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筆,馬來西亞現代詩作者,作品曾收入《大馬新銳詩選》等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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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 by 超人偶爾飛 7 hours ago

爱垦APP:认知诗学、克里斯蒂瓦和雅各布森互动框

为了扩大三者之间的讨论,可尝试通过提出具体的问题、引入新的理论和学科视角、结合当代文化与科技发展、实际应用分析、个人创作体验,以及进行批判性思考等方式,将现有的讨论引向更深层次和广泛领域。这不仅能拓展现有的知识视野,还能为未来研究或创作提供更丰富的灵感和策略。

提出具体的问题或案例研究


在爱垦網之前的讨论基础上,或可提出与“认知诗学”、克里斯蒂瓦的符号学、雅各布森的诗性理论等相关的具体问题或实际案例。比如:
如何通过认知诗学的视角分析某部文学作品的创作过程?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克里斯蒂瓦的符号与象征理论如何影响创作者的语言选择?通过将这些理论应用到具体文本或案例中,可以更深入地探讨其实际意义和影响。

引入新理论或跨学科视角


在现有的理论基础上引入新的理论或学科视角,比如情感地理学(Affective Geography)符号人类学(Symbolic Anthropology),或其他领域的研究,帮助垦友更全面地理解“认知诗学”和“诗性/文学性”的问题。
例如,探讨如何将情动转向(Affective Turn)与认知诗学结合,分析情感与文学阅读过程中的认知反应之间的关系。这种跨学科的探讨可以丰富讨论的深度和广度。

结合现代文化或科技发展


探讨认知诗学或克里斯蒂瓦的符号学理论在当代科技背景下的应用。比如,如何利用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现代科技手段来研究和展现诗性与文学性?这类探讨不仅能扩展垦友对这些理论的理解,也能与当下的文化技术发展相结合,产生新的见解。


拓展讨论至文化创意产业的实际应用


进一步讨论这些理论在文化创意产业中的实际应用。比如,认知诗学如何影响电影、游戏、艺术创作中的叙事结构?克里斯蒂瓦的互文性如何应用于多媒体创作中?也可以将这些理论与非营利组织或地方文化创意项目结合,探讨它们对情感唤起、社会行动等方面的潜在影响。


引入个人创作体验或具体项目构想


如果垦友有自己在文学创作或文化项目中的实际经验,可以将这些理论与个人的实践结合,探讨它们在具体创作过程中的应用和挑战。也可以提出一个具体项目的构想,并分析如何运用“认知诗学”或“符号学”理论来增强创意和社会影响力。


开展对话式的批判性讨论


通过辩证或批判性的方式对这些理论进行进一步的探讨。比如:
认知诗学是否能够完全解释文学创作中的直觉性和情感性?克里斯蒂瓦的符号与象征理论是否在所有文化背景下都适用,还是存在局限性?通过这种批判性思考,可以激发新的想法,并深化对这些课题的理解。

相关:The Conation & Affects within the CCI

Comment by 超人偶爾飛 on September 8, 2024 at 1:48pm

鄧建國應用情感喚醒原理之感性設計模式建構

1.3 研究流程與論文架構


本研究建構一感性產品設計之發展模式,其以情境劇本故事法為基礎,結合情感
喚醒理論,發展出可替換的情境故事類型,並能藉此發展出具有特定情感特質的產品。

研究架構將包含四個主要階段。


階段一:

階段一為準備階段,先釐清研究問題,規劃研究方法與進程。其結果於論
文的第一章 (緒論)與第二章 (文獻探討)分別論述。

階段二:

此階段結合理論文獻與設計案例研究的對照方式,探討情感設計模式的建
構。先進行情感設計有關文獻探討之論述;接著以質性方法收集知名設計產品案例的表現方式,找出塑造產品情感的表現特質,探討產品在創作上的特色。並將彙整心得導入進行設計創作的觀察,由此提出初步的參考模式。這階段的工作內容分別於論文的第三章研究方法與第四章物件的設計張力與情境元素加以論述。

階段三:

經由理論與案例的分析後,構思設計模式的主要引擎: 整合文獻及案例之

觀察重點,擬定影響情感特性和造形語言的矩陣(matrix)模式,建立設計程序。接著再應用此設計程序作為快速設計的模式。此階段工作於論文第五章論述。

階段四則是以童話、科幻、現實情境等三類情境類型,三種情境的應用,分別於
論文第六、七、八章敘述;每種情境類型以兩個案例進行實驗創作及教學創作的驗證,

觀察其模式如何實際應用於設計,並對每一類型之應用成果加以檢討。第九章則是彙
整情感喚醒模式在不同情境應用之檢討,其內容包含: 整合三種情境的情感喚醒模式、三種情境類型的延伸應用等兩個部分,最後完成情感喚醒設計模式的建構。論文最後的結論於第十章提出。

簡言之,本研究包含:文獻與設計案例收集分析、初步矩陣模式建立、教學驗證、

模式修正與擴展、再次教學實作驗證、模式修正與定案等六個步驟,將對情境故事想像的概念設計與情感設計進行相關之分析探討,相關探討單元及研究進行之步驟如1.3 所示。鄧建國,2013,應用情感喚醒原理之感性設計模式建構 [The Application of Emotional Arousal to Constructing an Emotional Design Model] 台灣交通大學應用藝術研究所博士論文研究生:鄧建國;指導教授:莊明振 博士,2013年1月)

[詳見:Green Session by Vincent Bourilhon] 

[地方感性]

In Search of My Senses 追隨感官

[镇山典故]

[Great Story Conyinues]

Comment by 超人偶爾飛 on September 3, 2024 at 8:28pm

里昂·劳狄斯:茱莉亞·克里斯蒂娃《詩性語言的革命》英譯本序言 5 [完結]

1.書寫主體同時也包括了非意識領域,這個領域並不受制於壓抑,但也未到達意識領域。這是主流意識形態所覆蓋的領域:神話和偏見的整個系統呈現出我們在某個特定中心內部對社會和自身所處位置的觀點。它包含了所有我們認為理所當然而從不會去質疑的事物,因為我們假定它們是真實的,卻並沒有意識到它們並非真理,而是服務於當權的組織、階級和政黨的精心構建。過程本身是複雜的,因為作家同樣意識到自身處在歷史的某一時刻,遵照歷史的動力和趨勢,並對其做出反應甚至是抵抗。克里斯蒂娃對書寫過程的分析,具體表現在她對馬拉美和洛特雷阿蒙的作品分析中。他們的影響,同樣可以在現代美國文本中找到,如福克納的作品《押沙龍,押沙龍!》(Absalom, Absalom!)

2.這部小說是作家一切過往經歷的結果,除了他所經歷的個體的無意識和意識之間的辯證關係,同時還包括他的個體經歷:一個住在密西西比的南方人,無論迎合還是抵抗都難逃歷史的影響,他深知自身的南方家族史,見證了經濟大蕭條所帶來的困境,了解了動蕩不安的20世紀30年代殘酷的勞資關係,目睹了國會通過第一個社會改革的法案,注意到並可能贊成政府在有關黑人地位問題上的不作為。所有的這些因素都在文本的線索中萌芽。對部分論點的初步考察,參看:Leon S.Roudiez, «Absalom, Absalom! : The Significance of Contradictions», The Minnesota Review, Fall 1981, NS17:58-78.

3.書寫主體受到某個選擇成為作家的人的推動,並用書寫的形式表現出來。書寫的決定包括創作隨筆,詩歌、散文詩、日記或者小說。這種書寫,運用羅蘭·巴爾特的術語Roland Barthes, «To Write: An Intransitive Verb? »in Richard Mackey and Eugenio Donato, eds., The Languages of Criticism and the Sciences of Man, The Johns Hopkins Press,1970, pp.134-145.,可能是及物的或者不及物的。它可以是對某個仰慕的詩人或者小說家的模仿,也可能恰恰相反,是對已發表作品的駁斥。

4.大致來說,正如克里斯蒂娃在《詩性語言的革命》後半部分中所提出的:「文本假定了幾種敘述的分類,要麼是同時期的,要麼是先前的。它們自己挪用了這些文本,用來認可或者是拒絕它們。但最終是佔有它們……好像這些其他的敘述是一種鼓勵,鼓舞文本本身來采取行動。」Julia Kristeva, La révolution du langage poétique, Éd.du Seuil,1974, p.338.

5.這段論述舉例說明了在文本分析過程中需要重複不斷地考慮何種內容,從而來了解意指過程本身。一方面,任何文本都不可能脫離文本的語境——整體的語境來指稱,這個語境包含著無意識、意識、前意識、語言學、文化、政治、文學;另一方面,又是文本獨自引導我們走向整體語境的不同領域。毋庸置疑,研究文本的學者,雖然並非必須是一個精通所有領域的專家,但他仍需要掌握其他相關學科的知識。


([法]朱莉亚·克里斯蒂娃《詩性語言的革命》,2016,四川大學出版社,張穎、王小姣譯,7-15頁)

Comment by 超人偶爾飛 on August 31, 2024 at 5:23pm

茱莉亞·克里斯蒂娃《詩性語言的革命》4

1.身為「文學」研究者,我將提出一些建立在對克里斯蒂娃理論研究基礎上而得出的結論。(里昂·劳狄斯英譯本序言 4)

2.首先,因為我們不能為文學提供一個嚴謹的、能被普遍接受的概念,所以需要跨學科研究。俄國形式主義者嘗試對文學進行界定,其他理論學派也做出了努力,但是最終都徒勞。

3.在羅得費·扎德(Lotfi Zadeh)的術語Lotfi A.Zadeh, al.eds., Fuzzy Sets and Their Applications to Cognitive and Decision Processes, Academic Press,1975.中,「文學」書寫的集合,類似於所謂「中年人」在社會的集合,這是一種模糊的集合,因其所依賴的事實數據具有不定性,而受到意識形態的制約。至於這個事實數據,我們會考慮平均年齡以及對於動態類型的虛構。而說到這個意識形態的制約,思想的文化先見以及美學模式就浮現於腦海。事實上,我們通常毫不猶豫地認同某個指定的人是中年人(我們不會考慮是稱呼他/她年輕或者年老)。

4.當我們在閱讀一篇《黨派評論》上的文章時,我們通常會本能地意識到它屬於文學大類中的一個類型——短篇小說(我們絕不會將其誤讀為政治論文,盡管這一期刊發表了很多政治方面的文章)。我們同樣知道,這些讓我們得出結論的標准,在其他時代,或者其他地域,往往是不被接受的。在讀者眼中,中世紀的法國詩人弗朗索瓦·維庸(François Villon,1431—1463)在寫《大遺言集》(Grand Testament)時早已年過中年,而西爾維婭·普拉斯(Sylvia Plath,1932—1963)卻英年早逝;但事實上,這兩人都只活到三十來歲。貝朗熱(Bérenger)的作品在他在世時就被看作文學作品,但如今已沒有多大價值。法國薩德侯爵(Marquis de Sade)的例子卻完全相反。關於這種模糊性,我們可以得出如下結論:所謂的文學,是在歷史中的某個既定時刻和既定社會環境中的文學。

5.正如克里斯蒂娃先前所陳述的,「文學」是我們的文化所消費的對象。它被看作一個成品,而它的生產過程卻常常被忽視。Julia Kristeva, Le texte du roman.Approche sémiologique d'une structure discursive transformationnelle, Mouton,1970, p.50.當我們將這一過程考慮進來時就可以意識到,作品的趣味性或者重要性,並不取決於它是否被視為「文學」作品。對一個作品是否屬於文學的判定既是倫理的,又是美學的,因此具有馬克思主義中主流意識形態的功能。使得作品變得重要的,恰恰是文本的存在,即詩性語言。我在前文提到過數學的論證,從科學的視角來看,這種數學的論證極其重要;而就我們個體以及群體「存在於世」的層面,詩性語言,具有更加本質的意義。

6.需要關注使這部作品得以存在的動力。這種動力是通過我們所謂的「書寫主體」而不是「作者」來傳輸的。因為作者強調的是創作作品的人的意識目的,而創作具有凌駕於作品意義之上的權威性。書寫主體的概念,駁斥了薩特的幻覺,即所謂無論讀者在閱讀中有多麼深刻的體驗,「作家一定比他們走得更遠。無論讀者如何在著作的不同部分找到關聯……也都是因為這些關聯是作者有意呈現的」Jean-Paul Sartre, Situations I I, Gallimard,1948, p.103.。這並不意味著否定所有的目的性,或者拒絕給有意識地書寫著作的人一個角色,而是強調意識遠遠不能主宰書寫的過程,書寫主體是一個複雜的、意指的動力(參考本書1.5、1.10節、3.4節內容)

7.書寫主體不僅包含了作者的意識,同時也包含了其無意識。而尤為重要的是,我們要拒絕重複幾十年前的錯誤——被誤導的批評家們認為,他們可以通過研究作家的傳記,然後嘗試著運用他們從傳記中所獲得的知識來解釋作品,從而對作家本人進行精神分析。事實上,這個出發點須是文本,整體的文本,而不應當是其他。

8.在某種程度上,(盡管我們應該小心翼翼地不要過分討論)文本分析和弗洛伊德的夢敘述之間存在著相似性。二者之間的一個重要差異,是文本分析不止包含了一個層面,敘述夢境並不會必然地讓敘述者成為詩人。在《恐怖的權力》中,克里斯蒂娃對塞利納的作品進行文本細讀,這為以上觀點提供了很好的論證。

([法]朱莉亚·克里斯蒂娃《詩性語言的革命》,2016,四川大學出版社,張穎、王小姣譯,7-15頁)

Comment by 超人偶爾飛 on August 30, 2024 at 7:56pm

茱莉亞·克里斯蒂娃《詩性語言的革命》3

1.克里斯蒂娃運用了索緒爾、皮爾斯和本維尼斯特的語言學理論。(里昂·劳狄斯英譯本序言 3)

2.她提過語言學的發展趨勢:「排除掉對任何不能系統化、結構化、邏輯化到某種正式的實體領域的探究。」「在語言的基礎之上,將語言這一對象向實踐領域敞開,語言在實踐中實現自身,超越語言。語言作為一種整體的對象,要麼相關的,要麼呈現出問題」。

3.克里斯蒂娃認為,考慮主體和歷史對於正確的文本分析是必需的。此外,要打破孤立相關的領域之間的壁壘。

4.文本分析相較於「文學分析」能更好地統括克里斯蒂娃所從事的研究。

5.文本分析不僅將對美學和形式主體的考察,轉移到對文本背景的認識中去,同時也拒絕與文學批評之間的相似性,因為文學批評本身,是通過讓作品面對預設立場或者是作品應當具備的理想概念來評價某部作品的;而文本分析的關鍵點,是考慮到進入著作的內容,以及這些內容如何影響讀者閱讀,並對後者提供一種解釋。

6.被分析的文本,實際上是符號態和象征態格局之間辯證的相互作用的結果。此時,在腦海中熟記「文本」的詞源學意義是有作用的。文本是一種質感,一種「類似線頭、細沙之類的纖細之物互相交織所構成的格局或關聯」(Webster, 2)。但是這種類推關係也止步於此,因為文本不能被看成一塊已經完成的、不再變化的布料——它處在一種永恆的流動狀態中,隨著不同讀者的干擾,知識的加深,以及歷史的向前推進而改變。

7.所謂「線索」的本質特征相互交織,也將決定詩性語言的存在或離場。

8.這些跟隨著驅力旋轉的,以及在符號態的格局中所編織的內容,組成了克里斯蒂娃所謂的生成文本。這些內容都是在詩性語言中得以實現的。

9.而由於社會的、文化的、句法的以及語法的制約所產生的內容,形成了現象文本。它們的存在確保正常的交流活動。

10.我們很少會碰到現象文本與生成文本只存在其中之一的情況。

11.一個數學論證可能是一個純粹的現象文本;安托南·阿爾托(Antonin Artaud)的作品,與未混雜的、純粹的生成文本非常相近,蘇珊·朗格曾這樣描述:「在他的作品中,語言在某種程度上是不可感知的,也就是說,語言成了一種直接的物質存在。」Susan Sontag, Under the Sign of Saturn, Vintage,1981, p.25.因為生成文本的存在總是通過語言的物理和物質層面顯現出來的,如在無視詞的意義的情形下將字母和聲音進行組合。

12.早在1966—1967年,克里斯蒂娃在一些論文中就分別詳細闡述了這些理論概念。直到在《詩性語言的革命》這本書中,她才進行了更為系統和細致的論述。這與羅蘭·巴爾特、雅克·德里達、米歇爾·福柯,尤其具體到巴爾特以及艾柯的理論中,克里斯蒂娃「不僅處理了這些概念,而且已經從很多方面超越了他們」Evelyn H.Zepp, «The Criticism of Julia Kristeva:A New Mode of Critical Thought», Romanic Review, January 1982,73(l):pp.80-97.

13.這些理論家中的任何一個,都不能算是文學批評家。巴爾特可能是個例外,但也不能把他局限在文學批評這個分類中(克里斯蒂娃在巴黎七大所屬的機構名為「文本與文檔科學研究所」)。與其他理論家一樣,克里斯蒂娃的關注點也是不同學科的「專家們」所關注的內容;但是其他理論家們都毫無例外地嘗試討論「文學」研究之下的基本分支,而克里斯蒂娃的特別之處卻在於提供了一個構想的基礎,從而改變了研究方法,無論人們在文學這個含混的標題下選擇了怎樣的具體方向。


([法]朱莉亚·克里斯蒂娃《詩性語言的革命》,2016,四川大學出版社,張穎、王小姣譯,7-15頁)

Comment by 超人偶爾飛 on August 29, 2024 at 7:35am

茱莉亞·克里斯蒂娃《詩性語言的革命》2

1.克里斯蒂娃考據了文學和歷史著作的歷史維度,并分析了主體的角色。在文學和藝術作品的生產過程中,這是一種異質的主體。(里昂·劳狄斯英譯本序言 2)

2. 詩性語言與革命之間的關係在此處並非因果,也非直接關聯。

3. 這兩個概念之間的紐帶所涉及的內容,與薩特在闡釋「介入」(engagement)時想要表述的邏輯截然不同。薩特將馬拉美看作一個意識堅定的作者,然而這種堅定的意識大部分是通過拒絕他所生活的時代中「資產階級的愚蠢」來呈現的。當薩特在審視馬拉美的詩學實踐時,他摒棄了所有提及「野獸般的本能或者性慾的黑暗歷史」Jean-Paul Sartre, «L'Engagement de Mallarmé», Obliques,1979, pp.18-19,169-194. 的部分。

4. 克里斯蒂娃強調了馬拉美文本中的意指過程,並將其文本與馬拉美一起看成現代先鋒文本實踐的雛形。克里斯蒂娃通過關注符號態格局的呈現,揭示出先鋒詩人的書寫實踐與同時發生的無意識的邏輯和隱藏的驅力。盡管這種實踐看似陰郁,但實際上它假定了語言交流的回歸和享樂的特權。

5. 在後面的分析中,它可以被解釋為一種在社會中對自由的肯定,一種無政府主義的反抗(盡管它既沒有公開提倡自由或者革命)。它所反抗的社會,是崇尚物質社會的商品和利潤的。

6. 詩性語言形成一種「符號系統」。符號態(le sémiotique)這個詞,在克里斯蒂娃的理論建構中具有特殊的含義。我們對這個詞的認識,需要將其放置在一種兩極並存的狀態之下。克里斯蒂娃界定了她的兩個關鍵術語:符號態與像徵態。

7. 克里斯蒂娃的關注重心是在符號學(la sémiotique)領域,符號學被認為是研究符號的整體科學。在克里斯蒂娃的符號學研究中,包含著一個特定的領域,她稱為符號態。這一模態被看成是它的意指過程的兩種模態之一,另一種是象徵態(le symbolique)

8. 這兩種模態的區分,盡管並不能等同於無意識與意識,本我與超我,或者自然與社會的區分,但這四組概念存在一種類推關係。它们存在著一種重複的辯證過程,其中一個概念來源於嬰兒時期,同時捲入一種性別分化之中。這類辯證法一方面包含了驅力與衝動,另一方面則指向家庭與社會結構。

9. 與這一結構唯一的不同之處是,此處所設想的符號態與象徵態的對立存在於語言之中,並通過語言來運作。

10. 克里斯蒂娃的詩性語言概念,格外重視拉康的思想和現代語言學理論。拉康理論的炙手可熱,源於他進一步強調了弗洛伊德理論中賦予語言的重要意義。1953年,拉康在羅馬宣讀了一篇引人關注的論文提到:「(精神分析學的)資源是言說,在某種程度上,它賦予一個人的活動以意義。它的領域是具體的話語領域,作為一種主體的超個體的現實領域呈現出來。它的運作就是歷史的運作,只有後者組成了現實內部真理的產生。」Jacques Lacan, Écrits, Éd.du Seuil,1966, p.257.

Comment by 超人偶爾飛 on August 27, 2024 at 7:22pm


茱莉亞·克里斯蒂娃《詩性語言的革命》1

1.克里斯蒂娃的理論目標是將詩性語言看成一種意指過程(里昂·劳狄斯英譯本序言)

2. 她將詩性語言看成一個言說主體生成的符號系統,而這類言說主體處在社會和歷史領域之中。

3.「革命」指向的是在19世紀開始出現的深刻變革,這場變革的結果在現代社會仍然具有持續的價值。這場革命影響了我們通常所說的「文學」,但是它也通過一種雖不盡相同卻息息相關的方式影響著其他領域

4. 哲學和歷史已經發生改變,語言學和精神分析學也已經深入到理論研究之中,只有掌握了它們,我們才能認識到詩性語言的革命本質。克里斯蒂娃集中討論了大量的哲學、語言學和精神分析學的文本(同時對它們進行了批判分析),用於支撐她的主要論點:19世紀後象征主義的先鋒性在文學「再現」中引發了一場實在的突變。倘若這種轉變的過程可以得到印證,那麼人們也可以在其他歷史時期的關鍵著作中找到類似的對於革新的醞釀。

5.對“革命”這概念,1970年,路易·阿爾都塞提供了一個頗具挑戰性但精准的界定,他認為:「未來的某一天,我們的時代可能會有機會,被我們所能想像的最戲劇性的、最耗時費力的嚴峻考驗打上烙印,即發掘我們人類存在的最簡單的事實——聽說讀寫以及這些行為中的熟練度。」Louis Althusser, Lire le Capital, FM/Petite collection Maspero,1970, pp.1-12. 他再次強調,我們將這種「令人無所適從的知識」歸功於少數幾個人:馬克思、尼采以及弗洛伊德。

6.克里斯蒂娃語境中的“詩性語言”包含著「文學」與「詩歌」的概念,但是抽離了這些概念通常所具有的意義;因此,此處的詩性語言並不指向所謂的「純文學」或者韻律詩。

7.詩性語言概念來源於俄國形式主義,特別是奧西普·布里克(Ossip Brik)的理論。1917年代,布里克提出,詩性語言是與口頭語言相對的,口頭語言以交流為主要目的,而詩性語言則包含了超理性語言。他認為,「任何試圖將詩性功能領域限制在詩歌,或者將詩歌限制在詩性領域的努力,最終都會導致一種過分的、誤導的簡單化。」


8.克里斯蒂娃認同雅柯布森將詩性語言看成語言對常規的偏離;另一方面,她並沒有將詩性語言看成語言符號的子碼(sub-code)。相反地,她認為詩性語言代表著語言的無限可能性。所有其他的語言行為,僅僅是內在於詩性語言的所有可能性的部分實現。

9.因此,「文學實踐,可以被視為一種對語言的可能性的探索與發現;一種將主體從一系列的語言學、精神和社會網絡中解放出來的活動;以及一種打破語言慣性的動態性,並授予語言學一種研究符號的意義生成的獨特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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