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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 by Host Workshop on February 2, 2021 at 5:03pm

福柯：立場·目光、技術

我們不能把福柯只是作為一個閱讀的對象，我們要想一想福柯給我們提供的到底是什麽？若是遺產，這份遺產所昭示出來的緊急狀態，到底是一個什麽樣的東西？

一種立場——一種面對生活的立場、一種針對自我的生活立場；一道目光——看待我們這個世界的目光。在福柯那個地方，這一道目光伴隨始終。雖然他的眼界經常從一個地界移到另外一個地界，不斷在遊離之中。但是你會看到，福柯的寫作或者是思維的觸角支點，都一定是落實在一個東西之上。比如說現代性的早期，16、17世紀，福柯就盯紧那地方。因為就是在這個地方，有了今天我們說的“人”，或者“主體”這樣一個近代的創造品。......我們覺得能夠追求達到一種主體性的自足、主體性的自由等等，就已經很了不得了。

一道目光——就是進入到現代性的一道目光，空間也好、主體之生產也好、身體也好、醫院監獄等等，現代性同時也是一種建制體系。

一種技術——如何進入到我們這個世界內部的技術。（編註：技術層次可参考《只有“否決”才是確信的》四個取徑 / 本段落見《吳瓊：福柯在中國依然是被流放的思想》）？（2016-03-22 鳳凰網文化）

Comment by Host Workshop on January 24, 2021 at 5:50pm

福柯·創造性域外運動

當代文學（無疑地也是哲學、藝術與音樂）命定地必須崛起於空無的荒原，因為一切可能性（“所是”）都已被耗竭，所有的話語都已是令人不耐的陳套與“已說”，一切創造性因而都首先必需成為朝向域外的運動，都再度將語言本身催逼到非思的界限上。

然而，如果傅柯的思想有任何啟發，正在於其總是能從現代性的荒蕪中，一再復甦生命的內在性威力。書寫為什麼重要，理由恐怕就很清楚了。


這是莒哈斯 (Marguerite Duras) 的“處於幾乎絕對的孤獨中而發現只有寫作能拯救你”；

是阿鐸 (Antonin Artaud) 的“如果不是為了實際上離開地獄，什麼都不會被書寫或繪畫、雕刻、塑形、建築、發明。”

或卡夫卡 (Franz Kafka) 的“我將不惜一切，一切代價，書寫： 這是我為了倖存的戰鬥。”

或“書寫是我存有最豐饒的方向。”


而也正是在這種必然由越界與摺曲所註記的文學布置中，傅柯開啟了“讓一切的語言空間湧現於語言”的內在性平面。毋庸再區分文學、哲學或批評的語言，因為由越界語言給予的摺曲書寫，傅柯毫不猶豫地指出，招喚著彷如希臘思想中原初語言的“清晨似的語言”。

這是經由越界摺曲所說明的書寫，其不僅是文學的，且最終透過對此文學存有的述說，經由越界的機巧辯証所誕生的自我到自我（因而也是自我到他者）的返回，在此虛擬空間中，傅柯漂亮地展演其哲學事業，以文學倍增了哲學，或反之。


瘋狂、性特質、犯行、謀殺、知識空間…，這些傅柯曾在不同著作中投入構思並問題化的概念，都早在文學作品中被不同作者所充份展演。對傅柯而言，文學所給予的不僅是另一種現實，也不僅是現實的想像或偽造，而就是現實本身。

這是何以如果文學是虛構，傅柯毫不猶豫地說，那麼“除了虛構我什麼都未書寫”。


這是“僅歸於語言且完全停駐於字詞內部的現實”，如果傅柯就像德勒茲所指稱的，是一個新的檔案學者，則檔案不過是文學的另一種形式。

傅柯文學佈置作為其思想的雛形，或不如說，其思想作為早期文學佈置的一個鏡像，或許這就是此特異佈置的重要性。 （見楊凱麟《傅柯哲學中的文學佈置與摺曲》，94頁，國立政治大學哲學學報，第二十五期，2011 年 1 月，頁 69-100）

延續閱讀福柯：

我們如何成為此時此刻的我們

回到未來：所是中的不再所是

福柯《褶子》

疊置缺席的交互鏡像

Comment by Host Workshop on January 23, 2021 at 7:42pm

汪民安·福柯譜系學的獨創性：我們如何成為此時此刻的我們

延續閱讀福柯：傅柯·文學指向自身


歐洲現代哲學或者說近代哲學，大體上來說有幾個關鍵人物。 

第一個關鍵人物是17世紀的笛卡爾。笛卡爾的興趣是什麽呢？笛卡爾討論“人”是什麽，討論普遍意義上的“人”是什麽。在此之前，中世紀哲學只討論“神”是什麽。

到了18世紀，康德是一個關鍵人物。他討論這個時代是什麽，這個時代的“人”是什麽，他討論的是“具體的人”是什麽，他討論的是“我”是誰——此時此刻的“我”是誰。康德把笛卡爾普遍意義上的人變成一個具體的、特殊的人，就是此時此刻生活在這個世上的這個人。這是康德和笛卡爾的差別。

那麽福柯討論的是什麽呢？福柯討論的問題是“我”是怎麽形成的。福柯不是說人的本質是什麽，而是說歷史是怎麽一步一步把我們塑造成此時此刻的人——這就是福柯的譜系學。從古希臘開始，歐洲文化是怎樣把古代人變成基督教時期的人，把基督教時期的人又變成了近代時期的人，近代時期的人又如何變成今天的人。這是福柯的特殊之處。

福柯自己也說了，他討論的不是權力的問題，而是主體的問題。在他的歷史譜系學中，他討論歐洲歷史上三種塑造主體的方式：

 

第一種是排斥的方式。我要成為我這樣的人、獲得“我”的主體性，我就要把跟“我”相對立的或者不一樣的人排斥出去，把他們隔離出去，把他們囚禁起來，我通過隔絕和排斥他人的方式來獲得自己的主體性。比如理性人把瘋子關起來，守法的人把犯人關起來，異性戀把同性戀排斥出去，等等。

第二種是通過知識和學科來勾勒出人的形象。這是《詞與物》的主題，就是說“人的概念”、“人的知識”或者我們“現代人的形象”——我們所謂的人道主義，我們所賦予人的各種各樣的想像、各種各樣的知識——是通過各種學科構造出來的。這就是現代意義上的人的誕生。古希臘沒有這樣的人的概念，中世紀沒有這種概念，甚至17世紀、18世紀也沒有這樣的概念，只是到了18世紀末19世紀初期的時候，才出現我們現代意義上的人的概念。經濟學、生物學、語言學，這些學科的不斷發展，才創造出了一種有關人的概念，這就是福柯所說的主體的知識形象。但是，從尼采開始，這樣的一個人的知識構想就開始坍塌了——福柯接著尼采說出了“人之死”。

第三種是自己來塑造自己。福柯在這裏面主要是講古希臘人的自我技術，希臘人是反復地塑造自己，他們反復地把自己當作一個對象來塑造，通過各種各樣的手段來自我修煉，把自己塑造成為一個主體。

 

福柯主要是講西方歷史，就是說歐洲文明史上，存在著這幾種塑造主體的方式。而且他以譜系學的方式追根索源：從古希臘一直到今天，這些方式是如何變化的？排斥的歷史、自我修煉的歷史、人文學科的歷史，這幾種塑造主體的歷史是如何變化的？這就是福柯的主題，也是福柯的獨特之處：人是怎樣變成自己的？（見 2016-03-22 鳳凰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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