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功利方面的事情而言，維柯發現，在它們自身之中無所謂好壞（neque turpes neque honestae）。它們之所以如此，只是因為他們和道德意識的關係（「然而，他們之間的不公平是卑劣的，他們之間的公平是光榮的」［sed earum inaequalitas est turpitudo，aequalitas autem honestas］）。在關於實用的經驗科學中，維柯反駁了格勞秀斯的「先天自然法」（ius naturale prius），自衛、生育和撫養兒童屬於先天自然法，他把這種權利和斯多葛派的「α』διŢϕoρoν」[1]這個詞聯系在一起。這種先天的自然法沒有任何道德權威，這一事實證明：在歷史順序中，法律所遵從的道德權威是「後天自然法」，它由查士丁尼規定為「它由自然理性在一切人中建立，並由一切類似的民族所維護」。後天自然法在權利的次序中是在先的，它在與前者相互衝突時克服了它們，並在此基礎上打上了不變性的印記。現在，盡管這個第一部自然法僅以經驗方式得以確定和證明，歸根到底，自然法不是別的而是純粹的法律，法律仍未被道德化。

按照維柯的觀點，當法律和道德完全區分開來的時候，「確定性」的觀念必定壽終正寢。維柯在多種意義上運用「確定性」這個詞，沒有清晰區分，沒有一致性，也不能從一個推導出另一個，盡管如我們所見，它們的所有含義都在一種與心靈的反思形式相區別的自發的一般觀念中聯結起來，毋寧說是混合起來。確定性在它的實踐意義上意味著一種與意志的「真理」相對立的其他事物。一言以蔽之，它就是與平等和正義相對的暴力，與理性相對立的權威，與道德意志相對立的純粹意志。這些區分發生在我們自己的思想中而不是維柯聲明的。維柯對之進行區分，又沒有成功地區分開它們。比如說，他斷言，「確定性來自權威，真理來自理性」，後來立刻補充道，「權威和理性發生衝突是完全不可能的，因為，若是那樣的話，存在的不是法律而是發育不全的法律」。無論如何，按照對確定性的這種論述，對維柯而言，《新科學》包含著一種權威哲學。他又說，權威是「被理論道德學家們稱為外部正義的東西的源泉」。那也就是說，維柯把「確定性」觀念和區分以及已被經院學派的倫理學所用的內部和外部的術語聯系在了一起，大概在當時這個經院學派的倫理學仍被基督徒托馬斯所使用，它雖然沒有任何偉大的哲學價值，但是他所做的一切命中注定會對研究法律和道德之間的哲學關係起到推動作用。

在維柯看來，實踐確定性的另一種同源的含義是所謂的法律條文（formu-la legum）；法律條文也許與理性和道德意識相悖，但絕沒有它自己的特殊價值。「法律是苛刻的，但它是確定的；正因它苛刻，所以才被訴諸文字。」（dura lex，sed certa：durum sed scriptum est）總而言之，苛刻只是法律作為法律的價值，雖然法律沒有任何真正的倫理內容，然而它一直擁有那種源於意志控制權的價值。「法律的確定性」（維柯寫道）「是僅由權威支持的理性的陰暗面，並且通過確定他們的確定性，使得法律在實踐經驗中變得苛刻，確定性一詞的準確的拉丁文意思是逐一列舉的，在經院派術語中則指個體化的」。在某種程度上，維柯抓住了居於每一種法律根基之處的個體特征。一個人必須依據法律進行判決，而不是依據案例進行判決，這是一條較晚的原則。第一批法律是些嚴格的「範例」，警戒性的懲罰。通過邏輯與修辭，真實事例中引申出了理想的楷模，當理智的普遍性被理解的時候，人們認為法律有某種普遍特征。

可以這麽說，維柯草繪的原始社會就其法理學特征而言是純法律或實踐暴力的神話。生民們曾經擁有極大的體力，與之相稱，他們的理解力是低下的，他們認為整體的力量比他們自己的神更偉大。這種信仰構成了他們的法律。他們認為諸神只是比他們自己更強壯的存在物，他們被迫執行眾神的命令，盡管是勉強為之，像波呂斐摩斯，如果他有足夠的力量與宙斯對抗，他必為之，還有阿喀琉斯，他告訴阿波羅，只要他們勢均力敵，他會義無反顧地盡全力與之對抗。天意的智慧命令這些狂暴之人，既然沒有被理性規則馴服，至少應該對暴力的神聖本質心存恐懼並以此標準衡量理性。這就是「戰爭的外在正義」原則的基礎。但是暴力時期的神話不可能有哲學概念的嚴格性，因此，維柯從另一種角度來看這一問題時，他認為這些強壯的人從倫理上講是最好的。「最強壯的」和「最好的」被認為是同義詞。他們的法律雖然不是真理，或不是合理的法律，也不是純粹的確定性，而是真理與確定的混合物。恰恰是真理與「確定性的混合物」優於真理，這里所說的真理是以維柯所假定的純粹確定性的概念為前提條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