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眼前依然閃耀著維柯那原創性的令人眼花繚亂的光芒之時，我們不可能集中精力於他從傳統哲學，尤其是從《普遍法律》第一卷的思想中抽取出的學說和分類，確切地說，這些思想對許多讀者而言已經耳熟能詳，通過頻繁地引證這些思想，現在它們幾乎成了公共財富。上帝是「無限力量的知識和意志」；人是「向著無限奮進的有限力量知識和意志」；國家是上帝的形象，原因是國家涵蓋一切，無物能出其外。

因此，國家獨對上帝作出匯報，而不向任何人匯報。正如在上帝中，自由是上帝的永恒理性固有的，同樣，國家自由地遵守著它自己建立的法律。正義「指導和平衡利益」，在建立國家的過程中，正義像建築師一樣進行指導，有兩種特殊的正義即交換的正義和分配的正義，有兩位神聖的工匠，他們用代數和幾何這兩種神的尺度來衡量功利。「當你衡量時，平等的東西就是你選擇的。」這些論斷以及我們所熟悉的那些論斷不僅僅缺乏原創性而且錯誤百出，毫無意義。

盡管他們用亞里士多德、康帕內拉或者其他古代世界和文藝復興時期的哲學家的名字來加以裝飾。舉例來說，如果正義存在於均衡之中，關於正義的哲學將無必要，因為計算科學和衡量就足夠了。在某一方面，維柯自己無意識地、坦率地揭露了這個隱喻的惡性循環並用一個觀念取而代之，他說：人應該平等地分享利益，維護一種公正的差別，公正的差別是人應得的懲罰，維護這種差別是為了維護平等。

比搜集二手的公式更有利的做法是去搜集在他的著作中隨處可見的為數眾多的關於道德心理學的精確觀察，這些精確觀察以優雅的風格表達出來；或者是去回憶他的鮮為人知的關於笑的理論，這一理論源自於令人失望的期望和心靈的軟弱，正因如此，他否認既屬於動物又屬於完美的人的那種能力，把一個發笑的人看作是森林之神或農牧之神，看作是野蠻的人和完美的人之間的中介物。但是，我們寧願放棄這種對我們的計劃毫無建樹的搜集，而去注意這一事實，在以上提到的區分和分類，維柯也顯示了某種長處：他甚至在提出這些分類的同時，也認識到所有的或多數的區分的不可避免的混同和分辨它們的必要性。這樣，在把兩種正義、三種美德和三種法律區分開之後，他通過宣布二元性、三元性和多元性的每一種形式來完成一個整體。

對維柯來說，由於真理的力量或人類理性的原因，正義和美德形成了一個整體，就人類理性與自私的鬥爭而言，它是德性，就它指導或使利益均等而言，它也是公正。這意味著，維柯並沒有區分，至少是在《普遍法律》的系統闡述中沒有區分法律與道德。這種確實要承認的區分在自然權利的學說中幾乎得不到強調，只有在格勞秀斯那里僅僅提到較大程度的倫理學和較小程度的倫理學的區別。維柯的懲罰學說也是純道德性的，它是由關於懊悔的倫理觀念推導出來的。他說，要依照法律進行處罰，處罰不是別的，只是一種對個人良知的社會支持，在此情況下，罪犯不能通過悔恨和內在懲罰的方式來懲處自己。

但是，維柯在理論闡述和系統論述中所忽視的法律和道德的關係問題越多，在他的具體考察中暴露出的問題也就越多；實際上，可以說這種情況充滿了整個《新科學》。既然這種關係牽涉到了道德意志和意志的次要的或早期形式的區分，它就不可能是別的樣子；我們還知道維柯傾心於在想像、意志和激情這樣的領域里探索心靈的低級和模糊的區域，無論是認識的還是實踐的。

維柯一直認為激情極其重要。如果他不能認可激情享有較高地位，如果他一直把伊壁鳩魯的倫理學當成是一種「關在他們的樂園中的懶漢」倫理學，那麽他根本不可能認可像斯多葛主義那樣過度嚴格的倫理學，斯多葛的倫理學和其他倫理學一樣是一種「獨居者」的倫理學，不是一種生活在國家中的人的倫理學。當然，斯多葛主義追求一種永恒不變的正義，把榮譽作為人類行為的判斷標準。但是，它違背了人類本性，由於佯稱自己對激情毫無感覺，由於忽視了肉體本性的所用和所需；由於反復灌輸那條「比鐵還硬」的規律——即所有罪惡一律平等，擊斃奴隸者與殺死其父者同罪——使斯多葛主義失去了人性，宣告無效，走向絕境。詹森派教義在維柯的思想中一定激起相同的疑問，因為他抱怨詹森派出於對或然性的深惡痛絕，使法國的基督教倫理學變得僵化起來。我們應該追隨的不是那些獨善其身的哲學家，而是那些熱衷於政治的哲學家，尤其是柏拉圖那種類型的哲學家，他們認為激情不應該被根除而應該被緩和並轉化成人類美德。這樣就超越了殘忍、貪婪和野心這三種人類共有的缺點。天意誘發出戰士、商人和法官，與之相伴隨的是國家、勇敢、財富智慧。社會的繁榮是由這三個方面構成的，這三方面的衰落，將毀滅大地之上的人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