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這個有學問而犯了錯誤的柏拉圖的緣故，人們沒有創造出永恒的共和國和關於永恒正義的法律。天意通過永恒的正義管理世間各民族，並通過人類的共同需要指導人類。在永恒正義的引領之下，人類有了整個人類種族的共同意識。

「然而人們創造出了理想的共和國和理想的正義。各民族根本沒有在它的指引之下生活。」事實上，他們也不應該在理想的正義的引導下生活，因為在完美國家的判定之中，有些是可恥、可恨的，比如共妻的社會。

因此，維柯把永恒國家的觀念從柏拉圖的思想體系中提取出來，擴充了它的內容，使其得以保留，並把它徹底翻轉過來。真正永恒的共和國不是柏拉圖的抽象國家，而是蘊涵於所有歷史階段的歷史進程，該進程以野蠻人為一端，以柏拉圖為另一端。

這就是「人類的理想國」、「人類的偉大國家」、「普遍的共和國」，維柯意在研究它的形式、等級、社會體制、職業、法律、犯罪行為、懲處辦法和法理學，並想追蹤所有這些因素，在神聖的天意、民族的風俗習慣和權威的控制之下如何從它們的原初狀態，從人類的發端發展成今天這個樣子的，那就是說，「要研究人類功利和所需的各種要素，或者研究由境遇的自發行動所引起的偶然事件」。這樣一來，「由上帝創立並由上帝管理的諸民族的偉大國家」僅是歷史而已。

盡管我們反駁了既定的法典，勾勒了完善的社會，但是我們不想否認由維柯創立的這門科學有付諸實踐的可能，《新科學》含有理想的歷史，典型的歷史和歷史上的歷史三重形式。每一個真理都有它實際的一面，那就是說，每一個真理都有它的實際後果。以不同的方式來考慮人類的本性和發展必然會產生不同的指導實踐的路線。比如說，一個人相信未開化的種族是溫順無邪的，他定會面帶微笑地接近他們，好言好語與之交談，他有最基本的、盤問他們的權利和義務；如果一個人相信維柯所說的「野蠻人」，他定會採用更嚴厲的方法，也許是火與劍；如果一個人像維柯一樣，認為「風俗習慣比法律更有效力」，「風俗習慣的變化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逐漸的、緩慢的」，他必定不會同意草率的立法，也不會自欺欺人地認為他能依照自己設計的理想模式重塑人類本性。無論如何，這樣的行為不是理論而是實踐，還有，當人們試圖將它變成理論的時候，其結果要麼是說不清道不明的必須要做的事，要麼就是隨機的判斷。如果我們避免了這些錯誤並努力得到一個嚴格的行為的理論形式，我們得到的只能是科學理論本身，因為我們得到的指導來自於它。

以適合於新科學的實踐理論來加強新科學的思想顯然始於維柯。早在第一次拉丁文版的《新科學》中，維柯就提出了兩個「實踐的」系定理：首先，一門關於批評的新藝術為人們在模糊的、富有傳奇色彩的歷史中辨別真理指明了道路；其次，一門關於診斷的藝術是判定人們在人類事務中所需和所用的程度，這個科學的主要目的和最終結果在於認出各民族生活狀態的不容置疑的表征。仔細想來，批評的藝術和診斷的藝術是一個統一體，也就是說，我們能夠獲得關於各民族過去和現在生活的更完美的知識，應歸功於維柯制定的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