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既不是命運的作品，也不是機遇的傑作，而是必然性和自由共同作用的結果。必然不是決定性，自由不是偶然性。又因為宗教觀點——歷史是上帝的作品——占著上風並且比其他的觀點優越，這種宗教觀念引進了一種說明歷史的原因，這種原因不同於命運或機遇，因此，嚴格地說，這種原因根本不是原因，而是一種創造性的活動，一個自由而理智的心靈。



出於對這種高級觀點的感激，通過恰當的語言，我們被引領著去賦予歷史的合理性以上帝之名並稱之為神聖天意是再自然不過的事了。上帝控制、掌管著萬物。我們在這樣稱呼它的同時，極力清除藏於這一名稱之下的神秘雜質，這些雜質貶低了上帝，上帝的天意也再一次變成了命運或偶然性。…

創造一個既定的事實是一回事，當事實被創造之時去認識這一事實又是另一回事，這已是不爭的共識。什麽是真正的事實的知識，通常是多年之後才出現在個人的生活里，而在人類生活中出現的時間要比事實本身晚數個世紀。作為一條規則，那些對既成事實直接負責的人不通曉這一事實，或者是以一種不完美的、錯誤的方式通曉這一事實。這樣一來，與人類行為相伴隨的錯誤觀點就獲准進入了格言里。詩人們認為，他們在歌唱純潔，實際上只是在歌唱淫蕩，他們以為在歌唱強力，而實際上只是歌唱軟弱。他認為自己是死氣沈沈的悲觀主義者，實際上是一個真正的幼稚的樂觀主義者；當他是一個沒任何不良行為的好青年之時，他把自己想像成一個惡魔。…

當維柯指責格勞秀斯和自然權利學派以文明的時代作為他們歷史的開端並且忽視了最早的年代之時，如果把這種指責和實踐哲學聯系在一起，那麽這種指責也許能被轉化成一種對無視暴力的理想歷史階段並把注意力集中於正義、平等和道德的指控。暴力階段構成了歷史的另一方面和先前的「一半」，它是霍布斯選擇的研究領域，在霍布斯之前這麽做的有馬基雅維里，更早的時候有伊壁鳩魯，他們獨自論及了這一歷史階段。「他們褻瀆了神靈，敗壞了統治者的名聲，不公正地對待諸民族。」因而得出結論易如反掌，維柯在反駁功利主義者和暴力理論家的同時，認可並且吸收了他們提出的需要，他們唯一的缺點是他們以抽象和片面的方式發展了這種需要。維柯的「自然狀態」在某些方面像霍布斯的「自然狀態」，不同之處在於人類超越這一自然狀態的原因，霍布斯認為是由於人們對於功利的認識，維柯則認為是由於人們有了宗教的、道德的意識。…

就功利方面的事情而言，維柯發現，在它們自身之中無所謂好壞（neque turpes neque honestae）。它們之所以如此，只是因為他們和道德意識的關係（「然而，他們之間的不公平是卑劣的，他們之間的公平是光榮的」［sed earum inaequalitas est turpitudo，aequalitas autem honestas］）。在關於實用的經驗科學中，維柯反駁了格勞秀斯的「先天自然法」（ius naturale…

當我們眼前依然閃耀著維柯那原創性的令人眼花繚亂的光芒之時，我們不可能集中精力於他從傳統哲學，尤其是從《普遍法律》第一卷的思想中抽取出的學說和分類，確切地說，這些思想對許多讀者而言已經耳熟能詳，通過頻繁地引證這些思想，現在它們幾乎成了公共財富。上帝是「無限力量的知識和意志」；人是「向著無限奮進的有限力量知識和意志」；國家是上帝的形象，原因是國家涵蓋一切，無物能出其外。



因此，國家獨對上帝作出匯報，而不向任何人匯報。正如在上帝中，自由是上帝的永恒理性固有的，同樣，國家自由地遵守著它自己建立的法律。正義「指導和平衡利益」，在建立國家的過程中，正義像建築師一樣進行指導，有兩種特殊的正義即交換的正義和分配的正義，有兩位神聖的工匠，他們用代數和幾何這兩種神的尺度來衡量功利。「當你衡量時，平等的東西就是你選擇的。」這些論斷以及我們所熟悉的那些論斷不僅僅缺乏原創性而且錯誤百出，毫無意義。…

上述觀點不是在反對約翰·塞爾登這個被後世遺忘了的他那個時代的名人，他是《猶太人關於自然法和部族法的學說》（1640）一書的作者，維柯對自然權利「原則」的第三層含義的批評證明了上述觀點，塞爾登在不否認宗教的價值，進一步說是在贊美宗教的價值這一點上與格勞秀斯意見相左。在這一問題上和其他問題上一樣，塞爾登認為離開天啟，人類的道德和市民生活是不可能的。



依據塞爾登的看法，上帝為猶太人創立的這種天啟通過數種渠道從猶太人那兒傳送到了異教徒那里。比如說，畢達哥拉斯從埃澤凱爾那里學會了這種天啟；亞里士多德在亞歷山大征服亞細亞時，與公正之神西蒙建立了友誼；努瑪·波姆庇留斯獲得了一些關於《聖經》和舊約預言書的知識。這足以使任何一個曾被自然權利學派的異端傾向所驚嚇而對他們的著作敬而遠之的信仰者消除疑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