的不暢通。

“不暢通”牽涉到：淩晨、上午、中午、下午、傍晚、晚上、半夜；學校、醫院、政府樓、寫字樓、馬路、地鐵、火車站；堵車、搶位、插隊、強盜、闖紅燈、官僚化手續。無論時間、地點還是原因，不暢通發生的背景錯綜復雜。這一狀況在北京奧運的前後也幾乎沒有變化。

城市為什麼如此混亂？生活為什麼如此緊張？居民為什麼如此壓抑？首先可以找到兩層原因：第一，北京正處於迅速崛起的發展階段，發展是硬道理，緊張也好，壓抑也好，都是必經之路，不可避免。第二，政府采取的公共政策、制度設計必須加以完善，那些既不合理又不人性化的政策和制度早晚需要加以改正。可是，運轉不暢通的責任僅僅歸結於國情和當局是很受局限的。本著這一立場，我要提出第三個層次，即公民社會對此非有所反應、有所付出不可，需以公民的力量提高城市運轉水平。

看看兩個比較典型的例子：

北京任何一個十字路口，都擁堵著汽車、自行車和行人。大家很忙碌，卻無序。政府作為“奧運政策”投入了大量的交通指揮員，十字路口的混亂得到了一定的緩解，產生了一種秩序，這是依靠自上而下的公共政策的“有序”。不過，它不是根本的改革，更不是健康的改良，無論是開車的、騎車的還是行走的，只要找到一點空間，或者指揮員不認真執行任務的時刻，就毫不猶豫地闖過去，然後覺得取得了勝利，給自己小小的生活安慰。

北京地鐵站可以用“人海”來形容，尤其在上班的高峰時間令人發悶。乘客們一邊註意自己的隨身物品不被偷盜，一邊對擁擠、郁悶的環境感到厭煩，匆匆忙忙地上車下車。某個星期一的早上，我從四惠坐到國貿，裏面擁擠得要命，沒法走到下車的位置。我下決心勉強、用力地擠過去。但緊接著大量的人沖上來。結果，我被擠到原來的位置。無可奈何，只好到下一站永安裏下車。返回國貿的時候發現，跟我遇到同樣尷尬局面的乘客還不少。偶然與原來北大的同學相逢，他對我唉聲嘆氣道，“本來是要開早會的，已經來不及了”。

我知道，在這裏拿出東京的經驗解釋北京的現狀也許是“犯規”的，兩國的國情不同，發展程度不同。我也知道，中國人是最討厭被日本人教育的。但我作為一個來自日本的老外，只能用親身的經歷去解讀眼前的現象，希望中國朋友能夠諒解。

東京任何十字路口也充滿汽車和行人，自行車少一些。與北京不同的是，市民是忙碌而有序的。我不覺得政府為城市運轉制定的規則比北京多，東京交通指揮員的人數也遠不如北京。

東京地鐵站同樣是個“人海”，其程度甚至超過北京。與北京不同的是，乘客從不擔心自己的隨身物品會被偷走，而是平靜地看書，各忙各的，互不幹涉。越是上班高峰期，秩序越井然有序。乘客們憑借日常經驗準確了解什麼時候、哪個車站很擁擠，無論是上車的還是下車的，都提前做好行為和心理上的準備。站在車門旁邊的乘客們，先主動下車，讓裏面下車的乘客下好車，確認沒有人要下車後，“率領”新乘客重新上車。大家早就達成了默契，不需要打招呼，更不需要表達謝意或歉意。

東京市民之所以如此扮演角色，恰恰是為了維護自己的合法利益和權利。大家都很清楚，不自覺遵守“潛規則”是犯規的，結果則是本人受損、吃虧。誰願意在交通堵塞、地鐵無序的地方生活呢？如果你想享受輕松、有序的生活，那麼，以先退一步的方式，求進兩步，抓住更多、更廣、更好的利益是應該達成共識的。動機是自私的，結果卻是和諧的。

話又回到北京，只有大家認識到以退為進這一潛規則的前提下，每一個市民的生活質量才能被保證。背後的邏輯是以人為本，思想則是和為貴。

其實，上述所說的“先退一步，後進兩步”歸根結底要探討的問題是：“禮讓”憑什麼？

我2010年以後經常回國，在日中兩國之間跑來跑去。早上還在東京坐著像蛛網一樣復雜的地鐵，用硬幣買票，必須看著地圖才能避免坐錯。下午已經到北京，拿著一卡通坐著相當熟悉的京城地鐵，感覺很奇特和別扭。

東京的地鐵只能用有序和安靜來形容。早晨的東京，比北京多得多的人在換乘通道上徹底分成左右兩邊走來走去，只有腳步聲。我最近一次是陪同一位中國高官訪日的，他看到這一場景嚇了一跳，並發現通道上只有自己的聲音。他說話聲音特別大，像在國內一樣不顧周圍大聲說話，結果被警察注意到，人家真以為破壞秩序的“瘋子來了”。

到了自動扶梯，左邊是站著用的，右邊是用來行走的，乘客們很默契，沒人違規。高官很不習慣，我站在左邊，他為了與我聊天，自然到了我右邊，結果把路堵上了，後面的人就開始用眼神罵他一頓，絕不開口。這就是無形中的壓力。

走到站臺，車來了，乘車高峰時間，車廂裏人特多，沒有空間。即將上車的乘客們自然排成兩隊，靠近車門但還不下車的乘客先主動下車，讓要下車的人先下車，然後接著上車，最後新來的乘客們上車，沒有造成任何矛盾和擁擠。

下午到了北京首都機場，先坐機場快線，到了三元橋站，換乘十號線，大概6點多，相當擁擠。不像東京乘客們那般默契，北京乘客的素質和意識五花八門，沒有一條有規矩的。要上車的人在車門的中間站著，阻擋著要下車的乘客，造成摩擦。原來靠近車門附近並不下車的乘客也不下去，堅決在那裏忍著，結果裏面要下車的人無法下來。該下車的人還沒下車時，已經有大量新乘客上來了，造成至少幾個人下不去車。

聽日本長輩說，上世紀60年代，東京和大阪的地鐵也沒有今天那麼順暢，經常發生摩擦。今天北京糟糕的地鐵秩序也不要緊，要慢慢來。從地鐵文化的過渡階段看，指望乘客們像東京那樣形成默契是不切實際的。所以，政府花了一筆錢派遣了大量的指揮人員。問題是，這幫人沒起到預想中的作用。明顯是高峰時間，同事之間卻在聊天，認真一點的也被那些大喊著“他媽的！”“你別推我！”的情緒化了的乘客卷進去，不僅沒化解矛盾，還參加了吵架。

我建議，政府應該把素質高一點，有溝通和協調能力的人派到地鐵裏去。最好的是大學生，給他們實習的機會，當然要給工資的，不用太高，這也是給不懂社會規則的90後們提供了絕佳的鍛煉機會。

地鐵反映的是一個城市的成熟度和現代化，因此，北京需要盡快迎來高水平的地鐵文化。快速、大量建設好地鐵線是硬件措施，軟件措施更重要，如何創造條件讓那些趨於急躁和不安的乘客們之間形成默契：先下車，後上車。我想，北京市政府為改善軟環境投入1個億都不過分，這可以降低大量的行走成本，也能降低居民在大城市過日子的壓力。

晚上跟曾去過日本的新華社幹部喝酒，我談到上述想法。他總結說：“我去日本後深有體會，禮讓原來是把內耗降低到底的有效工具。”這位領導把日本人的國民性看得相當透。我回應說：“您說得很有道理，對我們來說，禮讓不僅是態度問題，更是利益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