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實施一帶一路戰略的過程中，一些國家在中國外交中的地位將發生變化。表現為：美國依然是重點，但重要的程度下降，而中國周邊國家的重要性上升，“周邊”作為整體的重要性已經不遜色於美國，從可改進的空間角度看甚至超過了美國；周邊國家中，俄羅斯、中亞、東盟的重要性上升，韓國與日本的地位相對下降，尤其是日本；東盟是海上絲綢之路的第一個樞紐地區，東盟成員國在海絲建設中的地位將出現分化：印尼的重要性上升，可能成為支點國家；泰國、柬埔寨、老撾、馬來西亞、新加坡依然受到重視；中國與菲律賓可能將維持“政冷經溫”的關系；越南則處於比較尷尬的地位，這種狀態短期內難以改變。

作者按：應南方公眾論壇之邀，2015年8月9日在深圳少兒圖書館做了題為“一帶一路視野下的中國周邊外交”講座，講座的速記稿經過本人審閱、潤色後發布於此，其中後三分之二內容發表於《南方都市報》2015年8月19日。本文為作者向共識網提供的稿件。

“一帶一路”戰略的經濟效果

新一屆中國政府推出的一帶一路戰略，是未來8-10年中國外交的頂層設計，將統領這一時期的對外工作。中國推出這一戰略，希望在經濟上能發揮幾個方面的效果。

第一，促進全球經濟復蘇。我們知道，中國現在是世界第一出口大國，是120多個國家的最大貿易夥伴，2008年金融危機後，全球經濟陷入低迷，2010—2013年全球經濟增量中的26.2%是中國提供的，從增量角度看已經超過美國。這是非常厲害的。原來說美國經濟打噴嚏世界經濟就要感冒，現在也許還不能把這種說法套用在中國身上，但可以說：中國經濟打噴嚏，世界經濟也要打噴嚏。眾所周知，中國經濟已經進入新常態，據估算潛在的年經濟增長率為6-6.5%。近兩年GDP年增長率在7-8%之間，但無論是與美國、日本、歐盟等發達經濟體比，還是與印度以外的其他金磚國家比，依然是很亮眼的。考慮到中國經濟總量已經很大，未來幾年中國經濟如果發展得好，無疑將有力推動全球經濟復蘇。

第二，營造中國的周邊環境。打一個比方，當村子裏面只有一個人比較富時候，大家可能會去吃大戶，富人的負擔會很重，想進一步發展更是困難，這個富人如果能帶動大家都變得比較富裕，情況就不一樣了。中國現在提出一帶一路，搞“五通”，就是想發揮自己的比較優勢與成功經驗，幫助地球村的小夥伴們——尤其是周邊的小夥伴們——實現小康。當然，前提是這些小夥伴願意參加，所以《願景與行動》強調的是共商共建共享，以及與沿線國家的發展戰略對接。

第三，推進經濟結構的轉型升級。經濟裝型升級是經濟發展過程中的普遍現象。中國企業不可能一直停留在全球價值鏈的下端，而且，隨著人工成本的提高與勞動力短缺的出現，沿海有些企業必須向其他地方轉移。向中西部轉移是一個途徑，但還不夠，向周邊其他國家轉移是不可避免的。尤其是，中國大量的富余產能(與四萬億經濟刺激計劃有很大關聯)，只能向外轉移，不然就要就地關閉。中國與哈薩克斯坦搞的產能合作就是一個典型案例，既符合中國的一帶一路戰略，也滿足了哈薩克斯坦工業化、推進基礎設施建設的需要。

中國政府現在需要考慮的一點是：如何幫助中國大陸土生土長的民營企業進行跨國生產。我最近參加全國無黨派人士一帶一路調研團到福建進行調研，對此有切身的體會。臺灣與日本的企業有跨國轉移企業的經驗，許多已經轉移到東南亞的越南等地，中國大陸成長起來的企業則轉移的不多，因為他們面臨企業老板的代際更替與產業升級的雙重沖擊。創業一代不願意到海外進行二次創業，但一些企業(特別是勞動密集型企業)如果不轉移，很快就難以生存了。

第四，促進國內各個地區的協調發展。中國搞了十幾年的西部大開發，東西部的差距總體上沒有縮小，而且還在擴大。怎麽解決這個問題？中西部人口向東部轉移、接受東部地區的產業轉移是需要的，但還不夠。是否可以通過對外開放變原來的“末梢”為“前沿”？能不能成功不知道，但在沒有更好的辦法前，值得一試。

此外，調動與凝聚全球華人的經濟力量大概也是一個考慮。全世界有多少華人華僑？目前並沒有準確的統計數據，也不可能有。原因有幾個：中國政府定義的華人華僑其他國家未必接受；一些國家對華人進行同化政策，鼓勵華人華僑與當地人通婚，入籍乃至使用當地名字；對於華人與其他族裔通婚後所生後代，哪些可以列入華人，也沒有定義；一些國家在進行人口統計時並沒有把華人華僑單獨列為一類；許多人出於各種原因的考慮在人口統計時不願意承認自己的華人華僑身份。因此，即使是國務院僑辦也難以獲得準確的數據，最接近的數據來自2008年國僑辦委托廈門大學莊國土教授進行的課題研究，結果是，大約73%的華人華僑生活在東南亞國家，數量比較多的有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泰國等。海外華人華僑總體數量大致有5千萬，其中近1千萬是近三十年出去的，叫做新移民或新華僑，主要分布在歐美等地。

無論怎麽說，華僑在海外的力量是非常大，特別是東南亞。新加坡就不用說了，華人占到人口的75%左右。泰國也比較有特色，一個是它從來沒有成為殖民地，一直保持了政治獨立。另外一個是它奉行的同化政策很成功，華人與當地人通婚很普遍，加上華人重視教育、善於經商等特征，使得現在的泰國精英具有華人血統成為普遍現象。在印尼和菲律賓，華人人口比例雖然不高，但對於所在國的經濟有很大的影響力，許多富豪都是華人。中國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吸引的外資有相當部分來自華人華僑。如何進一步發揮這些人的作用，以及如何支持這些人的經濟發展，已經成為落實一帶一路政策的組成部分。

“一帶一路”的動因與導致的外交政策調整

我們知道，一個國家推出一個大戰略是綜合考慮多種因素的結果。經濟實力是國力的基礎，因此，我們首先分析了一帶一路戰略的經濟效果。接下來談談中國推出這一戰略的非經濟原因，以及這一戰略推出後會導致哪些外交政策的調整。

作為崛起的大國，身份與利益的調整乃至重構是普遍現象。新一屆中國政府推出一帶一路戰略，表明中國的身份與認同發生了變化。地理上，從“東亞國家”調整為“亞洲中心國家”與“歐亞大陸東端大國”。利益追求上，本屆政府的使命是推進中國夢的實現，即把中國從“有全球影響力的地區大國”建設成為“綜合性的全球大國”。

過去三十多年裏，中國外交的一大特征是“向東看”：近看韓國到日本，遠看太平洋那一側的美國，再看大西洋東側的歐洲。這是主線。副線是東南亞國家，也包括臺灣、香港等地區。再加上“輔線”大洋洲、非洲與拉美。而基本上“忽略”了“向西看”。這客觀上是把自己當作東亞國家了。現在則意識到，不對啊，自己一直是華夷秩序下的中心國家，地理上也天然地位於亞洲中心，而且，就歐亞大陸而言，無疑是位於其東端的巨型國家。那麽，外交上怎麽能僅僅向東看呢？還有必要朝北看、朝西看、朝南看。這才是中央國家應有的外教之道嘛。而且，向這幾個方向發展，有利於發揮自己的比較優勢。

本屆中國政府最高領導人上任後確立的執政理念就是實現中國夢，即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怎麽才算是實現了這一目標呢？從量化指標看，單單經濟實力世界第一還不夠，應該是綜合實力世界第一。這是中國歷史上強盛期的狀態。為了實現這個目標，就不能繼續奉行“韜光養晦”的外交原則，這只有在經濟實力比較弱小、整體上比較不引人註目的情況下才行得通。現在一舉一動都受到廣泛關註的情況下，要進一步發展自己，就需要主動謀劃如何拓展自己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領域的國際影響力。因此，以“奮發有為”取代“韜光養晦”就成了必然選擇。也就是說，中國除了繼續奉行對外開放外，也可是走出國門，開始“開放別人”了。

歷史地看，這意味著中國放棄了奉行了幾千年的“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的天下治理理念，要到“五服之外”去搞“五通”了。坦率地說，中國在這方面經驗並不足，風險也很大。怎麽辦？顯然，中國不能大包大攬，當一帶一路沿線國的“發改委加財政部”，共商共建共享也罷，與沿線國的發展戰略對接也罷，都意味著需要區別對待，尋找有強烈的發展意願、又願意與中國合作的國家，將他們確立為支點國家進行重點合作。從目前看，哈薩克斯坦等屬於這類國家。有些國家只願意與中國在某些領域進行大規模的合作，中國也應該尊重他們的意願，圍繞這些重點領域進行合作。有的國家雖然願意與中國合作但有顧慮，對此，中國需要耐心等待並做大量的溝通與說服工作，俄羅斯對一帶一路從持保留態度到公開表示支持，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對於一時持保留態度的國家，中國也應該尊重他們的選擇並開拓新的合作領域，比如印度，既不公開表態支持一帶一路，還提出了針對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季風計劃”，以及針對絲綢之路經濟帶的“香料之路計劃”。但中國依然可以與印度在高速鐵路、移動通訊、制藥等等眾多領域進行合作。日本不但不參與亞投行，還提出針對性頗強的1100億美元亞洲基礎設施建設資助計劃，以及在南海等問題上采取一些對抗性行動。對此，中國不妨聳聳肩，繼續做自己的事情。體量龐大的中國的崛起必然會引發周邊中小國家的一些擔憂與疑慮。只要中國堅持和平崛起，經濟繼續發展，並充分建立起“地區帶頭大哥”的信譽，周邊國家疑慮減少並向中國靠攏是可預期的。

周邊國家在中國外交中的地位變化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大國外交，主要是指針對美國、日本、歐盟、蘇聯/俄羅斯等國家的外交，這些國家或者綜合實力強於中國，或者經濟實力強於中國，或者軍事實力強於中國。隨著中國實力地位的提升，現在中國的大國外交，是指綜合實力僅次於美國的中國，對上述國家以及巴西、印度、南非等區域大國的外交。

在實施一帶一路戰略的過程中，一些國家在中國外交中的地位將發生變化。表現為：美國依然是重點，但重要的程度下降，而中國周邊國家的重要性上升，“周邊”作為整體的重要性已經不遜色於美國，從可改進的空間角度看甚至超過了美國；周邊國家中，俄羅斯、中亞、東盟的重要性上升，韓國與日本的地位相對下降，尤其是日本；東盟是海上絲綢之路的第一個樞紐地區，其內部成員在中國外交中的重要性將出現分化，詳後述。

美國在中國外交中重要性相對下降的主要原因是：由於缺乏戰略互信，兩國間關系進一步改善的空間不大，“又競爭又合作”將成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新常態”，中國將用“保持接觸、強化自我”應對美國的“兩面下註、強化防範”。日本在中國外交中的地位將明顯下降，整體上排在俄羅斯、東盟之後，在政治與安全領域，甚至排在哈薩克斯坦、巴基斯坦之後。主要原因是：日本不適應中國的崛起，並采取了“強化美日同盟以實現國家正常化”的策略。中日關系將在相當一段時間裏處於“經溫政涼”的狀態。

俄羅斯是中國的全球戰略協作夥伴，中俄兩國的政治關系已經處於“準同盟”狀態，進一步提升的空間有限。這種戰略協作關系是兩國都需要的。但是，俄羅斯對於中俄邊境地區的經濟合作采取“防範中合作”的方針(如在東北地區不大願意修建跨界橋梁，哪怕中國出全資)，很難像哈薩克斯坦那樣積極主動，其主導的歐亞經濟聯盟與中國的絲綢之路經濟帶存在一定的競爭關系，加上俄羅斯的經濟結構不合理、經濟體量不大，中俄關系未來將處於“政治上高度友好、戰略上中度配合、經濟上有限度合作”的狀態。

政治上、戰略上中國眼下對“一帶”的重視程度超過了“一路”，而哈薩克斯坦與巴基斯坦既是次區域大國，又熱情呼應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因此，自然而然地成為一帶一路建設中的支點國家。泰國、柬埔寨也會是中國的重點合作對象。孟加拉國、西方解除制裁後的伊朗可望成為重點合作對象，至少在某些領域是如此。緬甸與斯裏蘭卡則需要自身不再“擺動”、進一步體認與中國合作的價值後，才能重新喚起中國的合作熱情。

中國政府強調絲綢之路經濟帶，並不意味著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不重要，畢竟，海上貿易始終是中國外貿的大頭。而東盟地區即是歷史上海上絲綢之路的樞紐，中國現行規劃的兩條“海絲”路線都要經過東盟地區。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東盟是中國建設“海絲”的試金石。但是，東盟成員國在海絲建設中的地位將出現分化：印尼的重要性上升，可能成為支點國家；泰國、柬埔寨、老撾、馬來西亞、新加坡依然受到重視；中國與菲律賓可能將維持“政冷經溫”的關系；越南則處於比較尷尬的地位：經濟上希望進一步分享中國的發展紅利，政治上與中國關系密切，但兩國民互相沒有好感，越南方面的程度更強烈些，南海爭端嚴重阻礙兩國關系的進一步發展，因此，越南迄今沒有公開表態支持“一帶一路”，這種狀態短期內難以改變。

關於南海爭端與一帶一路的關系，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南海爭端僅僅是中國與東盟關系的一個方面，但客觀上已經成為中國東盟關系的短板，而且已經事實上國際化了。美國在南海問題上的角色已經從“導演”變成了“導演兼主演”，南海爭端事實上變成了三個層次：聲索國之間、中國與東盟之間，中國與美國等大國之間。模糊策略與等待政策未必符合中國的整體長遠利益，也明顯不利於海絲建設。考慮到領土主權爭端的解決需要一個比較長的過程，但管控分歧、擴大共同利益是必要的。因此，簽署“南海行為準則”是大勢所趨。中國政府已經提出了雙軌思路，並同意在協商一致的基礎上盡早簽署這一準則。為此，中國不妨采取一些新的措施，促進這一進程。

（作者為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中心國際戰略研究室主任，文章轉自2015-08-20共識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