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領導層之所以在外交上“這麽拼”，說明了兩個深層次問題：其一，通過外交方面的成功可以打開國內一些不盡如人意的局面，倒逼國內的一些政策實施和改革進行；其二，通過外部國際政治的各種資源，起到緩解國內部分緊張局勢的作用。目前中國正在尋找一條在輕重緩急和利益取舍上更為合理的發展模式。這些有可能會一步步實現，但需要更多時間。2016年，中國對外的首要舞臺在G20峰會，這又是一個讓世界認識中國、認可中國的機遇。但要強調的是，國際政治和外交的公關，最終需要國內政治的發展來提供真正動力，如同中國現在的國際影響力也源於本身經濟實力和社會發展的突飛猛進一樣。如果中國政治更加穩定化、制度化、法治化、民主化，那麽中國對外的國際影響力就會更強，在對外進行推廣和公關時，中國所做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就也會更有說服力。

在世界秩序正發生重要變化的時刻，回顧2015年，可以看到中國並沒有做一個墨守成規的角色，也沒有做一個顛覆現有秩序的革命者。目前看來，它選擇做一個現有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改良者——其並非以咄咄逼人或對抗性的態度來顛覆現有的國際秩序，而是通過自身的參與，進行調整。

調整國際秩序的利益所在

無論是中國對外推出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下稱“亞投行”)、“一帶一路”倡議，還是這一年來國家領導人的對外訪問，都顯示出隨著經濟實力的上升，中國在以靈活而巧妙的姿態在國際政治和經濟秩序上謀求更大的國際影響力，試圖改變以往的國際定位。簡而言之，中國領導人是在下一盤大棋。

目前中國對外政策的調整是以經濟和文化因素作為主要驅動力，但這樣的驅動帶來了政治布局上的大改變，盡管現在仍處在整個戰略布局中的早期階段。在我看來，中國對國際秩序調整和改良的利益所在，主要基於三個方面：

首先，中國需要在國際環境中獲得安全，而不是感覺被外界壓制或被遏制。

其次是為了謀求自身經濟發展。因為這樣一個迅速發展的龐大經濟體，其資源並不充足：中國人口占全世界的20%，耕地和水資源只有全世界的7%，森林資源占3%，石油資源占2%，天然氣資源占1%——這些客觀條件使得中國必須要有全球的戰略定位和能源安全的考慮。

作為世界外匯儲備的第一大國，中國必須尋求海外投資的多元化。在一定程度上中國企業“走出去”，也有糾正目前產能過剩的因素。

第三個是聲譽因素。由於曾經有著強盛而繁榮的悠久歷史，也有落後受屈辱的近現代歷史，從心態上，目前的中國需要在國際地位上獲得與其經濟實力相匹配的地位和聲望。

“非對抗性”成為外交新特點

2015年的多張外交牌中，我認為，尤為成功的是歐洲牌。這一年秋季，中國領導人訪問英國，隨後德國和法國最高領導人接連訪華，這一系列與歐洲各國的互動，使得中國改變了以往對歐的被動地位。

過去很長一段時間裏，歐洲尤其是英國對中國在人權、國際事務、武器禁令等方面的批評和強硬舉措較為明顯，很多國際問題上，歐洲與美國一直保持一致立場。而現在，我們看到中歐關系愈加友好而密切。例如，2015年年初，英國及其他一些歐洲國家陸續加入亞投行；今年秋季中國領導人訪問英國，雙方取得一系列外交成果。國家主席習近平在英國國會的歷史性演講、中英金融合作的領先地位、足球外交對民意的積極影響都意義非凡。

我經常和一些美國同仁解釋，歐洲國家和美國看待中國的立場和角度是不同的。從抽象的國家概念層面上講，美國作為全球唯一的超級大國，面對中國崛起，面臨的是守成大國和崛起大國的矛盾；但歐洲很多國家看來，並不像美國這麽敏感，它們並不認為中國會對世界第一的美國構成這麽大的挑戰。即使構成挑戰，與其本國利益比較也會變得相對次要。因而，歐洲一些國家會有不同的利益考量以及戰略立場。

從中國歐洲牌的得分足以看出，中國領導人及其智囊團隊做了充足準備，對目前的國際形勢、中國在其他國家心目中的印象和可以發揮的角色把握得比較準確。

2015年9月以後，中國領導人接連訪問美國和聯合國、在新加坡促成“習馬會”以及訪問東南亞國家等，顯示出中國對外政策再度回歸“和平與發展”的主題。對比兩年前，國際輿論不再老把中國形容為“Assertive”(咄咄逼人的)，但目前還沒有另一個準確或者流行的詞進行總結概括。中國自身在迅速變化，外界也在進行綜合判定。在我看來，目前的中國全球戰略，尤其其對國際秩序的立場所表現出來的特征是“非對抗性的改良”(non-confrontational revisionism)。

不應混淆“一帶一路”和亞投行

針對中國對外推出的幾個大動作，現在中國國內外有聲音批評說，“一帶一路”倡議並沒有太多起色，除了一小部分投資到位，大多實際操作並沒有開始，或者說不少人並沒有弄懂其內涵到底是什麽。

這些在我看來並不奇怪。“一帶一路”倡議尚處於醞釀階段，大方向確定後，中國接下來會通過對外基礎設施的投資和發展，以及自身財力的杠桿作用進行改善。

也有人指出，實施過程中必定會遭遇很多問題，首位便是安全因素。但其實這也沒什麽好大驚小怪的，中國很多企業恰恰就是在不安全的環境中成長起來的。

以華為為例，其在國外先從非洲、中東這些動蕩地區起步，後來才走向發達國家；在中國國內，其也是先從縣級城市開始落地，然後“農村包圍城市”——這些本就是中國式的經濟發展路徑，只不過現在應用到了中國以外的地域。

更有些人把“一帶一路”和亞投行混淆起來，其實兩者有著很大區別：前者是圍繞中國打造的對外戰略，即便資金到位，其他還是空的，還在摸索中；後者也不是一個封閉而狹隘的以中國為控股方的銀行機構，而是一個開放的、更多關註區域治理，尤其是基礎設施發展的金融組織。據亞投行候任行長金立群介紹，一開始中國之所以提出50%的股權，是因為沒有多少國家願意加入，後來陸續有國家加入後，中國便放棄了控股權，更多是通過管理和運作彌補世界銀行和亞洲開發銀行官僚化和不盡如人意的地方。

我也不同意將亞投行和美國提出的跨太平洋夥伴關系協定(TPP)對立起來。要知道，中國一開始就邀請美國參加亞投行，只是美方沒同意而已。在全球化的今天，任何一種經濟組織的發展都不可能排除作為第一經濟大國的美國或第二經濟大國的中國而成功，未來必然要進行調整並走向開放。但很遺憾，很多人仍以狹隘的觀點來看問題。

如何拿捏內政外交兩盤棋

中國領導層之所以在外交上“這麽拼”，是需要通過外交來維護其權力。一系列對外大動作背後，也說明了兩個深層次問題：其一，通過外交方面的成功可以打開國內一些不盡如人意的局面，倒逼國內的一些政策實施和改革進行；其二，通過外部國際政治的各種資源，起到緩解國內部分緊張局勢的作用。

如今中國的內政和外交已經越來越緊密，高明的領導人會進行國內外宏觀而綜合的考慮，會同時下兩盤棋。美國的領導人也是如此。當一些效果和利益在一盤棋中暫時拿不到的時候，會啟動另一盤國內或國外的棋進行呼應或補充。

從國內政治角度講，習近平執政後大力進行反腐、收緊各項權力，同時也遇到很多困難和阻力，例如利益集團的阻攔、反腐強勢之下部分官員通過“無為”進行消極抵抗，以及得力人馬可能還沒有完全到位等。

從經濟發展角度看，這也是最為主要的，中國經濟正在經歷結構性轉型——一些人說這是從出口導向型經濟向內需導向型經濟上轉變，一些人說是從勞動密集型產業向技術密集型產業上轉變。在我看來，中國經濟結構性轉型主要是向市場和中產階級消費驅動的經濟上進行轉型。

如此復雜的社會現實下，如何進行國內外政策的改革和調整，需要保持清醒的思維，分清輕重緩急。

比如說，現在看起來有些滯緩的央企改革，從打腐敗開始著手是正確的。如果不這樣開始，接下來的央企改革就難免產生另一輪新的腐敗。現在我們看到的成效是：鐵道部已然不復存在，石油業周永康的勢力被打得一塌糊塗，金融業的反腐調查正在深入，電力行業也開始了類似改革，同時央企的改革需要從金融業開始。2016年中國將加入特別提款權貨幣籃子，這也是中國經濟融入全球金融體系的重要裏程碑。此外在互聯網以及創新行業，中國正在尋找一些新的經濟發展模式。

盡管中國經濟增長的數據在下滑，但情況並沒有一些人想象的那麽糟。中國的決策者還可以打出很多張經濟牌，比如說中西部欠發展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土地改革和下一輪城市化的推動等。這些之所以沒有開始，是需要考慮一些國內矛盾和沖突，是否會付出更大代價。

可以說，中國正在尋找一條在輕重緩急和利益取舍上更為合理的發展模式。這些有可能會一步步實現，但需要更多時間。

國內政治發展提供原動力

國內的改革要想實現，需要依托於一個和平穩定的國際環境。目前來看，中國國內外兩盤棋的落子都是暫時的，都還在試探。中國的領導層仍然保持著清醒認識，用這些舉措去試探國內外的反應，看他們在哪些地方支持、哪些地方反對，不斷認識外界對中國的理解和對策。

這一點上，中國有些做得很好，很有針對性也很見成效；有些也說明其高估了西方對中國的了解，或對西方缺乏認識。比如對境外NGO的管理辦法草案讓西方反應如此之大，說明中國對西方的了解十分不足。

由於歷史上的長期封閉和半封閉，中國和外界的相互認知不足，刻板印象頗深。相互淡化或扭轉這些刻板印象、放下成見、深入了解彼此，還需要時日，並非一朝一夕能夠實現的。

未來的2016年，中國對外的首要舞臺在G20峰會，這又是一個讓世界認識中國、認可中國的機遇。但我想強調的是，國際政治和外交的公關，最終需要國內政治的發展來提供真正動力，如同中國現在的國際影響力也源於本身經濟實力和社會發展的突飛猛進一樣。如果中國政治更加穩定化、制度化、法治化、民主化，那麽中國對外的國際影響力就會更強，在對外進行推廣和公關時，中國所做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就也會更有說服力。

（作者為美國布魯金斯學會約翰·桑頓中國中心主任，文章轉自《鳳凰周刊》）(見2016-01-04《國際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