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P是未來的一個重要風向標（benchmark），因為發展中國家在TPP中第一次接受了WTO體系下沒有采用的，將貿易與勞工、環境、反腐等義務聯系起來的做法。

TPP會是目前一代貿易協定的最後一個，TTIP則將是真正的新一代貿易協定中的第一個。TPP會帶來更高效的國際生產分工，從而對全球貿易和增長都形成提振，盡管其程度可能有限。中國需要進一步開放來保持中國人民所期望的增速水平，讓國內消費提升到與‘新常態’相吻合的水平。這要求做出大膽的政治決定，來推進已宣布但還未落實的改革。這進而能讓中國在自己有“進攻性意圖”的海外市場領域與貿易夥伴達成更多的多邊、區域或雙邊協定。…

亞洲崛起是以亞洲合作和一體化為特征，並非取決於美國和中國的實際領導，而是會以某種集體領導的形式。美國並不絕對地是守成大國，中國也並不絕對就是崛起大國。兩國都既是守成大國也同時是崛起大國。“修昔底德陷阱”不能解釋世界範圍內亞洲區域性集體崛起的復雜現實。零和概念也不能解釋這個地區國家間的相互關系。全球化和區域化都將導致國家間和地區間的相互依賴。新世紀背景下新的安全威脅和發展問題是20世紀冷戰理論不能解決的。我們必須要以一種包容的、而非排斥的方式尊重文明多樣性。全球化和帶有互助合作觀念的區域化有利於共同安全和共享繁榮。中美兩國同為太平洋大國，在亞太地區對話和合作機制方面，政策導向應避免互斥。在這片區域裏，為了共同的安全和共有的利益，中美雙方都應致力於建立太平洋共同體。中美兩國雖不是盟友，但也不是敵人。他們是競爭對手和夥伴，他們是亞太事務的利益攸關者。兩國需摒棄冷戰思維，倡議安全發展的新概念。…

既然中美關系是重復博弈，或許可以按照“針鋒相對”的策略，把高度依賴主觀感受的“相互尊重”落實到更容易衡量的博弈行為中。首先需要確定一個或者幾個明確的重大博弈議題，比如臺灣問題。隨後可以考慮建立一種“信任對表”機制，雙方各自形成一個“信任收支平衡表”。盡管國家間博弈不會像計算機上的博弈那樣簡潔。但重要的是，中美可以通過體現“針鋒相對”精神的長期互動，逐漸培養起合作的習慣。當合作成為兩國關系的主流，“相互尊重”也就水到渠成。

在中美關系中，一方全然“背叛”（比如發動“熱戰”或“冷戰”）的可能性很低，雙方主要在具體問題上（例如經貿、南海等）展開極其復雜的重復博弈。在這種情況下，兩國可以采取怎樣的戰略呢？

美國政治學者羅伯特˙阿克塞羅德（Robert Marshall Axelrod）1980年出版了《合作的進化》（The Evolution of…

在實施一帶一路戰略的過程中，一些國家在中國外交中的地位將發生變化。表現為：美國依然是重點，但重要的程度下降，而中國周邊國家的重要性上升，“周邊”作為整體的重要性已經不遜色於美國，從可改進的空間角度看甚至超過了美國；周邊國家中，俄羅斯、中亞、東盟的重要性上升，韓國與日本的地位相對下降，尤其是日本；東盟是海上絲綢之路的第一個樞紐地區，東盟成員國在海絲建設中的地位將出現分化：印尼的重要性上升，可能成為支點國家；泰國、柬埔寨、老撾、馬來西亞、新加坡依然受到重視；中國與菲律賓可能將維持“政冷經溫”的關系；越南則處於比較尷尬的地位，這種狀態短期內難以改變。

作者按：應南方公眾論壇之邀，2015年8月9日在深圳少兒圖書館做了題為“一帶一路視野下的中國周邊外交”講座，講座的速記稿經過本人審閱、潤色後發布於此，其中後三分之二內容發表於《南方都市報》2015年8月19日。本文為作者向共識網提供的稿件。…

北京最大的挑戰並非來自美國的政治壓力或是軍事實力，而是那些將在改革過程中受損的既得利益階層，而如果改革失敗，公眾的不滿也將成為大問題。中國在東亞地區之外並不具備投放大規模軍事力量的能力，中國對美國的領先地位並不構成威脅。北京將繼續在經濟上為自己爭取發展空間，這是明智的做法。對



中美兩國政府來說，終極的問題是，華盛頓和北京怎樣才能有效管理雙方對全球影響力日益激烈的競爭？美國是會從中國的崛起中尋找機會，還是試圖遏制中國？如果發生後一種情況，中國是否會變得更加咄咄逼人？在兩國政府內部的政策辯論中，哪些派別將會獲勝？在未來若干年，這些才是最重要的問題，無論是對美國、中國，還是整個國際秩序來說，都是如此。…

北京應該站在大戰略的高度，從勢、力的角度切入，並剖析長短期利害轉換的結果，作一番認真的戰略評估。凡在今日力主躁進、膨脹者，較之張佩綸、翁同龢之輩，猶弗如也，若遵從彼輩主張，難免面臨對方陣營在南海「結網以待，請君入甕」的窘境。

5月起美國詰難中國在南海填海造陸，一場國際爭端突如其來。中國外交部發言人6月16日舉行緊急新聞發佈會稱：此項「建設將於近期完成陸域吹填工程」。傳遞的信息顯示，南沙填海造地的目標和規模是有限的，而且完工在即，外界無須大做文章。美國對中國的指責遂日趨低調，而中方也認為這場國際爭端風流雲散了。

始自2010年，筆者就在多篇文章中指出，一旦美國得出中國軍力在西太平洋大舉南下或東進，必然加大反制行動的力度，甚至不惜訴諸國家意誌的較量。果不其然。…

破解TPP對中國發展的不良影響，從中短期看，中國必須實現加入WTO後的第二次開放，重新調整中國在GVC中的運行形態和關系；從長期來看，則要隨著中國在世界的崛起，千方百計地構建以我為主導的GVC，建立世界經濟新秩序。“十三五”期間，中國新一輪高水平對外開放的重點，是要重構由我主導的全球價值鏈。這個期間構建由我主導的GVC，條件已經具備。一是中國市場規模巨大，二是我們提出了成為創新驅動的國家，這不可能建立在為美國“打工”的GVC之上；三是中國人民幣國際地位的上升；四是對外改革倒逼對內開放。為此要樹立國際視野，加強戰略思維，協調國際政策，拓展國家利益，提高全球經濟治理話語權。…

大國、強國的處世之道迥異於小國、弱國。對大國來說，要有足夠的自信展示自己的真實面目，包括優點與弱點。在制定對外戰略政策時，應該覺得陽謀是好事。此外中國在實施“一帶一路”的過程中，應避免急躁冒進，與其求快不如求穩，因此，在實施的過程中，除了中國擅長的有形工程外，還應該註重無形工程、軟實力工程、民心工程的建設。為此，中國非常有必要倡導並力行一種能為沿線國家普遍接受的亞洲價值觀。因為一個國家的存在與發展需要人民擁有共同的價值目標，一個地區、一群國家的合作與發展也離不開共同價值目標的引力與凝合。基於亞洲的政治、地理、經濟、文化等特點，亞洲價值觀至少應該包括以下內容：多元共存、自主自願、謀求發展、重視共享。總之既然中國真心相信“一帶一路”的實施既利己也利人，並為此傾情投入，中國就應該有足夠的信心昭告世界：“一帶一路”是我們的對外大戰略，一個大國陽謀。…

中國領導層之所以在外交上“這麽拼”，說明了兩個深層次問題：其一，通過外交方面的成功可以打開國內一些不盡如人意的局面，倒逼國內的一些政策實施和改革進行；其二，通過外部國際政治的各種資源，起到緩解國內部分緊張局勢的作用。目前中國正在尋找一條在輕重緩急和利益取舍上更為合理的發展模式。這些有可能會一步步實現，但需要更多時間。2016年，中國對外的首要舞臺在G20峰會，這又是一個讓世界認識中國、認可中國的機遇。但要強調的是，國際政治和外交的公關，最終需要國內政治的發展來提供真正動力，如同中國現在的國際影響力也源於本身經濟實力和社會發展的突飛猛進一樣。如果中國政治更加穩定化、制度化、法治化、民主化，那麽中國對外的國際影響力就會更強，在對外進行推廣和公關時，中國所做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就也會更有說服力。…

TPP的本質實際上是日美自由貿易協定。而且TPP的簽署意味著美國首次同東亞地區簽訂了具有法律意義的文件，這是美國東亞戰略的標誌性事件。

有人認為TPP是美日的反華工具，這種認知不準確也不全面。

首先，TPP的內在動力原源於日美希望借助“外壓”來推動國內改革。其次，TPP的外在動力源於日美希望在亞太經濟新秩序中維護自身的利益和地位的訴求，這並不直接等同於遏制或者反對中國。

未來亞太經濟秩序的重新建構過程中，各種機制會長期處於相互競爭的狀態，並在競爭中努力提高自身的附加值，同時尋找與其他機制合作與融合的機會，這將是一個非常動態的過程，對此中國需要保持戰略思想靈活度才不會失去機會。…

TPP實際是一種新型自由貿易區(FTA)式自貿協定，如同其他形式FTA，它是對WTO因自身問題多年止步不前的一種回應。相比傳統FTA，TPP在國際貿易的自由度方面走得更遠，從而形成的一種新型自貿協定。

相比WTO更有利於防範公地悲劇化，降低國際貿易的交易成本。所以TPP雖在協議達成方面耗時耗力，但一旦協議達成，其較強約束力客觀上會降低TPP成員國的交易成本。…

在安全關系方面，必須留意各國對局勢評估的差別和不安全感的來源。有人認為，東盟國家既可以與美國結盟，換取美國的軍事保護，借此獲得安全感；同時又可以為經濟發展與中國結盟。這個理論聽似聰明，而且可能極有吸引力，但卻是錯誤的。首先，這個理論貶低了東盟成員國的相對實力。東盟拒絕任何國家為其作擔保。其次，東盟地區的和平對中國追求和睦的外在環境極為有利。證明自己是個威脅，對中國有何好處？最後，東盟地區沒有任何資產可以引致中美兩國之間發生沖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