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些功利主義者中，維柯重視不幸的斯賓諾莎，他認為，斯賓諾莎作為一個猶太人沒有自己的國家，被妒忌驅使著獻身於形而上學的重建，「目的是推翻世界上所有的民族」，他對那個時代的倫理學狀況作出了嚴厲的判決。倫理學是他在機械主義和唯物主義形而上學基礎上不帶宿命論的偏見所能做的一切。笛卡兒在這一領域一無所成，因為笛卡兒關於這一主題的為數不多的遺作沒有形成一個學說，他的關於情感的論文與其說屬於道德不如說屬於醫學。馬勒布朗士和尼科爾同樣勞而無獲，帕斯卡爾的《思想錄》是一個例外，它只是「閃射著的思想光輝」。意大利人帕拉維奇諾的論文《對幸福的思考》未提供任何深刻的倫理思想；穆拉托里在他的《哲學道德》一書中的嘗試是極不成功的。

功利不是道德的解釋原則，因為功利來自於人類肉體的本性，功利的解釋從屬於變化，而道德、真誠是永恒的。從功利中引申出道德的做法是在混淆原因和偶因，是在把自我限於膚淺的層面，根本不能提供任何關於事實的解釋。在哲學家們已經成功地稱之為關於生活與欺詐的實用主義原則，或者冒充暴力和欲望的實用主義原則的東西的各種方式中，沒有一種能說明演變，即說明社會有機體。什麽樣的欺詐能夠引誘和欺騙那些被假定是土地的第一批單純而儉樸的所有者，使他們樂天從命地生活？如果富人據說是篡奪者居少數而窮人據說是盜竊者居多，那麽什麽樣的暴力能取得成功？這種解釋是荒謬的，是不值得認真對待的問題。

實際上，這些強壯有力的人的強大表現在不同於單純的強力的事情上；正是因其強大，他們成了弱者的保護人和有破壞傾向以及反社會傾向者的敵人。他們的統治就是一種暴力，這是事實，然而，「這一事實被一種更有力的特征所掩蓋」（自然的優勢規則），事實是人們可能寬恕野蠻的布倫努斯（擊敗羅馬人的高盧領袖）的無知，但一個哲學家絕不會這麽做。創造和組織最早國家的力量不是別的，正是高貴的人類本性，這才是國家的本質，盡管他們為了自身的存在與延續，依靠欺詐和暴力取得了勝利。「高貴的人類本性」的說法與馬基雅維里對國家起源的看法是一致的，但是具有這種內涵：最深層次的起源應該在同情和正義之中找到。人是被一些比功利更有力的東西聚攏在一起的。沒有相互信任，人類社會不可能產生也不可能維系下去，除非人們接受彼此的承諾並且把彼此的話語作為他們不能檢驗的事實。這種信任能由反對謊言的嚴厲刑法來保證嗎？法是一種社會產物，社會得以產生是離不開這種相互信任的。也許有人像洛克那麽說，我們正在處理一個心理過程，通過這一過程人們逐漸獲得了當人們相互交談並允諾所說的皆為實情之時，人們相互信賴的習慣。但是，如果那樣的話，這些人早已理解了真理的觀念，這一真理的觀念只通過顯露，無需個人教導就被認可。這個關於習慣心理的原則已被超越了。

人類社會的真正原因不是功利，功利只是作為偶因輔助原因起作用，它帶來了這種結果：具有其本性的一切弱點和缺陷，並且由於原罪而四分五裂的人類「迫於事實」（rebus ipsis dictantibus）而被引向於贊美他們的社會本性。在論及法理學家蓬波紐斯的段落中，維柯以贊同的態度引用了這一觀點。雖然道德本身沒有變化，但是與道德相關聯的對象、事實和環境卻發生了變化。這樣一來，也就產生了功利主義者的錯覺，功利主義者抱著那些外部因素不放，把自己限制在表面，只見變化不見永恒。濫殺無辜是被禁止的，這一認可給予那些在生命受到威脅，除了殺死非正義的侵襲者別無選擇的人以自衛的權利。然而，這不意味著對殺人者的道德判斷會發生改變，因為在這些特殊情境下，這一案例不是一個殺人者的案例，而是關於一個發現自己擅自對受到不正當攻擊的人施以嚴厲懲罰的案例，社會默許了他有自衛的權利。偷盜是被禁止的，但是那些為了維持生命從別人那里偷盜食物的人並不違背道德原則，因為他正在實踐一項建立在平等之上的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