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柯把自己生活的時代看作是高度文明的時代。他說，完美的人性好像散布於當今所有的民族之中。為數不多的偉大帝王統治著民族世界，而那些仍然存在著的野蠻帝王之所以這麽做，或是因為富有想像力並且殘酷的宗教的「共同智慧」依然存在，或是因為各民族的天生氣質。那些組成沙俄帝國的民族天生就是慢性子。韃靼可汗的那些民族是無男子氣概的民族。

埃塞俄比亞黎葛斯（國王）的臣民，菲茲（古代土耳其）與摩洛哥的國王極為罕見並且懦弱無能。居於溫帶的日本人保持了一種與布匿戰爭時期的羅馬人不同的英雄特征：她的人民是好戰的，她的語言與拉丁文相似，她的宗教是兇猛的，恐怖的諸神全都攜帶著令人望而生畏的武器；另一方面，中國人的宗教是和善的，中國人注重文學修養，中國人是最仁慈的；印度人也是仁慈的並且實踐著和平的藝術；波斯人和土耳其人把他們粗陋的宗教教義和亞洲人的軟弱混合在一起，土耳其人尤其喜歡對壯觀、莊嚴、慷慨和感激表現出傲慢姿態。

歐洲人是最仁慈的，盡管它由偉大的君主國組成並且普遍具有基督教信仰，基督教反復灌輸無限純潔而完美的上帝理念並要求施慈善於所有的人類種族。當維柯把注意力集中於瑞士各州和統一了的荷蘭省份時，他想起了埃托利亞和阿卡因聯盟。當他把注意力集中於日耳曼帝國時，一個由自由領土國和主權君主組成的系統時，就像是面對著偉大的貴族制國家的努力；既然不能構造出比貴族制更優越的市民生活形式，那麽貴族制就是市民生活的最完美也是最終的形式。

最初的市民生活形式如其所是的那樣再度出現，每一個貴族中最優等的人在他自己的家族中都是至高無上的，他們在最早國家的統治階級中聯合起來；然而貴族制不是以一種野蠻的形式而是以一種最高級文明的形式再度出現。這就是人性，正是因為它，歐洲才卓爾不群，人性中蘊藏著有助於人類幸福、精神愉快和身體舒適的各種成分，所有這些皆因基督的宗教，基督教如它所做的那樣教導偉大的真理，這個偉大的真理得到了非猶太種族的最有學問的哲學家和世界上最偉大的三種語言——希伯來語、希臘語和拉丁語的支持，這樣一來，權威的智慧和理性的智慧統一起來了，最值得選用的哲學學說與登峰造極的語文學知識統一起來了。這種高度發達的文明，盡管基督教為它保駕護航，它能否繼續向前，它有可能走向一種新的自然狀態嗎？我們很難發現維柯在這一點上的真實看法。在他的詩文中，我們發現了一首充滿了悲觀主義色彩的詩。

然而，這是他青年時代思想的流露，無論如何，他談到了世界末日即將來臨，他沒有說到未來社會的衰落。在他的文章中有一幅關於他那個時代的知識狀況的憂郁圖景，然而它只適用於這個嚴格限定的領域，而不適用於社會生活和政治生活的範圍。另一方面，在他最後的著作《論豪邁精神》中，他提及了那些宣稱現在萬物皆完美、沒有新的任務會出現的人，他說，進步的潮流正在湧向峰巔。「世界依舊年輕，在最近的700年中，雖然有400年消磨於野蠻狀態之中，但是人類作出了多少新的發現啊！有多少新的技術已經產生！有多少新的科學正在發展！」我們也許會發現《論豪邁精神》是一篇官方演講，若是那樣的話，維柯也許因此而壓抑了他的疑慮和內心深處確信的東西。無論如何，我們怎樣才能把即將毀滅的預言與天意的創造物，即新科學的產生統一起來呢？《新科學》闡明了諸民族的生活，使診斷和治療諸民族生活的疾病成為可能。總的來說，判定維柯關於當今社會命運的看法的困難在於這一事實——他從來沒有在這一題材上確信過什麽，他在希望和恐懼的影響下，在各種矛盾的對立中猶疑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