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既不是命運的作品，也不是機遇的傑作，而是必然性和自由共同作用的結果。必然不是決定性，自由不是偶然性。又因為宗教觀點——歷史是上帝的作品——占著上風並且比其他的觀點優越，這種宗教觀念引進了一種說明歷史的原因，這種原因不同於命運或機遇，因此，嚴格地說，這種原因根本不是原因，而是一種創造性的活動，一個自由而理智的心靈。

出於對這種高級觀點的感激，通過恰當的語言，我們被引領著去賦予歷史的合理性以上帝之名並稱之為神聖天意是再自然不過的事了。上帝控制、掌管著萬物。我們在這樣稱呼它的同時，極力清除藏於這一名稱之下的神秘雜質，這些雜質貶低了上帝，上帝的天意也再一次變成了命運或偶然性。

這種存在於歷史之中的天意，以這種最終的邏輯形式，有雙重價值：首先是作為對個人錯誤觀念的批評，當天意表現出來時是作為歷史的整體和唯一的實在；其次作為一種對神的超然存在觀點的批判，我們可以說，它是這樣一種觀點，如果沒有明晰的理論來表達它，那麽，它就由所有被天然賦予特殊官能的心靈近乎本能地採用和仍在被採用，這種天然賦予心靈的特殊官能，我們稱之為歷史感。

如果我們現在重新回到維柯，看一看他是怎樣解決歷史動力問題的，還有，對他來說，從客觀的意義上講，天意概念的確切內容是什麽，那麽，我們排除那種把天意作為超驗之物或奇跡這樣的假設是易如反掌之事，天意構成了波蘇特那富於雄辯的《爭辯》的主題，容易的原因不僅僅在於他在自己所有的哲學著作中一成不變地把超驗之物還原為內在之物，並且一而再、再而三地重申，他的天意是通過自然的手段（運用經院派的措辭）或次要的原因運作的，容易的原因還在於就這一點而言他的解釋實際上是無異議的。

值得強調的是維柯對命運和偶然性的批評，對運氣、命運和機遇的三重劃分。他發現關於命運的學說陷入了惡性循環之中，因為該學說堅持認為世界被限制在永恒的因果系列之中，永恒的因果系列依賴於朱庇特的意志，與此同時，朱庇特又臣服於命運；由此，就導致了斯多葛學派陷入了「朱庇特之鏈」的困境，他們想用「朱庇特之鏈」囚禁人間萬物。這三個概念不是別的，僅僅是對主觀理解的區分，這三個概念相應於三種情況：當談論欲望的對象時是時機；在沒有希望的事件的情況下是好運；在意外事件的情況下是偶然。客觀地說，它們應該歸入也可以被稱為運氣的一個單獨的自然法則之中，如果依據柏拉圖的觀點，我們可把時機視為人類事務的女主人：這三種觀念都是神聖天意的顯現和實現途徑，神意是才智，是自由，是必然。既然人類用他們的才智創造了諸民族的世界，那麽這個世界的創造者「就是心靈而不是命運，因為人類是通過自由選擇創造世界的，而不是靠機會創造世界，因為對於所有的世世代代的人來說，只要這樣做就會有相同的結果」。

維柯以最奇特的方式照亮了充滿謬見的人間喜劇，這些謬見皆因人類對自己活動結局的錯誤觀念所造成。人類認為，他們把自己的女人帶入洞穴中從而在神的視線之外滿足自己的肉欲，這樣就可以逃避那轟鳴的天空對他們的威脅，正是通過這種方式，他們安享幽僻之所，建立了第一個純潔的同盟和最初的社會，他們創立了婚姻制度，組建家庭。出於保護自己家人的考慮，他們在合適的地點增強自己的防禦能力、設防自保；在現實中，他們通過在固定的地點設防自保，結束了遊牧生活和原始的流浪生活，並開始學會了農業生產。軟弱與無序使得這些人陷入極度的饑餓和互相殘殺之中，他們不得不在設防的地方尋求庇護以保全性命，因此也就變成了英雄的仆人。他們把家庭提升到了貴族式的或封建式的地位，他們對此一無所知。貴族封建主和出身高貴的人一旦建立了他們的統治，他們都希望通過嚴酷地處置仆人即平民來保全自己的統治，但是他們的嚴酷手段在仆人中喚醒了一種捍衛自己權利的意識，把平民變成了真正的人。貴族們越是以貴族制度自驕，越是奮力保護它，他們就越有效地毀滅貴族國家，創建民主制度。因此，維柯說，諸民族的世界「發源於一顆特殊的、目的極不相同的、有時候恰恰與之相反的、永遠優於這一特殊目的的心靈，這種受到嚴格限制的目的成為更廣泛目的的手段，它保全人類種族存於地球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