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是1992年，地點是東柏林，我坐在沃夫崗‧天普林（Wolfgang Templin）的客廳裡，柏林圍牆已經在三年前拆掉了。艾瑞西‧洪內克（Erich Honecker）擔任東德（德意志民主共和國，GDR）共產黨總書記（1971~1989）的時候，曾經將天普林視為「國家的頭號敵人」；1987年，天普林和其他幾位主要的反政府運動分子一起被放逐，他和家人最後落腳在西柏林。對天普林和他的國家而言，從柏林圍牆倒塌的那個時刻起，生活開始產生相當大的變化。我請天普林告訴我，他在1989年11月9日那天晚上的感受。
 
他回答時非常激動，遭到放逐將近兩年之後，他終於獲准「回家」。天普林推擠著一直湧向西方的群眾，奮力走回東德：
 
「我立刻打電話告訴朋友說，如果圍牆倒塌，我回到東德的路途就會是自由的，而我當時欣喜若狂⋯⋯柏林圍牆倒塌對我而言，代表我可以回到東德，而不是離開東德。我用身體直接體驗了這晚的經歷─所有人都是推擠著湧過我身邊離開東德，而我則是奮力往東德的方向擠進去。我欣喜若狂，而且是以這樣的情緒進入東德……兩、三個星期後……我的家人搬回來。」
 
天普林的故事極為引人入勝，有幾個原因：這是一個喜愛家庭生活的男人的簡單故事；他被迫離開他所熱愛並且奉獻一生的土地，現在他獲准回來；他「欣喜若狂」。
 
這故事不僅僅是天普林個人的喜悅─他的故事間接地挑戰了柏林圍牆倒塌這個歷史事件對一般人的意義。就在天普林進一步說明當天晚上以及隨後幾個星期他那種強烈的情緒時，我不禁想了解，是什麼因素讓他對這些事件有這樣的反應。除了普遍用來解釋1989年巨變的那一種政治論述框架之外，我認為有必要思索另一種不一樣的論述框架。在那個重大的夜晚，他為什麼沒有和其他那些尋歡作樂的人一同在圍牆上跳舞、喝香檳？更令人好奇的是，為什麼在想盡辦法「逃離」東德之後，一旦機會來臨，他又要回來？天普林的故事引發更多這類的問題。
 
在過去二十年裡，我一直在和類似沃夫崗‧天普林這樣的人交談、聽他們講話，並且試著從他們告訴我的生活故事裡，了解其中更深入廣泛的意義。

因為我深信，當個人事務成為政治事務，同時政治事務也成為個人事務的時候，一定有其重大意義。人們就是透過日常生活中那些瑣碎的事務，而捲進他們那個時代的政治漣漪以及大風大浪。
 
本書關心的是：人們述說自己的那些生活故事，與形成那些故事的背景政治架構之間的關係。當我們述說自己的生活故事時，我們其實是間接地向其他人表達自己的政治觀點和世界觀。但是，為何有些故事存留下來，有些卻湮沒無蹤？「事實」並不會為自己講話，而是我們選擇了某些「事實」，然後希望它們經由我們的選擇向我們講話。但是，我們如何以自己的方式向他人述說我們的故事？什麼因素讓我以某種特定觀點而不是其他觀點去闡釋我們這時代的事件？我們如何看待自己和那些事件的關聯？我們有多積極投入去影響我們的政治環境？我們認為改變我們生活最主要的力量是什麼？我們認為自己屬於哪個團體或哪些團體？以及這些事情如何影響我們理解政治世界？
 
我從小就深深為這類問題著迷。就我的背景而言，這大概沒有什麼好驚訝的。我的政治意識，是在1960年代末期住在華盛頓特區時萌芽的，1970年代初期爆發的水門事件，對我而言是本地新聞，而且讓我極度震驚。我自己就認識這樁全國性事件裡某些關鍵人物的小孩，我一直不了解這些貌似良善的人，如何能做出如此無恥的不義行為。對我來說，這是一個簡單的問題，卻得不到明確的答案。
 
從那時候起，我就致力於探討這個問題：在各式各樣的社會脈絡裡，個人行為和政治環境之間的關係。本書是關於這個持續進行中的研究計畫，以及這個計畫引領我抵達的地方。第二章的內容主要是檢視我在研究過程中所遇到的挑戰，同時也探索我自己是以什麼樣的身分去收集這些故事。任何故事都無法在脫離現實脈絡之下被傳述，研究者也不可能只是將所收集的資料製成表格這麼客觀單純而已。相反地，我們融入到每個階段的過程裡，而且我們的主觀性永遠會介入我們的記錄過程。那麼，我們如何訓練自己能完整地聆聽別人的故事？在這一章裡，我也思考我和那些「被研究者」所建立的關係，以及這項關係如何影響他們所告訴我的故事，以及我對這些故事的理解。

我也探討了什麼因素使得某些故事比其他故事更「能夠講出」（tell-able），並且質疑到底有多大程度可能「讀出」沉默的部分或是「沒有講出的故事。」

形塑歷史：政治變遷如何被敘述
Shaping History：Narratives of Political Change
作者：茉莉‧安德魯斯
出版日期：2015/04/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