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旅遊”：救贖的開始？

八十年代中期，民俗學界開始了遊客的“行為研究”，以功能學派的文化理論為主。旅遊不是人的基本需要（primary needs）,而是文化需要（即所謂secondary needs），是受到旅遊界創造的營運制度和廣告推銷之影響下對自然和人文環境的復雜消費行為，內裏包含強烈的儀式、角色扮演和生活規律的轉換，例如隨團旅客的皮箱、太陽帽、照像機、花襯衫和行走步姿，加起來就恰如一個特殊的人物品種；長假期之後同事之間交談旅遊經驗，相互欣賞旅遊照片，成為一種辦公室內幾乎帶有強迫性的生活儀式。

旅遊行為除了受旅遊業者影響，旅客本身的性向也有互動作用。旅客在家怎樣，出門就怎樣：怕陌生的人緊跟領隊，好獵奇的人脫隊，愛購物的人瘋狂消費，懶惰的人曬太陽，念舊的人撿土產，好刺激的人玩“笨豬跳”、攀山和跳降落傘。

既然旅遊是隨心所欲、境隨心轉的玩意，那麼一種合乎人性和良知的旅遊是可能的。柯拉瑪（Dieter Kramer）創造了Sanfter Tourismus（“軟的旅遊”soft tourism）一詞，指那些“與當地的自然環境和社會人情融和的旅遊”（一九八三）。相對於瘋狂消費的“硬的旅遊”，這種無損於自然與人情、只留下腳印不留下垃圾的“軟旅遊”，一時成為時尚，旅遊業者也很快追隨，組織另類行程，也出版知識性的導遊書籍系列。此詞中文一般譯作“深度旅遊”或“智性旅遊”，不知是否“軟旅遊”、“軟性旅遊”的說法，難免有其他不良舍義。

柯拉瑪的深度旅遊的典範是“向後尋求”的，是在商業化的旅遊之前在瑞士的阿爾卑斯山的自助度假旅遊。由於有浪漫主義詩人的吟詠，阿爾卑斯雪山特別受到市民階級的青睞。一八五七年成立第一個登山會（Alpine Club），是市民旅行者的自助協會，特意以家庭式、工匠式的旅遊招待來抵抗城市工業紀律（標準化、配件化和流程化的商業服務）的人侵。一八九五年瑞士工人組成“自然之友會”（Natur freunde），鼓吹自助旅遊，以證明工人階級也可以享受自然美景。山區的居民和農戶十分認同這些常年遊客，他們是顧客也是朋友。自覺保存民房舊貌、農民食品和工藝，在窗前的花槽種花，在青草地上撒花種，在乳牛身上掛鈴鐺，還自發組織“風俗保存會”（Heimatverein），編訂農民歌舞和慶典儀式，定期舉辦節慶巡遊。雖然這也算是“假民俗”，但賓主雙方都認同和熱愛，樂此不疲，就無所謂真假了。典章文化有傳承而來的，也有編創出來的，真假摻雜，我國的人「周禮」就是一個範例。一味復古，就是“泥於古”了。

瑞士富裕之後，以“直接民主”著名的瑞士地方議會（Canton）自主地發展地方特色和塑造文化身份，奠定了“文化旅遊”的原型，這是一種顧及人文和自然景色、促進地區民主參與和身份認同、照顧地方小企業者的經濟收入的可持續旅遊發展模式。（《五星級香港――文化狂熱與民俗心靈》陳雲博士，香港花千樹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287－30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