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P實際是一種新型自由貿易區(FTA)式自貿協定，如同其他形式FTA，它是對WTO因自身問題多年止步不前的一種回應。相比傳統FTA，TPP在國際貿易的自由度方面走得更遠，從而形成的一種新型自貿協定。

相比WTO更有利於防範公地悲劇化，降低國際貿易的交易成本。所以TPP雖在協議達成方面耗時耗力，但一旦協議達成，其較強約束力客觀上會降低TPP成員國的交易成本。

對中國而言，是否參與TPP應基於自身的內部稟賦與TPP規則是否匹配的邊際損益評估，淡化而非強化TPP的政治色彩，降低是否參與TPP的選擇難度和中美對抗的分貝。

這樣有助於避免陷入誤區導致戰略決策失誤。

不論何種自貿規則，不在於提出者的身份，而在於相關規則能否得到參與各方的認同，並是否具有順應國際經貿的動態變遷的敏感適應能力，降低國際經貿交易成本，為國際經貿提供程序正義和公平交易的秩序。

即將公布的TPP規則是否有助於中國經濟的長遠未來，才是我們要考慮的主要因素之一。

歷經數年的攻防談判，《跨太平洋夥伴關系》(TPP)協定的12個談判國於10月5日在美國亞特蘭大舉行的部長級會議上達成基本協議。

盡管目前TPP的細節尚未悉數披露，但在國內外媒體連篇累牘的報道解讀中，TPP猶如一堵隔離墻，勾畫著中美在亞太地區的對峙場景。

揭示TPP本身的脆弱也好、強大也罷，對TPP不屑一顧也好、如臨大敵也罷，以這種冷兵器思維模式得出的判斷，很容易將中美兩國帶入“修昔底德陷阱”。

盡管中美雙方都在努力避免這一局面的形成和出現，然而正所謂“文似看山不喜平”，似乎媒體與專家的文章都更加偏好於抓取可能的沖突和負面的因素，甚至對一些不確定性的領域做出較為武斷和主觀的判斷，以提高文章的新聞效果和傳播影響力。

此外，由於TPP文本內容有待全面披露和系統性剖析，以及TPP實現路徑等本身帶有明顯的不確定性，目前外界解讀者只能以盲人摸象的方式感知TPP建立的原則和主體框架，以顯示各自研究分析那種“深刻的片面”。

而當前社交媒體的病毒式粘合傳播，則容易放大這些主觀判斷與“深刻的片面”碰撞所形成的聚群式共鳴，將理性思辨導入假想式觀點分化和對壘之中，使非理性的亢奮情緒成為主導輿論走向不可忽略的因素。

其實，TPP實際就是一種新型的自由貿易區(FTA)式自貿協定，與中國在東亞倡議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系”(RECP)和全球業已存在的各種雙邊自貿協議解答的系同一類問題，所不同的是TPP的實現路徑、交易規則。

同時，TPP以美國為首，並在中美關系特殊的背景下，或主動或被動地夾雜了一些大國競爭、受傷者心理等調味劑。

如同其他形式的FTA，TPP是對世貿組織(WTO)因自身設計問題而多年來止步不前的一種回應。而相比傳統的FTA，TPP在國際貿易的自由度方面走得更遠，從而形成的一種新型自貿協定。

具體而言，WTO作為一種多邊自貿協議，其多邊貿易規則是通過多邊貿易談判、尋找多邊最大公約數而形成的，這種尋求最大公約數的多邊貿易規則由於帶有照顧弱者的博弈考量，致使WTO在設定自貿規則上，歷史性地未能產生出具有強約束的違約懲罰機制；同時諸如WTO、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等多邊組織的國際規則，在法律效應上弱於國家主權與治權等，也一定程度上弱化了WTO等的約束力，導致相關規則在實踐中雖提高了國際貿易空間，卻未能有效降低國際貿易的交易成本，從而或隱或顯地存在公地悲劇現象。

而基於雙邊對稱博弈框架構建出的FTA等雙邊自貿規則，在違約懲罰機制上相對強於WTO，具有一定的內生激勵約束相容性，即FTA雙方具有對違約的足信反制威懾，且這種反制威懾能直接有效地傳至對手方，增加任何一方的違約成本，從而相比WTO更有利於防範公地悲劇化，降低國際貿易的交易成本。

而新型TPP一則在國際貿易自由度上走得更遠，如允許企業對一國政府進行訴訟，一定程度上厘清了政府與市場的邊界，使參與各方的政府行為具有了可評價性和可訴性，緩解了WTO下參與各方政府缺乏可訴性等問題；二則TPP協議可看作是基於FTA雙邊自貿協議的空間擴展，TPP參與方的任何一方違約都將遭到其他各方的足信反制威懾，使TPP的自貿協定的違約成本更高。因而，TPP雖在協議達成方面耗時耗力，但一旦協議達成，其較強約束力客觀上會降低TPP成員國的交易成本。

因此，TPP盡管摻雜著這樣那樣的政治話題，但首先是一個經貿議題，過度強調TPP的政治語境，很容易陷入“布利丹效應”(Buridan's ass)，在是否參與TPP上增加選擇困惑，如同布利丹的毛驢，在面對兩堆草料的選擇時，焦慮於吃哪堆草料更能最大化自身偏好，最終餓死。

對中國而言，是否參與TPP應基於自身的內部稟賦與TPP規則是否匹配的邊際損益評估，淡化而非強化TPP的政治色彩，降低是否參與TPP的選擇難度和中美對抗的分貝。這樣有助於避免陷入誤區導致戰略決策失誤。

其實，沒必要將中國倡議RECP解讀為與TPP在亞太爭奪話語權和規則制定權，因為兩者可以具有互補效應，但兩者的貿易規則實際並不盡相同，且不同規則使得兩者盡管在區域覆蓋上有重復，但指向的不是一個可替代的自貿市場，如若將基於TPP規則的自貿市場看作電子商品市場，而將RECP規則的自貿市場看作菜市場，沒有人會說兩個市場具有可替代性或對抗型。

同理，國內部分專家認為，中國通過與TPP各成員國簽訂FTA與中國直接加入TPP可以等同，這看似可以達到異曲同工之妙，但實際卻是一種把電子商品市場與農產品市場看作可替換的認知混淆，因為只要中國與TPP各個成員國簽的雙邊FTA協議存在差異，這種“輪軸-輻條”狀FTA網絡形成的自貿市場，實際並不能給中國借道式進入TPP市場的效應。

若如此，中國在2001年完全可以同WTO的主要成員國分別簽署FTA，就可等同加入WTO了；更何況，現有信息顯示，TPP的原產地要求更高，而且環境、知識產權和勞工等也納入要求，使原產地要求只不過是準入資格門檻。

過度渲染TPP上的非經貿議題沖突，容易烏雲遮望眼。不論是TPP規則，還是RECP，抑或其他自貿規則，不在於提出者的身份，而在於相關規則能否得到參與各方的認同，並是否具有順應國際經貿的動態變遷的敏感適應能力，降低國際經貿交易成本，為國際經貿提供程序正義和公平交易的秩序。即將公布的TPP規則是否有助於中國經濟的長遠未來，才是我們要考慮的主要因素之一。

從這個角度上看，TPP可成為考量中國在新時期解放思想、銳意改革和自信自強的一塊鏡鑒。中國1978年啟動改革開放以及上世紀末啟動加入WTO談判等行動所展現的自信開放、銳意改革的精神風貌，是中國避免在TPP問題上陷入“布利丹效應”的思想資源。相信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身份正在為中國摒棄弱者、受害者心理註入強大自信，因為中國有這個資本。

（作者為廣州越秀金融控股集團有限公司副總經理、金融研究所所長，文章轉自2015-10-14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