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應該站在大戰略的高度，從勢、力的角度切入，並剖析長短期利害轉換的結果，作一番認真的戰略評估。凡在今日力主躁進、膨脹者，較之張佩綸、翁同龢之輩，猶弗如也，若遵從彼輩主張，難免面臨對方陣營在南海「結網以待，請君入甕」的窘境。

5月起美國詰難中國在南海填海造陸，一場國際爭端突如其來。中國外交部發言人6月16日舉行緊急新聞發佈會稱：此項「建設將於近期完成陸域吹填工程」。傳遞的信息顯示，南沙填海造地的目標和規模是有限的，而且完工在即，外界無須大做文章。美國對中國的指責遂日趨低調，而中方也認為這場國際爭端風流雲散了。

始自2010年，筆者就在多篇文章中指出，一旦美國得出中國軍力在西太平洋大舉南下或東進，必然加大反制行動的力度，甚至不惜訴諸國家意誌的較量。果不其然。

據析，這場爭端風流雲散的假設大謬不然。反之，一場國際危機正在南海蓄勢待發矣。就中國崛起的願景而言，嚴重性將無以復加。

危機是否爆發以及在哪個節點爆發，主要涉及雙方或多方對事態發展趨向的評估、對彼此投入對決時的處境的估量(即天時、地利、人和)、與盟國整合立場的結果、對國內各界反應狀態的衡量以及對己方因應措施的利弊得失的分析。換言之，亦即出於趨利避害的動機、全球態勢的分析以及對彼此在某個地域、海域存在的物理力量的評估，而無關乎各方對爭端的立場及說辭。

中方堅稱南海填海造陸僅是「在自家後院搞建設而已」。假若中方寄希望於此番說辭對美方有說服力，則是低估了對方的政治智慧。美國認為中國填海造陸規模之大，顯係改變現狀，而如今矗立在南海的多座新島嶼在一年前僅是小礁石而已。

誠然，越南、菲律賓諸國早於中國之前已經在填海造陸了，論規模大小，卻同中國不能同日而語。癥結在於如今「老大、老二」之間的結構性矛盾隱然成為左右美中關係的主旋律。何況，美國處理國際事務實行雙重標準並非始自今日，這一現象並不關乎南海爭端的發展趨勢，以彼況此，有何實質意義呢？

最近中國海軍在南海舉行演習以後，中國專家評論演習的意義時稱大國博弈日趨激烈，中國對南海具有了掌控能力，假若某方封鎖了印度洋、馬六甲海峽，則中國亦能封鎖南沙到臺灣海峽的航線。某方面臨中國的反制，就不敢輕易冒險。此說似是而非。

《孫子兵法·謀攻篇》曰：「故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居廟堂之高者預見到或有訴諸武力的可能性，則應該在伐謀、伐交的層面上多下工夫，亦即用謀略挫敗敵方的戰略意圖。

就伐謀、伐交階段而言，筆者借箸代謀：

其一，今日中國國力精進，非昔日吳下阿蒙，乃拜當代國際政治格局所賜。假若某方居然訴諸對己方全面經濟封鎖的手段，則返求諸己，當年決策是否理性？

其二，退一百步，縱使中國有此意向，是否有必要在崛起未竟之際，同某方進入對決的狀態？這一決策是否魯莽滅裂呢？

其叁，前述中國專家的假設的前提是本國海空軍業已在南海島嶼部署完畢，並且獲得充份的、持續的後勤技術保障。如今前提不存在，卻侈言結果，豈智者所為？

其四，在大國博弈過程中，己方暴露戰略意圖，對方是否會讓己方從容部署軍力，以至最終具備有效的反制手段，懾止對方經濟封鎖的圖謀？

其五，中國崛起未竟，已被強敵環伺。放目四顧，伺機待擊者有之，銜恨欲報者有之，幸災樂禍者有之，及至禍患降臨時，舉世卻沒有可以患難與共的兄弟之邦。一旦中國在南海面臨一場軍事危機，將面對全世界的反對，連俄羅斯也靠不住，因為俄羅斯在南海問題上偏袒越南。

其六，假如對方制敵機先，在中國海空軍在南海島嶼部署完畢之前，採取有力的反制措施，則中國在南海的戰略部署豈非「畫虎不成反類犭」？追源禍始，則始作俑者，屍其咎矣。

中國近代史有一條規律，即在敏感的歷史時刻，若任由書生或狂徒影響決策，得一時風氣之先，實非國家之福。試舉兩例。

清朝平定了太平軍、撚軍及西北回軍掀起的內亂，銳意興辦洋務，近代工業蓬勃發展。當時中國百業興旺，遠非前階段半壁江山淪於內亂的情況可比，史稱「同光中興」。

1884年，中法戰爭爆發。當時中國戰備尚未就緒。以張佩倫為代表的清議派卻侈談用兵。張承認本人「不知兵」，卻腆顏掛帥前往福建指揮軍事，結果料敵失誤，一敗塗地。若非老將馮子材親率子弟兵，在廣西、越南邊境奮戰，扭轉了戰局，戰爭的後果更加不利。

1889年，西太後「撤簾」，光緒帝親政。光緒重用戶部尚書翁同龢，後又擢為軍機大臣。翁為帝師，以清流領袖自居，門下齊集躁進士人。1894年，日中兩國就朝鮮事務矛盾尖銳化。翁鼓動清流人物慷慨陳詞，力主戰議。翁與李鴻章的恩怨推動他對北洋水師的備戰動輒掣肘。李建議清廷添購速度快、火炮多的兩艘新艦，翁百般拖延，這兩艘新艦遂為日本購得，其中一艘成為日艦「吉野號」，在甲午海戰中擊沈中國軍艦最多。

當年在中樞通籌全局，於國際縱橫捭闔，並急於洽購彈藥修繕戰備者，惟少數老成者而已。清議派則惟高調主戰，競作紙上談兵，給清廷製造無謂壓力。

及至北洋水師覆滅，日本陸軍直逼京畿，京城一夕數驚，主戰派一籌莫展，又懼怕因主戰被當作禍首受到懲罰，於是啞口無言者有之，銷聲匿跡者有之。甲午戰敗給予晚清盛世以致命的一擊，成為清廷十數年以後一朝崩潰的催化劑。

時至今日，北京應該站在大戰略的高度，從勢、力的角度切入，並剖析長短期利害轉換的結果，作一番認真的戰略評估。凡在今日力主躁進、膨脹者，較之張佩綸、翁同龢之輩，猶弗如也，若遵從彼輩主張，難免面臨對方陣營在南海「結網以待，請君入甕」的窘境。

筆者馨香禱祝，但願這次預測不致於再次不幸而言中。

（作者為美國斯坦福大學國際安全和合作中心研究員，文章轉自《信報》2015年8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