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造一個既定的事實是一回事，當事實被創造之時去認識這一事實又是另一回事，這已是不爭的共識。什麽是真正的事實的知識，通常是多年之後才出現在個人的生活里，而在人類生活中出現的時間要比事實本身晚數個世紀。作為一條規則，那些對既成事實直接負責的人不通曉這一事實，或者是以一種不完美的、錯誤的方式通曉這一事實。這樣一來，與人類行為相伴隨的錯誤觀點就獲准進入了格言里。詩人們認為，他們在歌唱純潔，實際上只是在歌唱淫蕩，他們以為在歌唱強力，而實際上只是歌唱軟弱。他認為自己是死氣沈沈的悲觀主義者，實際上是一個真正的幼稚的樂觀主義者；當他是一個沒任何不良行為的好青年之時，他把自己想像成一個惡魔。

             （Island of Kish, Iran and Majuro Children, Marschall Islands; By Mark Edward Harris）

哲學家們自欺欺人，我們不需到遠處尋找實例，我們正在研究的這位哲學家提供了一個完整的實例系列。越來越多的人對他們自己思想的真正傾向渾然不知，政治家們也自欺欺人，通常的情況是，當他自信並宣佈自己正在為自由而戰時，他卻是一個反動者，當他真的被激勵著去反叛並且援助自由事業之時，他卻認為自己是在為反動的事實服務，等等，不一而足。這種錯誤的觀點是容易理解的。

個體和民族在創造衝動中，也許能表達他們的心靈狀態，或者勉強越過這種狀態，但是不可能以歷史敘事的批判精神來對待它；因此，當他們不能安於沈默的等待時，他們馬上創作了他們自己的想像的歷史；事實和文學創作，實際上，這證明了當行動是一個盡可能不提及本人的明智之舉、自傳與傳說被一種懷疑所看待時，理解一個人行動是困難的。這樣的著作是有趣的，可能更有價值，但是，他們從來沒有把他們所敘事件的嚴格的歷史真相呈現出來。

人類勞作就這樣被掩蓋在源於個人的錯誤觀點的迷霧之中。膚淺的歷史學家依賴虛假的面紗，試圖描述出事件的過程，他通過這些錯誤的觀點使自己聲名遠播。詩的歷史以這種方式取得了敘事詩人的意圖和目的的形式，也取得了敘述那些被同代人認為是詩人之特征的形式。哲學史變成了一個關於哲學家的思想感情、奇思怪想和實踐目的的奇聞逸事系列；政治史則成了一連串的陰謀、基本利益、閑聊和貪婪組成的歷史。但是，一個較為認真的歷史學家，或一個不同類型的歷史學家與這種歷史毫不相干，他首先要做的是驅散迷霧，分清個人和他的錯誤觀點，他們認為表面的事實在事實的客觀系列中顯現它們有超個體的起源。

現實的、真正的歷史獨立於個人而發生，歷史是在個體背後生長而成的產品，是與單個行動者無關的力量的產物，這種力量也許被稱為命運、機遇、幸運或上帝。起初，個體就是一切，他以他那造作的姿態和激烈言辭充斥了整個歷史階段，現在個體性居於歷史的次要方面，不足掛齒；他的行動與呼喊被打上了全部嚴肅權力的烙印，激起了嘲笑和憐憫。我們驚恐地看著支配著他的命運，我們吃驚於偶然巧合的離奇古怪和運氣的變幻無常，我們在神意的神秘設計之前卑躬屈膝。個體以內在材料、無力的玩物和偉大力量的盲目工具的面目輪流出現。但是更加深刻的思想引導著我們超越了這種關於歷史的次要觀點。


在現實中，像是由個體喚起的憐憫和由他所激起的快樂不應歸屬於他，而應歸屬於他的想像，更確切地說應歸屬於那些錯把想像當真理的個體。真正的歷史是由行動組成的，不是由想像和幻覺組成的。然而，行動是個體的工作，實際上，行動不在他們夢想的範圍之內，而在天才的靈感、由神發出的對真理的瘋狂追求、對英雄的神聖的熱愛之中。命運、機遇、幸運、上帝——所有這些解釋有共同的缺陷。他們雖然把個人從上帝的產物中分離出來，但他們沒有剔除任意的因素，沒有剔除歷史中個人的意志，正如他們宣稱要做的那樣，反而極力加強、增進這一方面。盲目的命運、不負責任的機遇和專橫的上帝同樣是任性的。因此，命運逐漸變成機遇和上帝，機遇逐漸變成命運和上帝，上帝逐漸變成機遇和命運，所有這三個存在是等價的和同一的。

超越和糾正個人主義和個人主義至上的歷史觀被認為是合理的歷史思想。個人創造了歷史，但是個人特性只是普遍性的具體化。每一個個體的行動正因為是個體的，因而是超個體的。特殊性與普遍性都不是作為涇渭分明的事物存在的。真實的東西是這個唯一的歷史過程，歷史過程的抽象方面是沒有普遍性的特殊性和沒有特殊性的普遍性。歷史的這一過程和它的許多決斷連在一起，就像一件藝術作品，它同時是多樣性的，又是單一的。

在藝術作品中，每一個詞都可以和其餘的分離開，每一色彩的濃淡都相對於其他顏色的濃淡而言，每一個線條都與其他的線條相互連接，只有按照這種理解，歷史才能被理解。要不然，歷史必定是不可思議的，它就像一連串沒有意義的詞，或者像一個瘋子的自相矛盾的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