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學者的批評：“吊詭行為”與“假民俗”

歷史學者如偵探一樣，到達現場的時間總是太晚；德國和瑞士的學者在四十年代才註意旅遊業——那時大眾旅遊已有一百年歷史了。他們起初以管理業務和國民經濟的角度來研究，仍未進入文化議題。歐洲第一個學術上的旅遊定義，是德國經濟學者摩根洛非（W. Morgenroth）下的:ⅸ“最狹義的旅遊是人們臨時離開其慣住地的旅程，從而獲取生活消費需求或者文化需求的滿足，或者在外地作為物質消費者和文化消費者的同時，滿足其他個人願望。”（一九二九）摩氏厚道，他大慨理解“其他個人願望”是什麼事兒，只是不好明說。他的簡約定義，老早指出旅遊包含“物質消費”和“文化消費”兩面。

到了七十年代，德國的民俗學界和美國人類學界正式將旅遊列入學術研究範圍，旅遊逐漸成為文化研究的題目。由於德國人----包括那些極力抨擊旅遊的民俗學家，酷愛出國旅遊，德國、瑞士和奧地利也是歷史悠久的旅遊接待國，因此在德國民俗學界，旅遊的文化研究儼如顯學，值得向中文讀者介紹，讓大家反省自己的旅遊行為，成為“精明”的旅遊者，不再做懵懂的“遊客”。

以保存舊跡為職志的民俗學界，起先采取的是批判態度，旅遊的“文化偽作”首先遭殃。實證民俗學家漢斯·莫賽爾（Hans Moser）以Folklorismus”假民俗”的概念（一九六二)，批評旅遊是虛偽的文化交流。此詞英國譯為它Folklorism，美國戲譯之為Fakelore（“偽民俗“），意指那些脫離了歷史“時”、地域“地”和原住民“人”環境的、“二手民俗”。初次接觸旅客的地方是最好的旅遊地，因為原住民不懂得遷就旅客品味而刻意改變自己的地方風貌和生活方式。隨著接待者的老練，他們會忖度旅客的大多數膚淺品味而將風俗表演和民俗景觀固置下來，甚至度身訂做地改編，形成“假民俗”。它可供移民緬懷故士之用（如外國唐餐館的中華風），也可以作政治宣傅（如共革命時期的“秧歌舞”）；今天一般用於娛樂遊客的各式表演，如大陸一些為了遷就遊客對中國的錯誤認識和刻板印象而刻意“自我東方化”的民俗表演，也在假民俗之列。

嗣後，民俗史家恩岑斯伯格（Hans Magnus Enzensberger）考究了十八世紀浪漫主義詩人以遠遊來逃避工業城市的吊詭行為，從根本上戳破旅遊的迷思：工業社會的市民階級為了自由，脫離鄉土以營造城市生活，卻為了逃避自己營造的真實生活而要逃到窮鄉異域去，追尋逝去的鄉郊“自由”生活；城市人入徵愈深，愈要靠旅遊來解脫（一九六四）。

有了上述的批判武器，隨看綠色環保主義、新左派（法蘭克福學派）以及第三世界和弱勢社群關註者的加人，“旅遊批判”（Tourismuskritik）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中蔚為大觀。論點不外如是：旅遊是有錢國家的人對窮國的經濟和文化剝削，破壞當地風俗，霸占文化勝地和掠奪文物；商品化的服務交易擾亂了傳統的親善待客之道，土著的工藝美術因采用了工業生產流程和市民階級的美學品味而遭到破壞，道地食品為了遷就不同遊客的胃囗和國際衛生標準而衰變為“遊客餐”、“國際餐”；至於淫業，更破壞當地道德和踐踏婦女人權。跨國公可經營的旅遊業，無補於窮國的就業和技術培訓，只是一味剝削，賺取的利潤又調出國外。遊客一時鋪張浪費和放肆荒唐的“度假行為”，被窮國人民視為常性，增加了階級仇恨利嫉妒心理。旅遊業者的標準化、集中化和理性化的管理作風，令旅遊景點愈來愈像老家一樣了。旅遊書籍、廣告宣傳和電節目的事前演習，加上旅遊經驗的嚴格品質管制，也令異域之旅不再給人驚喜，一切無甚了了。

熱衷批判旅遊的人後來察覺，其實旅遊只是國際經濟循環和所謂自由貿易的一個範疇而已，犯不著要它一身肩負起所有跨國資本主義的罪衍。較為檢點和自律的德國遊客，也不認為要因噎廢食。資本主義不斷轉型而興旺，旅遊者總能等到萬惡的資本主義結束了，才開始計劃每年一段最美好的日子吧？（《五星級香港――文化狂熱與民俗心靈》陳雲博士，香港花千樹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287－30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