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發展議程：“深度西化”的機遇

香港銜接全球化的潮流，在回歸的經濟沈滯和民心渙散的時候，提出文化發展議程，要香港這個金融經濟的國際大都會成為“文化城市”，可謂因緣際會，恰當不過。透過文化發展議程，香港這個在我國率先現代化的南方自治城市，可以嘗試進入西方文化的核心，以經濟發展議程為引子，髑及公民社會（非政府組織、社區、基金會、地方議會）、文化多元性和市民的文化創造力，以及社會的多元價值的問題，從而締造新的社會發展共識（我們將來需要的是什麼樣的社會）和矯正唯利是圖的單一社會價值，讓文化身份和文化資產成為衡量城市利個人成就的一個方法，營造新的階級和諧。

文化建設不是你死我亡的競爭遊戲，而是公平的交易場（level playing field），你活我也活，喜歡文化或者喜歡金錢的人各取所需，正是“爾愛其羊，我愛其禮”，有錢的人沾點文化，有文化的人撈點錢，人人得其所哉。全球化的文化發展議程的背後，是多元價值、開放參與，在競爭之中保持合作的夥伴關系。

香港發展文化旅遊和其他文化議程最大的困難，是知識界和市民階級的文化創造力沒有喚醒過來。在實際操作方面，文化人對於經濟發展議程存有智力和認識的障礙，認為不外是財主佬買起文化產物、借助綠色和文藝來搞促銷的霸氣表現，而無視經濟發展趨勢與人文價值的合流，文化人與經濟人由對抗走向諒解的改變。政府和商界對於文化界的組織和工作方式，也難以配合，無法將有創意的人（文化界）和有財力的人（商界）以及有權力的人（政府自已），三方面協調起來。

由於缺乏高素質的知識和創意的投入，目前香港的文化建設走的不外是抄襲外國或.提高消費位階的兩條路，但二者都不是長久之道，因為論洋化、論奢華，上海的海派作風比香港的港式粵派作風更徹底。舉例，政府籌劃在香港仔建漁人碼頭（模仿三藩市？）、九龍城舊飛機場建郵輪碼頭、油麻地的藝術區（模仿倫敦的Westend？）、中環的小菜館區加上古跡和藝術畫廊（模仿紐約的Soho？）、西九龍的大歌劇院（模仿百老匯）等，都有標準化和模式化之嫌，根本違反文化旅遊註重綿密的地方特色和風土人情的思維，而且由於地價昂貴，恐怕也走不出大企業的聯營與壟斷之手。至於香港缺乏倫敦紐約的文化底蘊，香港的百老匯和Westend是否只淪為地產項目和購物櫥窗，就得看文化界的造化了。

新界村落的文物修復和開放參觀，也存有文化隔閡的問題。由於以往港英殖民地以“緩靖政策”和類似“保留地”（reserve）的土著政策來管理新界鄉村，特許村社宗法社會繼承滿洲政府「大清律例」下的權利（如男丁的建屋權），村社文化喪失現代化的機會。在地價騰貴的時候，鄉民紛紛轉售建屋權圖利，毫無規劃地由小承建商胡亂蓋小別墅。此外，地主私自更改士地用途，出租予廢車場，於是鄉郊成了廢車場和所謂“西班牙式別墅”的重災區，糟蹋了往日按照傳統風水和水稻作業而規劃的人文地理和自然生態。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之前，新界村社原是香港一個珍貴的景觀，因為廣東的村社景物受到公社化和文化大革命兩個政治運動的損害，無復舊觀。（《五星級香港――文化狂熱與民俗心靈》陳雲博士，香港花千樹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287－30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