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有根 創意是伴 Bridging Crea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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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普遍性和多變性的邏輯
德國建築師赫爾曼·瑟格爾(Herman Sörgel,1885-1952)認真思考了「統一」(unification)的概念。1932年,瑟格爾的「亞特蘭特羅帕」計劃(Atlantropa project)主張把非洲和歐洲的資源、優勢和能源集中起來,當時法西斯剛在德國掌權。換言之,在直布羅陀海峽築壩,切斷陸地與外部海洋的聯系;降低地中海水位,擴大北非和南歐沿海地區的陸地面積,從而創造一個新大陸「亞特蘭特羅帕」。
「亞特蘭特羅帕」計劃(Atlantropa project)
讓地中海海水傾瀉到北非窪地,在那裡形成大湖,水位差利於發電。(1932年)
在這個新大陸上,「中陸海」(middle land sea)將淪為一個死水坑,與任何海、太平洋或外面的世界都沒有關系。
瑟格爾在引論「亞特蘭特羅帕」計劃時寫道:「歐洲謹慎的政治家們害怕公海,他們只從事沿海的航運。」在他的世界觀中,非洲富足的事物(如能源資源)將交給歐洲,而歐洲富足的事物(如勞動力和技術)將交給非洲。這全新、強大的「亞特蘭特羅帕」大陸將通過干預性的技術政治和技術經濟產生。
我們也許認為瑟格爾的想法極其幼稚,會覺得不值得在世界主義的崇高下探討它們。我最感興趣的,是30年代闡述該項目的基本姿態,特別是海洋和領土的關係。瑟格爾以一種完全無視國家或亞國家身份的強硬姿態,從慕尼黑的角度重新安排了地中海世界,並激活了帝國主義,體現了帝國主義的深層意義和最重要的特征——有效的監管、平衡、節制、普遍。
在瑟格爾的想像中,這些社會特征被一個連接古老大陸紐帶維系著。在早期的現代性中,這個紐帶出現在一個由磁力和古老的電力驅動的通信網絡鏈條上。
至少從布魯諾(Giordano Bruno,1548-1600)開始,南歐哲學中就有一種多元邏輯,這種多元邏輯是異端思維、異質性和變異性的特定模式。布魯諾來自那不勒斯附近的諾拉(Nola),在他死於宗教裁判所之手的時候,那不勒斯是歐洲和非洲世界之間的一座大城市,是一個「接合點」。
那不勒斯被認為是離非洲最遠的歐洲城市,這意味著它的身份仍然與非洲有關。那不勒斯以北,就是野蠻人的領土了。
在我們的當代話語中,有一個不可忽視的部分——學會在最大限度的「異質性」(heterogeneities)中進行系統性思考。它印刻在文化政治和藝術話語的議程上——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1897-1962)、米歇爾·雷里斯(Michel Leiris,1901-1990)、德塞都(Michel de Certeau,1925-1986),以及德勒茲(Gilles Deleuze,1925-1995)和瓜塔里(Felix Guattari,1930-1992)的《千高原》(A Thousand Plateaus,1980)。
至少從20世紀70年代起,學術界存在著兩種相互競爭的「元邏輯學」(metalogical)和世界觀,它們之間的緊張關係共同塑造了政治經濟學、歷史和藝術領域的話語。
為想像世界之必要而理想的相互聯系,我們不應該把「世界」設想成一個單一實體。例如,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前沿物理學家已經假定在平行宇宙中存在許多世界。最近,奧托·羅斯勒(Otto Rössler)又進一步提出了這樣的假設:各個現實之間的關係是不透明的,因此我們甚至無法從經驗上認識到任何其他世界。
領土和海洋視角下的思想,以及海盜思維
黑格爾在《歷史哲學講座》(Lectures o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的一節「世界史的地理基礎」中說:「江河與大海不分離,而是聯合在一起。」他尤其強調了地中海的聯合功能。順帶一提,黑格爾只能理解內海。他和尼采不同,尼采去過海邊,但黑格爾沒去過海邊,沒見過大海,沒聞過海的味道。
黑格爾的觀點無疑是意識形態的。三大洲環繞的地中海是世界史的焦點,也是連接三大洲的紐帶:「因此,地中海是舊世界的心臟和先決條件,是地中海讓舊世界變得有活力。如果沒有地中海,世界史將不可想像。地中海就像古羅馬或雅典的公共集會場所(forum)和街道,城市生活都匯集於此。」
我先想到了波蘭藝術家、詩人布魯諾·舒爾茨(Bruno Schulz,1892-1942)的話。在德羅霍貝奇(Drohobycz)的街道上,舒爾茨被奧地利黨衛軍殺害。他生前曾給作家維托爾德·貢布羅維奇(Witold Gombrowicz,1904-1969)寫信,表達了以下觀點:
我根本不相信競技場和公共集會場所的神聖法典。我鄙視它。你是偉大的人文主義者,如果不是對普遍性的渴望,對非人性化領域的渴望,對少數意識形態的剝奪和為了大團結而征服它們的渴望,那麼你對『二律背反』(antinomies)的病態敏感還會是什麼呢?
沒人不同意「一致性」離不開「共識」。異端思想家愛德華·格里桑(Édouard Glissant,1928-2011)認為,「一致性」是最嚴重的智識與意識形態恐怖。把被強大的海洋打碎的單一領土重新連接起來,格里桑把這種做法成為「克里奧爾化」(creolization)。
格里桑說這是「這種混合不可預測」。克里奧爾語是一種複合語言,從高度不同的各語言元素之間的接觸中發展而來。在加勒比地區,基於法語的克里奧爾語是17世紀與布列塔尼和諾曼方言的接觸中形成的,不過人們對它語法的起源說法不一,有人說它綜合了西非黑人語言。
克里奧爾語同時被模仿和破壞,它和非裔美國人的英語之於「標准」英語的關係很類似。格里桑的德文譯者貝特·蒂爾(Beate Thill)列舉了一些語言的干預方法,如音節加倍、同音異義、轉換韻律、某些詞中故意遷移元音等。
格里桑從克里奧爾化的概念中提出的「關係詩學」,對應著一種完全由海洋及其運動、能量和行動塑造的世界觀。2004年的「世界文化之家」(House of World Cultures)組織了一場會議,會上討論了「黑色大西洋」(Black Atlantic),使之成為一個異質的跨文化空間。「牙買加誦詩(dub poetry)之父」林頓·奎西·約翰遜(Linton Kwesi Johnson)是與會的明星嘉賓之一。
在關係詩學的現實世界中,對文化交流最重要的人工制品是快速而可靠的船隻。在「世界性」( mondialité/world mentality)的概念中,航海是一種卓絕的文化技術,比如閱讀風向的能力是生存的基本條件,也是在物質和文化意義上豐富世界的基本條件。
這是奴隸貿易的遺產,也是威廉·丹皮爾(William Dampier,1652-1715)等海盜的遺產。他們的海盜活動和探索航行為現代貿易和制圖學奠定了許多基礎,參考墨西哥學者費利佩·費爾南德斯-阿梅斯托(Felipe Fernández-Armesto)的著作《探路者:探索的全球史》(Pathfinders: A Global History of Exploration)。
威廉·丹皮爾的地圖《新的環球航海》(New Voyage round the World, 1697)去領土化:島嶼作為范式我只想關注格裡桑的一個觀點。上世紀90年代,我從與他的討論中了解到這個觀點。一開始我天真地以為,格裡桑對關系詩學的呼籲與加勒比世界的地緣政治局勢緊密相關,並以為關係詩學的相關性應該局限在沒有任何地面聯系的破碎領土世界。可是在過去的幾十年間,島嶼已經成為描述領土內關系的主要范式,甚至成為新的政治烏托邦。
在遙遠的東南亞、近東和南美,越來越多的人生活在大城市和城市間的大聯合體中。城市本身是文化、經濟和社會建構的結果,作為統一的領土,城市的身份不一致。沒有什麼總體規劃,能做到聖保羅、上海和新加坡這樣就了不起了。不過恰恰相反,這些城市的發展就是碎片的集合體。換句話說,它們是特殊的城市島嶼,是動蕩的社會和空間變化的結果。
這些城市島嶼不再主要由社會、文化、經濟和政治連接,而是主要通過電信網絡連接。正如居伊·德波(Guy Debord)在《景觀社會》(Society of the Spectacle,1967)中所言,電信網絡只能連接過去和現在業已分裂的東西。
島嶼是當代「都市性」(urbanity)的典型模式。我們近距離觀察那些在島嶼內、島嶼間移動的個體,會發現類似島嶼的生活設計或計劃,符合私人流動的范式。人們裝配上電子的「快樂套裝」,就像奧斯瓦爾德·維納(Oswald Wiener,1935- )設計的「生物適配器」。
奧斯瓦爾德·維納(Oswald Wiener)設計的「生物適配器」
辦公室和配套的管理學無處不在。包括藝術生活在內的生活被納入行政管理。人造物已經成為生物生命形式的親密附屬品,它們幫助我們應對技術-邏輯的現實,並我們在其中找到位置。這些人工制品是我們在世界中和諧生活的必要組成部分。
地中之海,世界之海
1986年,威廉·弗魯塞爾(Vilém Flusser,1920-1991)發表題為「方法與海洋」(Means and Seas)的演講。從歐洲人的角度看,那不勒斯灣「光芒四射」、「輪廓分明」,非洲和歐洲似乎在這裡相遇。
弗魯塞爾還說:「由於地中海的文化價值,也由於我是猶太人——我的內心深處藏著地中海的遺產,因此我不能對地中海和貫穿它的眾多軸線采取不同立場。」
在舊世界,海洋比領土更能發揮文化、宗教、科學之間接口的作用。這也是世界尺度的投射,讓我們再次聚集在地中海。
舊世界最重要的分裂不是「南」和「北」,而是「西」和「東」。伊奧尼亞海(The Ionian Sea)連接著亞洲、阿拉伯、非洲和歐洲的世界,連接起東方和西方的知識文化,同時也將它們分開。
在歐洲,所有對競爭性身份具有重要意義的東西都是在腓尼基、亞歷山大、巴比倫、波斯、美索不達米亞、希臘和羅馬世界之間懸而未決的動態關係中產生的,如基於數學的音樂理論、現代字母、作為基本數學方法的代數和算法、二進制代碼,等等。透視思維產生於希臘的數學、幾何學與阿拉伯的算術、實驗和天文學的碰撞。可編程音樂自動機的概念是巴格達、亞歷山大和雅典這些島嶼之間的文化深層聯系的結果。
在過去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現實中,海洋也扮演著矛盾的角色,它既連接又分裂。不過,當人們談論海洋的時候,顯然強調的是分裂。它不是為了同質化而連接,而是創造距離,作為真正交流的重要前提,從而將所有種類的多元性聯系起來。在一次談話中,格里桑曾向我強調,加勒比海地區唯一具有統一力量和意義的聯系是沉沒海底的奴隸貿易的鏈條。
新世界主義?或世界倫理學?
世界性的態度或身份可以用一個悖論來描述。一方面,它面向特定的個體;另一方面,它面向一個想像中的世界共同體,面向普遍性。在康德(1724-1804)的著作中,個體主義和普遍主義以一種能夠塑造身份(世界公民,Weltbürger)的方式凝聚在一起,但這仍然是一種極致的平衡行為。在普遍性之下,各種社會性的中間地帶都很有限。
黑格爾來自斯圖加特,死於柏林,這位德國哲學大師探究了領土和普遍世界觀,但從未走到比瑞士伯爾尼更遠的南方,甚至沒有翻越過阿爾卑斯山。康德來自東普魯士,是德國哲學史上最崇高的世界主義思想家,但只離開過家鄉柯尼斯堡(Königsberg)數英里遠。他一輩子都圍繞出生地打轉。
新世界主
(續上)與其他德國哲學家不同,尼采使思想中的「走出去」成為可能。他在熱那亞發展出輝煌的思想,在那裡他獲得了海洋的知識。尼采還去到西西里島的墨西拿(Messina),如果瑟格爾的跨撒哈拉火車修建成功,那麼車站將在這裡。
無論哪種海洋都不能只靠想象力來把握。要讓人了解海洋的複雜含義,需要付諸感官體驗。可是,偉大的普遍性和世界性思想家們卻試圖通過假設的整體性或統一性來克服狹隘。
墨西拿(Messina)
一方面,我們需要在個體與整個世界之間取得極致的平衡;另一方面,我們需要在文化身份與技術身份之間取得極致的平衡。
或多或少,世界主義的實際概念是對技術先進的世界共同體的充分表達。遠程連接產生新的社會關系,這難以把握。互聯網的非地方性提供並產生了超越階級、種族和政黨,超越約束性或強制性的社會、文化、政治運動的永久性身份——如阿甘本(Giorgio Agamben,1942- )試圖定義的一種特殊的「任意性」(arbitrariness)。我相信世界倫理學(cosmoethics)比世界主義更有價值。政治是一種極致的綜合體,它總是可再分的。另一方面,倫理學是思想和行動的指導原則,是不可分的。
西方歌劇院的勇敢創新者彼得·塞拉斯(Peter Sellars,1957- )制定了一個宏偉的計劃。千禧年後不久,他邀請了七位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跨國藝術家,為2006年維也納「莫扎特年」節創作新的電影作品。這項委托在美學和世界觀方面非同尋常。這些作品將是大膽、勇敢的,之如這位奧地利天才作曲家的晚期歌劇。
電影導演來自印度尼西亞、伊朗、馬來西亞、巴拉圭、泰國、乍得和南非。從維也納的地理位置來看,他們都來自遙遠的東南和南方。
馬哈曼特-薩雷·哈隆(Mahamat-Saleh Haroun,1961- )是來自乍得阿貝歇(Abéché)的導演,他在這個飽受內戰摧殘的國家創作了影片《旱季》(Daratt,2006)。在這部令人驚嘆的作品中,哈隆沒有將鏡頭對准敵人的坦克和槍支,並拒絕與全球新聞機構和電視台的普遍觀點相勾結。
乍得電影《旱季》(Daratt,2006)
相反,哈隆將他對無情的緊張局勢的看法作為倫理和政治烏托邦,致力於闡述不可能的事情。他的故事是關於復仇的文化義務和巧妙地拒絕復仇的可能性。影片是關於憐憫和仁慈的,這種憐憫是無可比擬的。這樣一來,電影就變成了一部非常特殊的「天堂機器」。
泰博霍·馬拉斯(Teboho Mahlatsi)的電影《牧羊少年的奇幻風琴》(Sekalli le Meokgo,2006)是一個了不起的南非童話故事。80年代末,在學校影院閱遍意大利西部片的馬拉斯搬到約翰內斯堡學習電影。2007年,馬拉斯拍攝了自己的南非西部片(或者更准確地說,是「南部片」)。
南非短片《牧羊少年的奇幻風琴》(Sekalli le Meokgo,2006)
《牧羊少年的奇幻風琴》片長僅16分鐘,是一部有爭議的電影。它是馬拉斯對莫扎特歌劇《魔笛》(The Magic Flute)的特別詮釋。影片講述了單相思、受害者、權力的殘暴、反抗、南非風景的驚人之美,以及最重要的,音樂和寬恕的救贖力量。
馬拉斯在萊索托山區取景拍片,對南非人而言,這是一個異常神秘、詭奇的地區。大多數演員來自塞蒙孔(Semonkong)的小村子,時間在那裡靜止了。出名的演員只有穆杜茲·瑪巴索(Mduduzi Mabaso),他曾出演過《盧旺達飯店》(Hotel Rwanda,2005)。
克服二元邏輯是多元性邏輯的公開目標。我們必須意識到,這種實踐不僅僅是一個好想法,而且要與不同的現實保持密切聯系。
(西格弗里德·齊林斯基:《方法與海洋》(2020) Original 陳榮鋼譯 譯窟 2021-11-14)
生成文本
生成文本是法國克里斯蒂娃關於文本發展過程的後結構主義理論。認為現象文本是以圖畫、書本、社會現象、自然現象等表現出來的現象系統,這些現象系統有一生成發展過程。生成文本是結構化過程中的文本,結構化表現出來的形式即現象文本。[1]
這種理論與結構主義的文本理論的不同在於把生成過程納入文本之中,即認為結構主體本身存在移位、逃逸與消失。這種生成過程使文本的意義發生變化,也使意指系統發生生成的過程。認為由於文本的生成過程形成文本間性,即文本與文本之間的橫的聯系與縱的發展。它的橫的聯系指不同時間與不同空間中的不同文本相互聯系,形成語言的網絡,形成文本的面的推廣。它的縱的聯系指現文本不能離開過去的文本而得到理解,文本由於這種聯系而產生意義的延伸與理解的深入。
1·彭漪漣.邏輯學大辭典.上海辭書出版社.2004年12月(原載:百度)
中國求是哲學的詩性追問
愛墾評註:中國哲學“實事”求“是”的實踐要求,因爲居於對個別事件、境遇的“史”、“時”、“勢”的認知與追問,爲詩性智慧提供了存在空間。複性多元的“史”、“時”、“勢”認知,是詩性追問/直觀的結果。(見:徐克謙·中國哲學之“是”與“實、事、史、時、勢” )
哲學:求“是 ”的學問
從最一般的意義上可以說 , 哲學就是求“是 ”的學問[ 1 ]40244。這個“是 ”, 在西方哲學本體論傳統中 , 也就是所謂“存在 ” (英文 Being,德文 Sein) 。在中國哲學中 , 也就是中國人常 說的“實事求是 ”的“是 ”[ 2 ]3232359。
人們所認識到的自然界的萬事萬物都有其“是 ”。假如一個東西什麽都不“是 ”(連“東西 ”都不“是 ”) , 那它對人來說就不是“存在 ”。在自然科學領域 , 人們探求各種知識和理論 , 就是要弄清各種事物及其運動規律、相互關係等等,究竟“是 ”以及何以“是 ”什麽。在社會科學、人文學科領域 , 人的精神信仰、道德行為、社會體制、政治法律、經濟制度、禮儀習俗等等 , 同樣也都有“是 ”與不“是 ”的問題 ,或曰“是非 ”問題。
人們的一切爭論 , 歸根結底都是在討論某個東西、某件事情或某種理論究竟“是 ”或不“是 ”(是或非 )。而哲學就是要從根本上探究一切自然 、社會和精神現象,之所以“是 ”其所“是 ”之理由 , 或者說就是要探討或證明一切的“是 ”之所以“是 ”的終極依據。
西方傳統的形而上學哲學,執著於“是 ”這個概念本身 , 從語言和邏輯上來推演這個“是 ”,這就等於是把萬事萬物之“是 ”或所謂“存在 ”(Being),看作是一個可以脫離具體的萬事萬物而存在的抽象的實體 ( entity) , 是萬事萬物和一切現象的先天的本質。他們把這叫做“本體 ”, 並專門對之進行研究 , 遂形成了西方哲學獨特的形而上學本體論傳統。
而中國哲學卻與此大不相同。中國古代哲學 (主要指以先秦兩漢諸子為代表的原生態的中國哲學 ),並不曾把“是 ”本身看作是個抽象獨立的實體 ( entity)或“本體 ”( noumenon),認為在一切所“是 ”的具體事物和事件之外,還有一個獨立抽象的“是 ”的想法 , 在中國古代哲人看來恐怕會是奇怪的和不可思議的。
然而 , 中國哲學並非不求“是 ”, 求“是 ”仍然是中國哲學的根本的和重要的內容。只是中國哲學家認為“是 ”不可能離開所是的具體事物或事件,及其相互關係而獨立存在。離開了所是所非的對象及其所處的背景環境來抽象孤立地談論“是 ”是沒有意義的。
因此中國哲學的一個重要特點 , 就是不孤立地、形而上學地探究這個“是 ”, 而總是在一定的場景和具體事件中去辯證地探究“是 ”與不“是 ”。
思辨哲學 speculative philosophy
思辨哲學是從概念出發進行純粹邏輯思維,推演出整個客觀實在,使客觀世界的發展服從於人的思維的一般法則的哲學。它堅持理性思維通過概念達到必然性的知識或真理的認識,以揚棄主客觀的對立,達到具體的多樣性的統一或對立面的統一爲目標。在西方哲學史和邏輯史上,柏拉圖最早區分“可感世界”和“理念世界”以及與之相應的“意見”和“知識”。
西方哲學史上主張從概念世界推衍出客觀世界,將客觀世界隸屬於概唸世界,力圖將世界的發展變化納入思維構造出來的法則之中的哲學思潮。宗教哲學化後典型的代表人物是德國古典哲學家G.黑格爾。
思辨哲學家把先天的原則作爲出發點,去探求、説明和構造世界,它是唯心主義哲學方法。思辨哲學最早萌芽於古希臘巴門尼德哲學,在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哲學中有了進一步發展,其典型形態則開始出現在17世紀西歐哲學。
主要代表人物有笛卡兒、萊布尼茨、沃爾弗、黑格爾等人。笛卡兒主張依靠理性演繹法,從極少數清楚明白的原理出發,進行嚴格無誤的推理,來建立一個完整的形而上學體係。
黑格爾明確地把自己所講授的邏輯學課程稱爲“思辨哲學”,他從客觀獨立存在的精神實體——絶對觀念的自身運動變化和發展中推演出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的存在,它是思辨哲學的典型形式。
思辨哲學無客觀坐標,顛倒了物質與意識、客觀和主觀的關係,馬克思主義哲學和思辯哲學是完全相反的,將實踐論融入其中,它認爲“原則不是研究的出發點,而是它的最終結果;這些原則不是被應用於自然界和人類歷史,而是從它們中抽象出來的;不是自然界和人類去適應原則,而是原則只有在適合於自然界和歷史的情況下才是正確的。(百度百科)
還原論(英語:Reductionism[註 1]),又名化約論。是一種哲學思想,認爲複雜的系統、事務、現象可以通過將其化解、拆解各部分的方法來加以理解和描述,例如解剖學。
化約論通常與整體論相對,後者認爲繫統是有機整體,並非簡單的物理組合。
還原論的思想在自然科學中曾經有很大影響,例如認爲化學是以物理學爲基礎,生物學是以化學爲基礎等等。不過,在現代科學中,還原論的觀點有很大爭議,不少學者認為還原論的觀點因為忽略整體性及系統性,因此是一個謬誤。(維基百科)
四因説
英文:four causes, 由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提出,將世界上事物的變化與運動的背後原因(古希臘語:αἴτιον)歸納爲四大類。四因包括:
質料因(Matter - material cause):即構成事物的材料、元素或基質,例如磚瓦就是房子的質料因;
形式因:(Form - formal cause)即決定事物“是什麼”的本質屬性,或者説決定一物“是如此”的樣式,例如建築師心中的房子式樣,就是房子的形式因;
動力因:(Agent - moving cause或efficient cause)即事物的構成動力,例如,建築師就是建成房子的動力因;
目的因(End或purpose - final cause):即事物所追求的目的,例如“爲了安置人和財産”就是房子的目的因。
亞里士多德認爲,凡感性實體,包括自然物和人造物,都具備這四種原因。 (https://zh-yue.wikipedi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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