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發展議程：“深度西化”的機遇

香港銜接全球化的潮流，在回歸的經濟沈滯和民心渙散的時候，提出文化發展議程，要香港這個金融經濟的國際大都會成為“文化城市”，可謂因緣際會，恰當不過。透過文化發展議程，香港這個在我國率先現代化的南方自治城市，可以嘗試進入西方文化的核心，以經濟發展議程為引子，髑及公民社會（非政府組織、社區、基金會、地方議會）、文化多元性和市民的文化創造力，以及社會的多元價值的問題，從而締造新的社會發展共識（我們將來需要的是什麼樣的社會）和矯正唯利是圖的單一社會價值，讓文化身份和文化資產成為衡量城市利個人成就的一個方法，營造新的階級和諧。

文化建設不是你死我亡的競爭遊戲，而是公平的交易場（level playing…

“文化旅遊”與全球化：知識經濟的推動

因為文化消費不像物質消費，是難以達到飽和的，是可以持續發展的商品，而且愈來愈多的物質商品的推銷要利用文化手段，於是可持續發展與經濟謀利兩者構成了所謂x協同的關系（synergy）。一些瑞士和其他先進國家的旅遊經營的成功，對照了第三世界旅遊事業發展的沈滯（多是因為蓄意模仿、惡性競爭而失去地方特色），加上跨國企業對於“文化消費”的重視，以及“可持續發展”與“知識經濟”之說的興起，在九十年代，文化旅遊正式進入全球化發展策略的議程。

在一九九六年，世界旅遊組織（World Tourism…

“深度旅遊”：救贖的開始？

八十年代中期，民俗學界開始了遊客的“行為研究”，以功能學派的文化理論為主。旅遊不是人的基本需要（primary needs）,而是文化需要（即所謂secondary needs），是受到旅遊界創造的營運制度和廣告推銷之影響下對自然和人文環境的復雜消費行為，內裏包含強烈的儀式、角色扮演和生活規律的轉換，例如隨團旅客的皮箱、太陽帽、照像機、花襯衫和行走步姿，加起來就恰如一個特殊的人物品種；長假期之後同事之間交談旅遊經驗，相互欣賞旅遊照片，成為一種辦公室內幾乎帶有強迫性的生活儀式。…

文化學者的批評：“吊詭行為”與“假民俗”

歷史學者如偵探一樣，到達現場的時間總是太晚；德國和瑞士的學者在四十年代才註意旅遊業——那時大眾旅遊已有一百年歷史了。他們起初以管理業務和國民經濟的角度來研究，仍未進入文化議題。歐洲第一個學術上的旅遊定義，是德國經濟學者摩根洛非（W. Morgenroth）下的:ⅸ“最狹義的旅遊是人們臨時離開其慣住地的旅程，從而獲取生活消費需求或者文化需求的滿足，或者在外地作為物質消費者和文化消費者的同時，滿足其他個人願望。”（一九二九）摩氏厚道，他大慨理解“其他個人願望”是什麼事兒，只是不好明說。他的簡約定義，老早指出旅遊包含“物質消費”和“文化消費”兩面。…

文化旅遊與知識經濟～旅遊陷落了，文化來救贖？

《五星級香港――文化狂熱與民俗心靈》（陳雲博士，香港花千樹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287－307頁）提到，銀行家（世界銀行）也關注創造力與文化――

“在家千日好，出外半朝難。”古代無所謂純粹自發的旅遊，出外經商謀食，尋師訪學，朝聖進香，上京赴考，隨軍征戰，都是事出有因，只有王公貴介才會無聊起來，要出外遊獵、求仙之類，但會因為安全理由，被臣下勸止。…

文化旅遊的第三期“發育”

第一期的旅遊體驗是無欺的真實生活，是“真作”。

第二期的旅遊體驗很多是旅遊業的“偽作”，屬於假民俗之類，是有謀利動機的、至是職業化的原住民生活展示。

第三期的旅遊事業，是“以真作偽”。

這個概念，是我遊學德國期間在慕尼黑的民俗考察學來的。當時表演農民舞蹈，我有點納悶，問興高采烈的舞蹈員為何明知是偽作，但依然全情投入。

他答：“我們是用真誠的態度來緬懷先民的感情和生活，是與你們共同緬懷的。”…

觀光業：改變社會的工具

（2005年8月16日日記）抵達巴生火車站，走出來，向右拐，是城西大路老一代的人管這裏叫“彭亨井”。這是十九世紀末，巴生城中最重要的一道軸線，那一條街那兩排店鋪，是許多乘火車到來的旅人，所看見的第一道風景。誰還記得初見此街的印象？誰來見證彭亨井曾有的百年滄桑與風華？它們也許不是建築物，但必然是一兩代人記憶的載體。

大學生當小販…

檳城浮羅山背

檳城的浮羅山背，由於首相阿都拉的女婿，在2006年的巫統大會前後炒作說，檳城的馬來人都無法在喬治市立足，而被逼得退守到那兒去，而名聲大噪。

2006年12月間，我們一家子重遊檳島，特地到浮羅山背去走走。那不就是像一般市鎮，如東甲或巴力文打嗎？並不特別的落後。

再說那兒的榴連園，是多大的財富？又靠近直落巴巷TelukBahang、sungaiPinang、BatuFeringi原汁原味的漁村。離開BatuFeringi後海邊勝地也不遠。

檳城巴都茅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