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P的本質實際上是日美自由貿易協定。而且TPP的簽署意味著美國首次同東亞地區簽訂了具有法律意義的文件，這是美國東亞戰略的標誌性事件。

有人認為TPP是美日的反華工具，這種認知不準確也不全面。

首先，TPP的內在動力原源於日美希望借助“外壓”來推動國內改革。其次，TPP的外在動力源於日美希望在亞太經濟新秩序中維護自身的利益和地位的訴求，這並不直接等同於遏制或者反對中國。

未來亞太經濟秩序的重新建構過程中，各種機制會長期處於相互競爭的狀態，並在競爭中努力提高自身的附加值，同時尋找與其他機制合作與融合的機會，這將是一個非常動態的過程，對此中國需要保持戰略思想靈活度才不會失去機會。

（Tokyo by Shigehiro Ono）

2015年年10月，以美日為主導的跨太平洋夥伴關系協定（TPP）談判達成框架協議，而在11月舉行的亞太經合組織（APEC）會議上，東道國馬來西亞宣布，原定在2015年末達成協議的中日韓東盟（亞細安）加上印度、澳大利亞、新西蘭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系協定（RCEP），時間推遲到2016年以後。

一年前，在北京的APEC峰會上，中國提出了啟動亞太自貿區進程，目前的情況看似乎條件尚不成熟。對此，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APEC工商領導人峰會上的主旨演講中特意指出“新的區域性自由貿易安排不斷湧現，引發對於碎片化的種種擔憂”。

有不少評論認為TPP的框架協議達成和RCEP的滯後，意味著美國在對中國亞太地區遏制戰略上占了上風，筆者認為這種分析是片面的，在政策上是誤導性的，筆者認為需要全面正確理解TPP在本地區的新經濟秩序建構中的地緣政治意義。

TPP在地緣政治上的本質意義

首先，要認識到TPP的本質實際上是日美自由貿易協定。盡管TPP有12個國家參加，但是日本是否加入對於該協定具有決定性的意義，日本的國內生產總值（GDP）是除了美國外其他所有成員國的兩倍多，由於日本的加入，該協定將覆蓋全球GDP的40%。日美自由貿易協定一直在討論，但是由於各自國內原因一直沒有實現，現在通過多邊的方式實現具有裏程碑意義。這可能是亞太主要經濟體之間首次通過多邊方式實現雙邊貿易協定的例子，中日之間，中美之間也沒有實現自貿協定，而10加3，中日韓等多邊方式也無法實現實質上的主要經濟體之間的自貿協定。

美國在亞洲經濟接觸的進一步加強，無疑對於日美同盟進一步強化有意義，另一方面也可能會催生本地區主要經濟體學習美日方式，通過多邊方式來達成雙邊自貿協定的目的，例如加快中日韓自貿協定談判進程，這個進程如果實現就意味著中日之間簽定了雙邊自貿協定。

第二，TPP的簽署意味著美國首次同東亞地區簽訂了具有法律意義的文件，這是美國東亞戰略的標誌性事件。從歷史上來看，美國同亞洲的關系非常依賴雙邊關系和條約，還沒有一個整體性的美國同東亞的框架，如果TPP實現的話，將會首次出現美國有了一個比較完整的亞洲戰略和法律性文件。

美國的亞洲戰略目前看來還是很清楚的，第一步是強化與同盟國家的關系，這個過程中肯定會出現一些緊張關系和事件，釣魚島問題就是證明；第二步就是擴大同亞洲國家的夥伴關系，主要體現在美國加強與東盟國家關系上，這也會出現一些中美緊張的情況，主要體現在南中國海問題上；第三步則是美國同亞洲全體關系一個制度性安排的建設，TPP在這個過程中是一個重要支柱；第四步進一步包容中國。

正如美國助理國務卿拉塞爾近期接受《日本經濟新聞》采訪時所說，美國的亞太戰略的核心是中國。但是，我們可以看到美國在戰略思考上，最重要的則是建立制度安排來對應這個核心問題。

第三，在實現覆蓋APEC的21個經濟體的亞太自由貿易區（FTAAP）目標，TPP可能成為一種途徑。從美國戰後建立國際機制的傳統以及中國本身的戰略思維來看，在亞太建立一個高覆蓋度的亞太自貿區，這個戰略目標雙方是一致的，目前的分歧在於如何實現。我們可以看到目前參加TPP和RECP的成員國有不少是重疊的，也就是說這兩個並不是相互排斥的關系，而是包括合作競爭並存的關系，兩者將來很有可能實現殊途同歸，在某個時點上融合最終實現亞太一體化，這樣中美之間的戰略互疑也會得到制度性的改善。

TPP是不是美日的反華工具？

自從美日和其他成員國開始談判TPP時，中國國內的一種普遍看法，認為這是美日企圖遏制中國崛起的戰略，有的甚至發展到“陰謀論”的高度。在中國經濟高速崛起的背景下，將來本地區經濟秩序的重建進程中，中國與美日存在競爭毫無疑問，觀點不同路徑不一也不奇怪，但是認為TPP是美日的反華工具，這種認知不準確也不全面。

首先，TPP的內在動力原源於日美希望借助“外壓”來推動國內改革。從美國來說，WTO多哈回合的談判15年來基本沒有進展，2011年開始一些雙邊FTA的談判，例如2011年同韓國、哥倫比亞等簽訂了自貿協定，但是，由於國內政治中反對勢力強大，美國同更大的經濟體之間簽署自貿協定變得非常困難，隨後美國對外經濟戰略上開啟了以TPP為中心的亞太地區經濟多邊談判的新進程。

由於TPP進程的開啟，又同奧巴馬政府提出的“亞太再平衡”戰略同步，在中國常常被解讀為遏制中國的一種手段，但TPP很大程度上是美國要借助外力來推動國內改革。日本、澳大利亞、新加坡等12個亞太國家如果能夠達成TPP，顯然不僅會有經濟利益而且有戰略利益，更加容易說服美國國內反對勢力。

日本的情況也相似，日本在上個世紀90年代後由於經濟結構改革滯後，導致了20多年的低增長，各種既得利益結構很難被打破。參加TPP談判最早是民主黨執政時期野田首相決定的，而同時增加消費稅也是野田時期決定的，這些都為安倍晉三自民黨執政後所繼承，也就是說在TPP問題上日本存在著超黨派的共識。

以TPP為契機，我們已經看到了安倍政府在農協改革，降低法人稅等方面邁出了過去20年來日本首相想做而沒有做成的事情，從本質目的來說，這個動機同當年中國用入世談判推動國內改革，並沒有什麼太多的差別。TPP如果能夠促進日本經濟進一步開放和增加經濟活力，反過來可以讓日本國內的政治生態朝著更開放和寬松的方向發展，這樣在對外關系上也就會有更多的信心和余力來參與，日本經濟活力的恢復對中國來說是一件好事。

第二，TPP的外在動力源於日美希望在亞太經濟新秩序中維護自身的利益和地位的訴求，這並不直接等同於遏制或者反對中國。根據2007年的美元價值計算，TPP如果能夠在數年內完全實施，現在的美元價值將會增強。這說明對於美國來說，TPP是保持包括美元在內的美國在國際經濟規則制定中的地位的重要手段，而對日本來說，維護美國體制有利於維持自己在原來體制中的地位。

日本戰後在經濟上的優勢主要是通過同美國的結盟和融入美國主導的秩序獲得，保持這個經濟秩序的活力符合日本國家利益，積極推動TPP幫助美國實際上就是幫助日本本身。而目前美國國內政治因素導致TPP有停滯，會影響到日本自身的戰略意義，日本就需要更加積極地說服和推動美國國內進程。

當然美日維護自身戰略利益的行動會同中國產生一定的矛盾，但是性質不是零和的。一來相比美國通過大規模強化軍事同盟，建設新軍事基地方式維護秩序的做法，通過經濟方式的中美競爭具有良性意義，第二TPP中很多的內容例如國企改革，各種非貿易壁壘的撤銷，知識產權等都是中國將來希望實現的改革的目標，如果TPP實施進程順利那麼就會給中國帶來進一步開放的競爭性壓力，中國國內改革可能加快速度。這個動態會造成一些壓力，但是這些壓力也不是完全都是負面的，關鍵在於中國如何解讀這些壓力，把這些壓力都解讀成為遏制中國的手段，那就會導致對抗性的政策結果。

目前本地區各種自貿協定安排看上去機制林立，但是它們的生命力和可持續性最終需要經過市場的檢驗。無論是TPP還是RCEP還是東盟經濟共同體（AEC）的認可度，決定權不在於政府，也不在於媒體的評論，而在於實際參加經濟活動的企業。對於企業來說選項增加本身不是壞事，他們會按照最有利於資源配置和利益最大化的原則，尋找最為有利的地區安排框架，並在此基礎上配置商品、人員、資金的流動。

因此在未來亞太經濟秩序的重新建構過程中，各種機制會長期處於相互競爭的狀態，並在競爭中努力提高自身的附加值，同時尋找與其他機制合作與融合的機會，這將是一個非常動態的過程，對此中國需要保持戰略思想靈活度才不會失去機會。

（作者為日本國立新潟大學副教授，文章轉自2015-12-08 聯合早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