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指責與如下的發現相衝突，維柯成功地記錄了民族之間相互影響各種文明及其產物相互交流的事實。比如說，拼寫的書寫形式由迦勒底人傳給了腓尼基人，又由腓尼基人傳給了埃及人；無論如何，維柯的規律不是經驗的而是哲學的，並且涉及了人類心靈自發的創造活動。然而，準確地說，正在討論的問題是規律的經驗方面而不是它的哲學方面。對我們來說，真正的回答好像和我們已經暗示的一模一樣，維柯不可能也不應該把其他的情況考慮進去——重新再提剛才的事例——當一個研究人生中不同階段的人在模糊的想像和類似的青春期現象中描述第一次性渴望的表現方式時，他不會考慮經驗豐富的人為缺乏經驗的人傳授愛的知識，因為，他打算解決的不是關於模仿的社會規律而是有機體發展的心理學規律。如果有人說，即使沒有模仿和老練，性渴望依然會出現並且要求得到滿足，那麽這種說法無疑是僅僅斷言了一個由卜伽丘收進《十日談》里的、東方傳奇之中的無可爭辯的真理；但是，與此同時，它也為著名的、更有爭議的維柯的警句提供了最完整的近似物。…

干擾，關於重演的經驗理論絕不會被迫承認這麽多的並且很嚴肅的例外；它也不會陷入這種痛苦的混亂之中。它會輕輕鬆鬆松地接納作者的歷史發現，它的總體特征必將更簡單、更普通。它將會在判斷和證明的過程中考察想像力占主導地位的自發時期和理智占主導地位的反思時期之間的聯系。後者因能量的增長從前者產生出來，因墮落腐化而回歸於前者。政治史一次又一次地展示了這樣的壯觀景象，貴族制度從首次強盛衰落到卑微狀態並且在粗俗的甚至未開化的，但有著雄厚的道德性格的階級的進攻面前屈服投降。然而，在他們依次變得文明並達到他們在萌芽狀態就孕育著的歷史理念發展的頂峰之後，這些制度又進入了一個新的衰敗騷動時期。一個朝氣蓬勃的新興的野蠻的統治階級從衰敗和騷動中誕生了。…

維柯把自己生活的時代看作是高度文明的時代。他說，完美的人性好像散布於當今所有的民族之中。為數不多的偉大帝王統治著民族世界，而那些仍然存在著的野蠻帝王之所以這麽做，或是因為富有想像力並且殘酷的宗教的「共同智慧」依然存在，或是因為各民族的天生氣質。那些組成沙俄帝國的民族天生就是慢性子。韃靼可汗的那些民族是無男子氣概的民族。



埃塞俄比亞黎葛斯（國王）的臣民，菲茲（古代土耳其）與摩洛哥的國王極為罕見並且懦弱無能。居於溫帶的日本人保持了一種與布匿戰爭時期的羅馬人不同的英雄特征：她的人民是好戰的，她的語言與拉丁文相似，她的宗教是兇猛的，恐怖的諸神全都攜帶著令人望而生畏的武器；另一方面，中國人的宗教是和善的，中國人注重文學修養，中國人是最仁慈的；印度人也是仁慈的並且實踐著和平的藝術；波斯人和土耳其人把他們粗陋的宗教教義和亞洲人的軟弱混合在一起，土耳其人尤其喜歡對壯觀、莊嚴、慷慨和感激表現出傲慢姿態。…

如果位於維柯社會學理論根基處的哲學加強了重演的社會理論，那麽它所摻雜的歷史因素在某種程度上就削弱了這種理論。維柯尤其精通羅馬史並且被它深深地吸引住了，羅馬史是維柯的第一個歷史研究課題，也是他多年鉆研的對象。因此，無論是因為維柯對羅馬史的深入研究，還是因為羅馬史研究的複雜性感人至深和經久不衰，羅馬史在維柯的思想中都是典型的、標準的歷史，為其他的歷史提供了樣板，同時也和盛衰之道即演化和重演律本身混淆在一起。…

心靈，在穿越了它的進步歷程之後，在從感覺順利地上升到想像的和理性的共相之後，在從暴力上升到平等之後，它遵循自己永恒的本性義無反顧地再次經歷這一過程，沈陷於暴力和感覺之中，因此，它重新開始了自己的上升運動，重演出現了。…

這一思想在同一著作的其他部分得到了再現和解釋。維柯說，各門科學、研究和藝術發展到今天，它們處理的只是特殊的對象。《新科學》一方面像它一直所做的那樣研究居於所有學科之源的基本原則；另一方面，《新科學》也能夠創立α』kμŋ′[1]或全部理論體系的完美狀態，並且能夠確定這些狀態的等級和極限，人類本性和所有其他不朽的事物一樣，必須依照各個等級並在極限範圍之內，循其道而行，達於終端。因此，通過這門科學，我們能夠回答這個實踐的問題了：一個民族在其上升過程中是如何到達完美狀態的？在其衰敗的過程中是如何受到激勵從而獲得新生的？…

因為這個有學問而犯了錯誤的柏拉圖的緣故，人們沒有創造出永恒的共和國和關於永恒正義的法律。天意通過永恒的正義管理世間各民族，並通過人類的共同需要指導人類。在永恒正義的引領之下，人類有了整個人類種族的共同意識。



「然而人們創造出了理想的共和國和理想的正義。各民族根本沒有在它的指引之下生活。」事實上，他們也不應該在理想的正義的引導下生活，因為在完美國家的判定之中，有些是可恥、可恨的，比如共妻的社會。



因此，維柯把永恒國家的觀念從柏拉圖的思想體系中提取出來，擴充了它的內容，使其得以保留，並把它徹底翻轉過來。真正永恒的共和國不是柏拉圖的抽象國家，而是蘊涵於所有歷史階段的歷史進程，該進程以野蠻人為一端，以柏拉圖為另一端。…

通過這種處理和傳達關於政府、法律和風俗習慣的判斷的方法，維柯避免了另一種權威學說或自然權利學派的諸多假定，避免了我們提到過的抽象化和反歷史主義的假定。抽象化和反歷史主義導致了居於實際法律之上的自然法觀念的產生，因此，一種永恒的法典、一個完美的立法方案建立起來了，盡管它不完全符合實際，但是它可以被現實化，立法方案的輪廓在自然權利學派的著作中透過他們的學說和哲學的面紗清晰地呈現出來。然而，這種永恒的法典從本質上來說是偶然的、暫時的法典；至少，它提倡了一種與這些作家、政治家（他們不是哲學家）的改革和革命傾向相一致的法典。…

認知的心靈經歷了從沒有注意的感覺到伴隨著被干擾和混淆的理解能力的注意，再到明晰心靈的反思幾個階段，與此類似，意志的心靈經歷了從自然狀態到實踐的確定性，再到實踐真理幾個階段。在相互聯系著的經驗科學中，人類社會大概都從蠻荒過渡到英雄或野蠻狀態，再從野蠻過渡到文明，所有的生活現象都相應於這三種社會形態，這樣就有了三種特征，三種行為方式和風俗、習俗，三種法律，因此，也就有了三種國家，三種語言和書寫方式，三種權威、理性和正義以及歷史的三種分法。盡管維柯在確定這些紛繁複雜的相似之處時，可能是含混不清，有時候是自相矛盾的，但是他的總體思想是簡單易懂的。…

我們可以從一些維柯的引文中總結出這樣的結論，他有時候傾向於認為人意識到了他們自己的功利目的，但並沒有意識到道德目的。這將合乎邏輯地導致人們單憑功利主義原則來解釋社會生活，也會使人們認為道德相對於人類意志而言只是一個偶然事件，因此道德也不是真正的道德：它要麽是一個大概能把人類聚合在一起的外在的生長物，要麽是超世俗的神意的含糊難解的作品。功利主義尤其是蔓延在這個段落之中，維柯說，因為人類的墮落本性，自愛是人類的專利，自愛逼迫著他把私人利益作為主要指針，還逼迫著他為自己求得每一件有用的東西，卻不為同伴謀取一物，他不能控制自己的激情以便能用正義來指導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