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有根 創意是伴 Bridging Crea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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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墾APP:萊布尼茲(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 1646-1716)的單子論與意念科學(Noetic Science)的聯系,在於二者都關注「內在主觀性」如何構建現實,以及個體間「非物理」聯結的可能性。具體來說,這種聯系可以從以下幾個角度來理解——
自足的內在意識與無形的意念力量:單子論中的「單子」是自足的、不可分割的實體,每個單子都有內在的知覺(perception)和欲求(appetition),它們不與外界直接接觸,而是通過內在的變化和「預定和諧」來適應外部環境。這與意念科學中的「意念力量」觀念有一定的相似性,後者認為意念通過一種不可見的能量或意識場(如量子場)來影響周圍的現實。單子的自我調節機制和內在主觀性,類似於意念科學中強調的心靈力量能夠通過內在的專注和意識來影響外界。
預定和諧與「意念場」的聯系:單子論的「預定和諧」觀念認為,單子之間雖然沒有物理接觸,但彼此之間有一種和諧關係,使得宇宙整體協調運行。意念科學也提出類似的「意識場」概念,認為個體的意念、意識可以通過一個無形的場(如零點場)相互連接、影響。這種「和諧」或「場」連接可以理解為個體間一種非物質性的互動方式。在意念科學中,這種互動通常解釋為通過某種無形能量或振動相連,而單子論則賦予這種和諧更形而上的含義。
內在變化驅動力與「心念」能量的相似性:單子論認為,每個單子的內在活動來源於欲求,這種驅動力推動單子不斷發展和變化。意念科學中的「心念力量」同樣強調內在的心念和意志能量具有創造性,能夠影響身體、情感乃至外在現實。二者都認為「內在」的意志或欲求具有改變世界的潛力,單子通過內在的知覺活動感知世界,而意念科學則認為通過集中意志可以改變現實。
非物質性的影響力:單子論強調單子間沒有物質接觸,而是通過內在活動感知和回應外界。這與意念科學的非物質性觀點類似,意念科學認為意念或意識可以超越物理空間限制,直接影響遠處的對象。萊布尼茲的單子以其內在視角構建各自的世界,與意念科學中人類意念可以產生超越空間的影響力的觀點存在共鳴,皆涉及超越物質界限的內在力量或影響。
對宇宙整體性和內在關聯的共同關注:單子論通過每個單子的內在視角將宇宙整體作為一種和諧的存在來理解,單子既獨立又通過預定和諧與其他單子共同構成宇宙。意念科學則認為所有個體的意念和意識共同作用於一個大一統的意識場或能量場,宇宙萬物通過這種能量場相互連接。二者都強調個體意識的多樣性和相互聯結,單子論通過和諧結構體現宇宙的整體性,而意念科學則通過意識場來呈現個體之間的隱秘聯結。
萊布尼茲的單子論與意念科學在主體內在活動、非物理影響力以及宇宙和諧統一的觀念上存在相似之處。單子論的哲學性為意念科學的主張提供了某種形而上的支持框架,而意念科學則從現代科學的角度嘗試解釋和測量這種非物質的聯結。二者雖然出發點和目的不同,但在探討意識與現實的關係、個體如何影響整體等方面有一定的契合。
愛墾APP:海德格爾的存在事件呼唤~~海德格爾的「此在」哲學對「事件」(Ereignis)的態度與其存在論轉向(Seinsfrage)密切相關。「事件」在海德格爾的思想中,特別是在他後期哲學裡,逐漸成為理解存在的核心概念。
事件作為存在的顯現:海德格爾認為,事件不僅僅是一種普通的發生(如我們在日常經驗中理解的某種事情發生),而是存在自身的顯現方式。通過「事件」,存在(Sein)得以揭示或顯現出來。這種顯現並不由此在(Dasein)主動控制或把握,而是存在以其自身的方式「來到」此在面前。換言之,「事件」是一種存在與人類(此在)之間的相互給予和交融,在這種交融中,存在被體驗為開放的、本源的。
「此在」與「事件」的關係:此在(Dasein)是存在的開敞之處(Lichtung),通過此在,存在才能被領會。因此,事件作為存在的到來與此在密不可分。此在通過其自身的敞開性,准備好迎接這種事件的到來。這意味著,事件既不是一個可以被計劃的事情,也不是偶然發生的外在事件,而是一種深刻的、對存在的頓悟或領會。
「事件」與「歷史性」:海德格爾在後期哲學中,也將「事件」與歷史性(Geschichte)聯系起來。對他來說,歷史不是線性發展的事件序列,而是存在的歷史。每一次事件都是存在歷史的展開或顯現,而此在則通過事件的經驗參與到存在的歷史性之中。因此,事件不僅是個人經驗層面上的發生,更是形成人類與存在之間關係的方式。
事件與「語言」:對於海德格爾來說,語言是事件發生的場所之一。語言是存在顯現的家園,事件通過語言向此在敞開。通過語言,存在得以在事件中揭示出來,因此,語言的本質也是一種事件。海德格爾說:「語言是存在的家園。」語言不是簡單的交流工具,而是一種存在的現象,是事件發生的關鍵領域。
事件與技術批判:海德格爾在晚期對技術持批判態度,認為現代技術將存在遮蔽,阻礙了事件的發生。技術使人陷入對世界的操控,而無法敞開去迎接存在的事件。他呼籲人們重新思考技術的本質,回到對存在的開放態度,重新迎接事件帶來的啟示。
簡而言之,海德格爾對「事件」的態度是一種存在論的視角,強調事件不僅僅是發生的具體事物,而是存在向此在顯現的過程。通過事件,存在得以敞開,而此在作為參與者與見證者,體驗到存在的深層意義。
讀者反應批評(英語:Reader-response criticism),是文學理論的一種流派,主要關注讀者及其對文學作品的感受。
發展:儘管文學理論長期以來便已關注讀者在創造文學作品的意義和感受中的作用,但現代的讀者反應批評始於20世紀60、70 代的美國與德國。讀者反應批評運動將焦點從文本轉移到讀者 [1] ,認為情感反應是批評的合理出發點。 [2] 由於關注讀者的解釋活動,讀者反應批評的實踐不同於支持文本自主性的理論,例如:形式主義和新批評;以及新近的評論運動,例如;結構主義、符號學和解構主義。 [2]
讀者回應批評的代表人物有Norman N. Holland、費許、沃爾夫岡、堯斯 [3]。1929年,瑞洽慈分析劍橋大學生的誤讀,成為讀者回應批評的重要先驅;在《文學探索》 (Literature as Exploration, 1938)中,路意斯·羅森布萊特指出,教師應避免強加任何「對作品做出正確反應的先入為主觀念」。
讀者反應批評,認為讀者是積極的代理人,賦予作品「真實的存在」,通過解釋來完成作品的意義。讀者反應批評中,文學是一種表演藝術,每個讀者都可以創造自己的、獨特的、與文本相關的表演。另一方面,讀者反應批評,認為閱讀仍是由文本決定,且受詮釋傳統限制,從而避免描述的主觀性。 [3][4] 讀者反應批評與形式主義和新批評理論完全對立,後兩者忽視讀者在文學作品再創作中的作用。[5] 新批評強調,只有文本的內容才是文本意義的一部分,訴諸作者的權威或意圖,乃「意圖謬誤」(英語:Intentional fallacy);而訴諸讀者心理,則為「感應謬誤」(英語:Affective fallacy)
註腳
Das, Bijay Kumar. Twentieth Century Literary Criticism, Fifthe Edition. New Delhi: Atlantic Publishers & Dist. 2007: 214. ISBN 978-81-269-0457-0.
Johnson, Nan. Reader‐response and the pathos principle. Rhetoric Review. 1988-03-01, 6 (2): 152–166. ISSN 0735-0198. doi:10.1080/07350198809359160.
Bennett, Andrew. Readers and Reading. Oxon: Routledge. 1995: 32. ISBN 978-0-582-21290-9.
許銘全. 讀者反應批評. 台灣文學辭典資料庫. [2023-08-14].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3-02-02).
Fragoulaki, Maria. Kinship in Thucydides: Intercommunal Ties and Historical Narrative. Oxford: OUP Oxford. 2013: 26. ISBN 978-0-19-969777-9.
文獻
Tompkins, Jane P. (ed.) (1980). Reader-response Criticism: From Formalism to Post-structuralism.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ISBN 0-8018-2401-X.
Tyson, Lois (2006). Critical theory today: a user-friendly guide, 2nd edn. Routledge, New York and London.
(原載:https://zh.wikipedia.org)
相关:呼唤型造物 evocative object The Etymology of Vocative Linguistic Theory on Vocative
接受美學
紀金慶沃草烙哲學/海德格:語言如何召喚存在(上)
有人說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是二十世紀之後歐陸哲學影響力最大的哲學家,許多當代重要思潮如存在主義、詮釋學轉向與後現代思潮都和他密切相關。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海德格的語言哲學。海德格關於語言哲學的論述大多收錄在他五十年代的著作《走向語言之途》(On the way to language),這部著作使用文字的方式相當玄奧,有人喜歡它的詩意,也有人認為它是不負責任的胡言亂語,而在這篇文章中,會向大家展示海德格論述中具有說服力的地方。
要理解海德格的語言哲學,首先要抓住一條基本原則——「語言召喚存在」,這是海德格語言哲學的重要綱領。
「語言召喚存在」聽起來像巫術,彷彿是藉著語言朝著天地萬物下咒,就能召喚出存在。如此一來,「語言召喚存在」,會是相當違背我們日常直覺的主張。因為只是更改事物的名稱,直覺上並不會更改事物的性質,也就是說,我們沒辦法純粹藉由更改命名,改變或召喚出新的存在性質。
但是,現在讓我們假想一種情境:我們一道造訪一個屋子,我是一個房屋仲介,而你是一個正要添置房產的買家,我想我會跟你聊聊關於這棟房子的屋齡、地段、相關預期的商機和未來增值的可能性。屋齡、地段、商機,都是這個情境下必須認真以對的存在(Being),這個存在是我們雙方在當下情境中必須嚴肅以對的。
再來,讓我們假想另一種情境,變換對於這棟建築物的存在設定(the set up of Being):我們一道造訪一個屋子,我是一個教授現代美學或力學的老師,而你是學生,由於我們的課程是關於建築美學或力學,在這趟實地考察中,我可能跟你談談這棟建築的建築風格究竟屬於現代主義或後現代主義的美學,或者討論建築物的力學結構。在這樣的情境中,如果學生舉手發問屋子的屋齡、地段、商機是不合時宜的,因為在這個情境的基本設定中,屋齡、地段、商機是被隱去的存在,美學和力學才是需要嚴肅以對的設定。
從上述的舉例,回到海德格思考的存在問題,我們發現,對於什麼是存在,答案端賴我們身處的情境(situation)而定,而情境之間差別的關鍵,又在於我們正在使用的是何種語言。如同日常生活中所說的「術語」和「業界」,每個業界都有專用的語言,也就是所謂的術語,藉由學習專業語言,我們逐漸進入該業界的視域(horizon)。
海德格認為,在我們的生活世界中,每一種具有特定效果的語言使用方式,都像咒語般自然召喚出特定的思想與行動,並以此建立特殊視角的實踐,效果猶如進入某個特殊結界一般。此中的道理無它,作為一個生活實踐的行動者,我們是情境下的行動者,而唯有行動情境展開,我們才得以走入其中,理解並看見特定的存在,而開始行動。
真理既遮蔽又開顯
綜上所述,對海德格而言,當人使用特定語言,常常也同時提煉了特定的存在經驗,也就是說,特定的語言為我們設定了有所看、有所不看的前提,並構建出不同的真理經驗。因此,在海德格的語言哲學中,除了「語言召喚存在」這個說法外,還有另一個更為有名的說法——「真理既遮蔽又開顯」。
對海德格而言,日常生活中,真理是有情境的;在日常生活中真正起作用的真理,就像舞台上的聚光燈效應,導引我們對於事物有所看、有所不看,甚至必須強調,我們正是通過有所不看的方式,才讓我們的知覺聚焦於特定的存在設定上。如同剛才所舉的例子,你不會選擇在房屋買賣的過程中向客戶大談美學風格,同樣的,也不會不合時宜的在建築學或美學課程上,向老師舉手發問關於地段、商機的問題。
將存在、語言和情境看作是不可分割的整體,看似是一個平凡無奇的常識,然而在很多的時候,決定哲學思想轉向的關鍵,就是這樣簡單卻深刻的突破。往往一點點思想上的轉向,卻掃蕩了許多現代社會的迷思。比方說,科學語言就是一種特殊的視角,既然科學語言是一種特殊視角的專業語言,那麼就有必要考慮科學語言在不同領域的使用是否適合的問題。(本文原於 2017 年 05 月 16 日刊載在鳴人堂,作者為紀金慶。)
紀金慶沃草烙哲學/海德格:語言如何召喚存在(中)
小心科學!值得一提的是,海德格在五十年代發展的語言哲學,背後有一個重要關懷是牽制在西方文化逐漸稱霸的科學語言。這裡先說明一點,本文並非要否定科學語言,而是要提醒大家,當代的討論與思考是如何受到科學語言影響,以及如此影響的後果。
歷經兩次世界大戰,西方在五十年代開始積極重建現代世界,原先用於戰爭的科學和軍工業,在和平時期逐步轉入民生工業、開發資本社會。在這樣一個急速轉向的時代,科學與科技的思維和國家開發的結合脫離了人文思想的反應速度,而成為具有主導性的文化霸權。你們可以將之作為文化史來理解,但必須強調的是,這個時期的文化發展,至今仍深深影響著當代的世界觀,當前許多主流觀念都是從那個時代成形。或許可以這樣說,歐陸哲學不一定帶給我們更對的意見,但有時歐陸哲學卻帶來值得斟酌的思想角度與觀點。
海德格為什麼如此在意科學或技術語言的過當使用?從前述談論他的語言哲學觀點時,我們就強調過,海德格認為每一種語言的使用都有一定合法使用的範圍,也就是說任何語言的使用都要注意它的意義有效範圍,而這個合法範圍是有條件性的,因此,倘若某種語言脫離其有效範圍,在大眾使用上變成一種無條件的存在時,就是需要留意的時刻了。
例如,在現代世界的社會運作中,人們經常過於推崇數據和計算的結果,從科學研發到商業市場,甚至到了教育政策,有時會走到對於計算走火入魔的境界。因為數據化的計算總給人客觀中立的表象,因此統計容易成為作出決策的優先依據,卻遺忘了在不同的情境中,許多計量化的行為並不適宜作為主導實踐的恰當條件。
這並非是說計量化或數學化原則是錯誤的,而是在有些情境下,並非最適宜的判斷標準。從當代某些政治哲學的批判角度來看,計量化的科學外表在許多時候既是一種意識型態;而從社會實踐的角度而言,計量化的科學外表有時甚至成了一種騙術,比方說許多國家級的開發政策,明眼人可能會察覺數字報表背後隱藏了許多政治和財團的利益,或者挑明說,僅是以技術官僚的心態,做出看似有建設性但實質上沒什麼建樹的表面帳。然而騙術之所以能成立,就是因為數字原則是我們這時代最盲目的迷信。
科學世界的弱勢人文
從上個世紀的許多歐陸哲學發展來看,許多哲學思想都開始批判或企圖鬆解現代科學迷思。科學迷思之所以被稱做是迷思,並不是說科學本身是錯誤的,而是指科學在現代社會的應用上,逐漸成為一種意識形態,如有任何領域不具備科學的特徵,就會被認為是不夠客觀的知識。科學在現代社會的地位,不僅僅只是專業,更是一種特殊的現代信仰。
這使得科學從挑戰意識形態的思想武器,自身轉變為一種意識形態,發生此種轉變的關鍵在於,科學身為一種專業語言,卻因為過當的使用,逐漸脫離原先的使用條件,被視為理解一切經驗的主導方式。舉例來說,科學實證原則很容易成為我們這個時代衡量事物的標準,但以宗教和藝術領域為例,這兩個領域的重要經驗,恐怕難以適用實證原則來檢視相關成就,這也使得這兩個領域在現代社會處於弱勢地位。
最後的結果是,我們常常會無奈的看到這些領域為了取得在現代社會的地位,變相地穿上不適合的外衣。比方有些宗教團體開始強調信徒參與組織後,福報與個人在社會地位都有所提升,宗教經驗不再只是提昇個人精神涵養的高度,而是猶如投入投資報酬率相當高的企業。又或者,媒體總喜歡報導藝術家當年如何落魄,但因為在藝術上的堅持最終讓他在社會上發光發熱,彷彿投入藝術是具前瞻性的文化投資。
在上述意識型態的現代社會中,有很多東西逐漸不被重視。我們再也感受不到自然,只看到自然作為資源;我們也看不到人,只看到人作為人力資源;我們更看不到文化,只看得到產業,美其名為文化產業,其實重點仍在「產業」那兩個字,產業對應的是市場,而市場評估是可以計畫、操控、利潤化的方案,但文化如何評估和量化?此外,我們可能也看不到教育,我們看到的只剩高等教育在衡量會計成本後的取捨,人文教育就此出局。
最後,我想一些關心政治發展的朋友,還會為我們上述的說法補上一支冷箭。我們也看不到真正為所應為的政治理念,我們只看得到政治盤算,選票和利益的計算才是理所當然。(本文原於 2017 年 05 月 16 日刊載在鳴人堂,作者為紀金慶。)
紀金慶沃草烙哲學/海德格:語言如何召喚存在(下)
海德格重視語言對於我們結構社會經驗的關鍵性,熟悉並操練一種語言往往是我們進入某種業界的開端,而往往唯有有效的解構特定場域的語言使用方式,或者學習另一種文化語言,才能使我們從中找到改變或出走的機會。
這使得海德格意義下的語言,並不只是一種中立的工具,而是具有特殊的政治性(the political)。此處所指的政治性,與政黨政治無關,而是任何在生活中組織、編排人事物經驗的存在。在海德格的語言哲學裡,語言往往不僅止於作為表達的工具,更多時候語言的日常使用本身,已是一種微觀的生活政治。
語言是存在的安宅
長久以來,海德格的語言哲學被認為是關於詩意存在的描寫,然而海德格所要揭露的詩性其實並不詩情畫意。海德格所謂的「詩性」(the poetic),是回歸古希臘字源的「築建」(poesis),讓某種生存經驗昭然若揭,以至於被城邦中人共看、共築建的公共經驗與政治經驗。所謂的「城邦」(polis), 最源初的意涵並不是一種政體,而是指生活方式,這種生活方式用我們今天習慣的表達來說就是哲學,尤其是哲學反思或是哲學對話與論辯。這種生活方式的重點精神在於解開一切日常生活中的理所當然,在理念的反思中被論辯與交流,而後彼此朝向公共秩序的生活實踐。
語言,在古希臘的公共生活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故海德格說:「語言是存在的安宅」,因為語言為語言的使用者築建了一個世界,而人棲居(dwelling)其中,成為寓居於某個世界之中安身立命的局中之人(Being-in-the-world)。這個世界可能保護了他,也可能封閉了他。事情可以從兩面來解讀,棲居於某個世界中的人,會如同護衛自身一般保護他的家園;與此同時,封閉在某個世界中的人,他尋獲自由空間的最佳方式,是學習並熟悉另一種語言。無論是另一種自然語言或專業語言,都有助於他反思檢視他原有世界的條件性,而這是關於什麼是自由最實質的可能性條件。
因此,「語言是存在的安宅」,這句話並非如許多哲學評論所傳頌的純潔與安全,這句話也等同於「語言是政治的安宅」,因為動用語言,也是我們開始整理與世界的關係、與社會中其他人關係的開端。
當然,這些絕非意味我們應該遠離政治或是語言,對海德格而言,人不可能脫離語言去整頓我們的世界以及與他人的關係。海德格語言哲學的本意,是尋找一種多元社會的可能性條件。一種語言,無論是自然語言或專業語言,都為我們封閉某些存在經驗、同時也開啟某種存在經驗,而一個多元世界的可能性,就在於我們能否學習並且理解不同語言為我們開啟的視域(horizon)。
比方說,你學會社會學的語言,你開始能從社會的權力結構來解讀各種不平等現象的根源,思考社會問題的解決之道;學會藝術的語言,你逐漸能理解藝術家們使用的是不同於我們日常看待世界的視角,進而理解繪畫裡的線條或詩句的用字遣詞所要帶領閱聽者領會的境界;你也可能學會佛教或基督教宗教語言,從而思索在宗教象徵或隱喻的字眼背後,那些超越性或神聖性所要向你開啟的世界。
熟悉這些領域的聰明使用者,會知道這些領域的語言使用重點都不在實證經驗,而是意義世界,儘管我們容易將一切日常經驗等同感官的實證經驗,但請稍微留意經驗(experience)這個字眼,無論從字源學、歷史學或只是簡單查閱英文字典,她都有另一層微妙的層次意涵:體驗。至於體驗能不能完全等同經驗,尤其是等同感官經驗,讓我們為這個問題留點想像空間,不過別忘了,感官(sense)這個字眼,也保有了字源學或歷史學,以及感受(feeling)和意義(meaning)的文化根源。
「一個世界,多元視角」,海德格並不是要簡單的說一句尊重多元價值就了事。尊重多元價值仍然是對的,但要達到實質的尊重,不是只有容許多元價值發聲而已。你仍然可以看到在我們的社會中,確實有許多不同的意見被提出,但實際上這些聲音依然處於弱勢的邊緣。
舉個例子說,如果一個國家在核能興廢或國土開發的議題上,始終只有技術專家和財政專家的特定語言取得主導權,這樣的國家多少是有點脊椎側彎的毛病存在。一個社會要做到真正尊重多元價值,仍然需要一點文化條件,而當我們能以就業或市場為理由,削減人文教育的預算或縮編通識教育,就很容易讓人文關懷的視角即使存在於社會中,但仍長久的處於弱勢邊緣。
衡量一個社會是否是一個真正的多元社會,必須從社會在制定重大政策時來評斷。在決策的過程中,有多少不同的專業視角能夠參與,共識又是如何在不同專業考量的反覆斟酌、論辯中被穩健的建立起來。(本文原於 2017 年 05 月 16 日刊載在鳴人堂,作者為紀金慶。)
APP Iconada: Unification of Framework - Poetics & Translation at Higher Level
Peter Newmark’s framework of translation functions draws inspiration from Roman Jakobson’s model of the six functions of language, though Newmark adapts and refines these functions specifically for translation studies. Here’s how Newmark’s and Jakobson’s frameworks correspond:
1. Referential Function (Jakobson) / Referential Function (Newmark)
Jakobson’s Referential Function refers to language that conveys factual information or describes the external world (context). It is concerned with the subject matter or referent.
Newmark’s Referential Function directly aligns with this, as it applies to texts that aim to provide information, such as technical manuals, scientific papers, and reports. Translation focuses on accuracy and clarity of the conveyed information.
2. Expressive Function (Jakobson) / Expressive Function (Newmark)
Jakobson’s Expressive Function involves language used to express the speaker’s emotions, feelings, and attitudes. It highlights the speaker's subjectivity.
Newmark’s Expressive Function parallels this, focusing on texts where the author’s personal expression and creativity are central, such as in literature, poetry, and personal writings. Translators aim to maintain the tone, style, and subjective feelings of the original author.
3. Conative Function (Jakobson) / Vocative Function (Newmark)
Jakobson’s Conative Function refers to language that aims to influence or direct the behavior of the receiver. It’s often found in commands, requests, and persuasive language.
Newmark’s Vocative Function corresponds directly to this. He uses the term "Vocative" to emphasize that the text "calls upon" the reader or listener to respond or act. This applies to advertisements, instructions, and persuasive discourse. The goal of translation here is to retain the original intent to influence the reader’s actions.
4. Phatic Function (Jakobson) / Phatic Function (Newmark)
Jakobson’s Phatic Function is used to establish, maintain, or terminate communication channels, ensuring that communication continues smoothly (e.g., greetings, small talk).
Newmark’s Phatic Function mirrors this, emphasizing language that builds or maintains social relations. In translation, cultural context is essential to ensure social cues and conventions are respected.
5. Metalingual Function (Jakobson) / Metalingual Function (Newmark)
Jakobson’s Metalingual Function involves language used to explain or discuss language itself, such as definitions or clarifications.
Newmark’s Metalingual Function is similarly concerned with texts that discuss language, such as grammar books or dictionaries. Translators must ensure that linguistic clarity and accuracy are maintained in the target language.
6. Poetic Function (Jakobson) / Aesthetic Function (Newmark)
Jakobson’s Poetic Function focuses on the aesthetic and form-related aspects of language, where the message is constructed with attention to beauty, rhythm, sound, and stylistic choices.
Newmark’s Aesthetic (or Poetic) Function echoes this, particularly in literary and artistic texts where the form is just as important as the content. The challenge in translation is balancing fidelity to the original meaning with the aesthetic qualities of the text, such as rhythm, meter, and wordplay.
Differences
Jakobson’s Model focuses on the broad linguistic functions of language in communication, applicable across many fields of study (linguistics, communication, etc.).
Newmark’s Model adapts Jakobson’s functions specifically for translation. His framework provides practical insights for how a translator should approach different types of texts based on their primary function. For instance, his Vocative Function highlights the pragmatic need to persuade or influence the audience, which is particularly relevant in translation contexts like advertising or instructional texts.
In summary, Newmark’s functions are a more focused adaptation of Jakobson’s linguistic model, designed to assist translators in understanding the purpose of different text types and how to best translate them to achieve the same communicative effect.
In "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 Peter Newmark classifies texts into six types based on their function and purpose, which helps guide the translation strategy. Here are the six classifications:
1. Expressive Texts: These texts focus on the creative and aesthetic expression of the author.
The emphasis is on the artistic use of language, style, and individual expression. Examples include literary works like poetry, novels, plays, and personal essays.
2. Informative Texts: The primary aim of these texts is to communicate information, facts, or knowledge. The content is objective, focusing on clear and precise communication. Examples include textbooks, reports, news articles, and manuals.
3. Vocative (or Operative) Texts: These texts are designed to persuade, convince, or appeal directly to the reader or listener, often prompting action. The language is directive, engaging, and designed to affect the audience’s behavior or attitude. Examples include advertisements, speeches, instructions, and political propaganda.
4. Phatic Texts: The main purpose of these texts is to establish or maintain social relationships rather than convey information. They often include routine, conversational, or formulaic language. Examples include social greetings, small talk, and some forms of correspondence like letters or casual emails.
5. Aesthetic-poetic Texts: These texts combine expressive and vocative elements, often focusing on the beauty of language, sound, and rhythm, as well as the emotive effect on the reader. This category can overlap with expressive texts but emphasizes the artistic and evocative qualities.
6. Metalingual Texts: These texts discuss language itself, often explaining or analyzing language use, rules, or grammar. Examples include linguistic articles, style guides, and language teaching materials.
These classifications help translators understand the primary function of a text, guiding them in making decisions that best preserve the original’s intent and impact in the target language.
爱垦網·高阶创造力挑战机械人系列:雅各布森 vs 量子叙事事
好些现代诗人和实验性作家都在尝试类似“量子叙事诗”的表现方式。他们未必直接以量子物理为基础,但作品反映出非线性、碎片化、多重现实等特征。以下几位诗人的风格符合“量子叙事诗”概念,且在不同程度上符合罗曼·雅各布森的“诗性功能”和“文学性”理论;也具有“接受美学” (receptive aesthetics) 价值。
约翰·阿什贝里 (John Ashbery): 这位美国后现代诗人,经常打破传统的线性叙事结构。他通过跳跃性的语言和情感表达,呈现了类似于量子物理中多重现实并存的效果。阿什贝里的诗歌难以通过传统的逻辑或因果关系来解释,而更像是同时存在的情感和思维的“叠加态”。他的作品,如《自画像于凸透镜中》(Self Portrait in a Convex Mirror),在语言和结构上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和多义性,符合雅各布森的“诗性功能”,强调语言自身的作用和效果,而非单纯的信息传递。
阿兰·金斯堡 (Allen Ginsberg):他的作品,特别是《嚎叫》(Howl),以其非线性、断裂的叙述风格以及意识流式的表达,体现了时间、空间和情感的交错和碎片化。这种诗歌创作方式有时像量子物理中的波粒二象性,诗中的语言既是具象的,又具有象征意义,创造出一种复杂的多重感知。他的诗歌在文学性上高度重视情感和思想的直接表达,同时遵循雅各布森“诗性功能”,通过复杂的音律、语音和句式的创新来强调语言的自主性。
海德尔·帕拉斯基 (Heidegger Palascu) :作为实验诗人,帕拉斯基在作品中探索了多维叙事和非线性时间。他的诗以碎片化的语言和破碎的结构表现思想和情感的交织,与量子理论中的不确定性原理和时间的多维状态相呼应。他的诗歌有时表现出一种即兴的、不确定的语言风格,语言本身成为了诗歌的核心构建材料,而不是为现实中的某个特定事件或情节服务。
格特鲁德·斯坦 (Gertrude Stein):斯坦的作品以其实验性的语言和非传统的叙事方式著称,特别是在《三条生活》(Three Lives)中,她通过重复、语言的拆解和重构,创造了类似量子诗的效果。她对时间和语言的重新定义打破了传统叙事的边界,使得事件、角色和时间都可以多重存在。她的诗歌也符合雅各布森的“诗性功能”,因为她着重强调语言的形式和音韵,而非简单的信息传递或叙事逻辑。
卡洛·伊薇塔(Carlo Ivetta):虽然不是广为人知,但一些更具实验性的当代诗人如伊薇塔也探讨了量子理论的美学维度。他的作品通过大量的交叉叙述、随机性和模糊的情节,呈现了时间和空间的错乱感。这种处理方式让人感受到量子态的多重可能性和不确定性。
符合雅各布森“诗性功能”和“文学性”的探讨
罗曼·雅各布森提出的“诗性功能”强调了语言的自我指涉和形式特质,即诗歌中的语言不仅仅是传递信息,而是语言自身的结构、形式、音律、节奏都成为诗歌意义的建构因素。与此相关的“文学性”概念,则强调文学作品的语言具有超越日常功能的独特特质,它使得文学成为一种美学的、符号性的系统。
在量子叙事诗的背景下,诗人们体现了雅各布森的“诗性功能”和“文学性”:
非线性叙事:诗歌结构本身不再是信息传递的线性工具,而是通过跳跃、反复、断裂等手法让语言发挥独特的情感和思想表达功能。
语言的自我指涉:这些诗人常常在诗中打破日常语言的规则,重新定义语言的用途和意义,语言本身成为了作品的核心,而不是对现实的简单描述。
多重意义与模糊性:诗歌中的多重可能性、模糊表达以及情感和时间的多维展现,都增强了作品的文学性,使其超越了日常的叙述功能。
这些诗人的作品展示了量子叙事诗的一些基本特征,并符合雅各布森的“诗性功能”和“文学性”的理论,突出语言形式和多重含义,通过非线性叙述和复杂的结构探索多重现实和情感层次。尝试了诗歌在现代语境下如何以量子思维的方式,重新思考语言和现实的关系。
这项实验可考虑结合意念科学、心灵素质学、认知詩學与三大新诗学等前沿专业技能。
爱垦網评注:新诗学:领导、管理、文创
根据创造性地揭示和理解世界的深层结构与变化过程的理论框架,可以创造出一套以“诗学”为基础的领导、管理和社区文化创意的学说,分别为“领导诗学”、“管理诗学”和“文创诗学”。这些学说可以结合哲学、文化研究和心理学的创造性理念,帮助深入探讨如何在复杂、多变的文化和社会环境中领导、管理与激发社区文创。
领导诗学(Poetics of Leadership)
“领导诗学”可以从创造性生成和差异的角度来设计领导策略,它强调领导者不仅是管理者,更是文化意义的生成者和关系网络的编织者。在多元文化和多样化的社区文创环境中,领导者必须具备灵活适应和不断生成新路径的能力。
结合德勒兹的“生成”(becoming)与差异(difference)理论,领导者应当能够:
识别和尊重差异,但更重要的是,促进差异中的合作与生成。通过创造性地调动社区中的不同文化和个体力量,领导者不仅是维持秩序的人,还应该是推动创新和协同生成的人。
塑造叙事:领导者通过文化叙事生成认同和归属感。例如,爱德华·萨义德提出的“文化表征”理论表明,领导者需要理解并巧妙利用文化符号和故事,创造一种能够团结和激励社区成员的共同愿景。
激发深层的集体力量:荣格的“集体无意识”启示我们,领导者应能够唤起社区中的共通原型,通过文化和符号的引导,帮助社区成员更好地理解自己的身份与共同愿景。
在领导诗学中,领导者不是通过强制力来引导,而是通过创造性地引发深层的情感、文化和象征性共鸣,生成一种“共同体”的感受和认同。
管理诗学(Poetics of Management)
管理诗学可以被理解为一种通过符号、文化实践与集体行为来管理复杂组织的方式。传统管理学强调理性、结构和效率,但在一个多元社区和文化环境中,管理诗学可以通过对组织的文化与象征意义的理解,创造性地进行协调和资源调配。
结合上述学者的理论,管理诗学强调:
文化流动性与生成性:像德勒兹强调的生成一样,管理者应具备敏锐的适应能力,能够看到社区或组织中“生成”的可能性。管理不是固定不变的规则执行,而是在多变的文化背景下创造新的合作模式。
符号与象征管理: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理论可以启发管理者通过文化象征与集体心理,激发员工或社区成员的共鸣和内在动力。例如,通过共享的符号或文化活动(如节庆、仪式)来增强团队凝聚力。
创造性冲突管理:萨义德的文化表征理论提醒管理者,在多元文化背景下,冲突不可避免。管理诗学可以通过创造性地处理文化差异,将冲突转化为合作生成的机会。
因此,管理诗学的核心是通过创造性地运用文化符号和差异来管理团队,并在多变的环境中保持灵活性与创新性。
文创诗学(Poetics of Cultural Creativity)
文创诗学是探讨如何在社区、文化或产业中,通过创造性的文化实践生成新价值的学说。它不仅关注文化创意产品的生产,还关注文化中的生成力量如何通过艺术、叙事和符号激发新的体验与意义。
从上述理论出发,文创诗学可以包括以下几个核心概念:
生成性文化创意:德勒兹的生成观念启示文创不仅是对已有文化资源的改编,还应是不断生成新的文化形式与体验。通过探索新叙事、新媒介或新的文化空间,文创诗学鼓励创新、突破与文化更新。
多元文化共生与融合:结合萨义德对文化表征的批判性思考,文创诗学应避免文化商品化和简化表征。相反,文创应尊重文化差异,同时通过共创的方式生成新的文化实践,这既可以尊重多元文化,又可以创造新的集体文化体验。
心理与文化的共鸣: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理论表明,文化创意不只是外在的设计和生产,它关乎人们深层的心理原型和象征符号。通过对这些深层心理符号的激活,文创诗学可以帮助社区成员通过艺术和创意表达与文化形成更深的联结。
三者的融合:生成性领导与管理的文创实践
在多元种族、宗教和文化背景的区域,如东南亚,领导诗学、管理诗学和文创诗学的三者融合可以为社区文创提供创造性和生成性的领导与管理框架。这个框架不仅能帮助管理者和文化创作者应对复杂的文化背景,还能通过创造性生成的方式避免简单的文化冲突。
领导诗学启发领导者以文化共鸣为工具,激发社区成员的参与和认同。
管理诗学则提供了在多样性中进行创造性协调的路径。
文创诗学帮助推动文化创意的生成,确保文化创意不只是对已有文化符号的商品化,而是真正为社区生成新的意义和价值。
通过结合德勒兹、萨义德、荣格的理论,这三个“诗学”可以为社区文创领导与管理实践提供一个深层次的创造性框架,帮助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下进行有效的合作、共创与文化发展。这种创造性的领导与管理方式不仅能增强文化多样性的包容性,还能通过生成性思维,推动社区不断发展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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