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有根 創意是伴 Bridging Crea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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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里達:解構語音中心主義
德里達把解構的第二個目標指向語音中心主義。
德里達為什麼把第二個目標確,定在對語音中心主義的解構上。他認為邏各斯中心主義是靠語音中心主義來支撐的。因此,要想徹底摧毀邏各斯中心主義,就必須摧毀語音中心主義。
德里達在研究了柏拉圖以降的形而上學理論後,發現他們都在極力誇大語音的作用,而貶低書寫文字。
柏拉圖甚至把書寫文字,看作是不利於人的生命的“異己”,它不僅削弱了人的記憶能力,而且同真實的思想之間存在著一段距離,如果向它請教,他只能重復原來的話而不能辯解,所以他們認為,說話所發出的聲音更接近思想,更接近邏各斯。
德里達受其啟發,並反其道而行之,將其顛覆。高揚書寫文字,貶斥語音符號。但這也是他不得以而為之的策略,否則,就無法去掉語音的中心地位,也無法使其邊緣化。
語音中心主義無非是通過語音符號同“意義”穩定一致的關系,來加強現有統治秩序。德裏達一針見血地指出,相對於文字,相對於書寫,說話的聲音更透明,更自明和更直接的被給予性。也正是因為這樣,西方統治思想和文化才把說話和語音放在首位。因此,他說:“解構從符號開始”。
在德里達看來,語音中心主義是在玩弄“在場”與“不在場”的魔方。他指出,傳統形而上學及其文化,之所以能夠有效地依靠語音中心主義推行邏各斯中心主義,就在於玩弄“在場”與“不在場”的詭計,以“在場”指示、代替“不在場”,通過“在場”理念所指示的事務,以及歷史存在等各種不同的因素,統一在現實表現的場域。
同時,借助於“在場”理念,將各種不同因素所表現的不同歷史維度,統一成毫無歷史差異的同一個現實的實存關係中。因此,把“在場”或“不在場”的各種理念和事物轉化成為現實事物。
這樣,語音中心主義就巧妙地把本來虛假的,模糊的各種理念及其所謂的真理體系魔術般的變成了在場的現實力量。而德裏達的“延異”則給“在場”致命一擊。
他說:延異“既不存在也沒有本質。它不屬於存在、在場或缺場的範疇。” [3](P308)
德里達在解構語音中心主義時,還采用了“延異”的語音特性,對語音中心主義進行解構。延異(differance)和差異(difference)讀音完全相同,a和e兩個字母的差別,只能見於書寫文字,而無法在語音中體現出來。
這就造成了語音的混亂,字母a就象一塊“無言的墓碑”,宣示著語音中心的死亡。(北京大學韓廣信,2004,論德里達的詩性哲學與哲性詩學)
[3] 朱立元.當代西方文學理論[I].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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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雅克·德里達:什麼是詩?
保羅·瓦樂希《純詩:一次演講的劄記》
古卷
40 YEARS OF DANCE 2
德里達·沒有絕對性
德里達的影响力
從古至今文學批評理論可謂汗牛充棟,什麼實證批評、精神分析批評、新批評、原型批評、社會批評、歷史批評、結構主義批評不一而足,可見文學批評的遊移不定。其實它們無不是偏居一偶,實施著批評話語的霸權。
從文學批評的實踐上看,批評也是一種“發明”。莎士比亞在 1601 年創作的《哈姆萊特》已有四百餘年,據統計評論哈姆萊特的論文,平均每天一篇,這樣大約就有14萬左右的評論文章。就算哈姆萊特形象再豐富、性格在複雜,也不可能有這麼多的“發現”吧!
而中國的一部《紅樓夢》則催生了一個紅學學派。研究的方法可謂流派紛呈,有評點派、考證派、文本派、統計派。研究成果的差異性,更是令人吃驚,有言情說、色空說、還有預言說,正如魯迅先生說的,經學家看見《易》,道學家看見淫,才子看見纏綿,革命家看見排滿,流言家看見宮闈秘事。
假如《紅樓夢》能復活的話,它一定會站出來說,你們研究的不是我。其實,古今中外的評論家都是在借題發揮,正象吳亮說的:“我評論的就是我自己。”
綜上所述,德里達對西方傳統文化的解構,動搖了西方傳統文化的“根基”和“始源”,為哲學、詩學等文化的發展提供了無限自由創造的可能性。他思想的震撼力絕不亞於哥白尼的“太陽中心說”所產生的影響。
他的思想在新歷史主義、後殖民主義、女權主義、文化研究中都留下深深的“影子”。(北京大學韓廣信,2004,論德裏達的詩性哲學與哲性詩學)
奧威爾·保持黨的神秘
我們時代的一切信念、習慣、趣味、感情、思想狀態,其目的都是為了要保持黨的神秘,防止有人看穿目前社會的真正本質。目前不可能實際發生造反,或者造反的先聲。從無產階級那里,沒有什麽可以擔心的。你不去惹他們,他們就會一代又一代地、一個世紀又一個世紀地做工、繁殖、死亡,不僅沒有造反的衝動,而且也沒有能力理解,可以有一個不同於目前世界的世界。只有在工業技術的發展使得你必須給他們以較高的教育的時候,他們才會具有危險性;但是由於軍事和商業競爭已不復重要,民眾教育水平實際已趨下降。群眾有什麽看法,或者沒有什麽看法,已被視為無足輕重的事。因為他們沒有智力,所以不妨給予學術自由。而在一個黨員身上,哪怕在最無足輕重的問題上,都不容有絲毫的不同意見。
.......實際行為不端那就不用說了,而且不論多麽細微的任何乖張古怪行為,任何習慣的變化,任何神經性習慣動作,凡是可以視為內心鬥爭的征像的,無不會受到察覺。
......光是愚蠢還不夠,還要保持充分正統,這就要求對自己的思維過程能加以控制,就像表演柔軟體操的雜技演員控制自己身體一樣。大洋國社會的根本信念是,老大哥全能,黨一貫正確。(喬治·奧威爾《1984》[68])
黄秀香·後現代社會工作後思維:去主流價值與文化
後現代思維對社會工作的影響,包括:去主流價值與文化——後現代強調差異性、多元主義,重視不同,包括各種不同行為與本土性。並強調多元並存,相互尊重的概念,此與社會工作專業重視服務對象的獨特性、文化性及所在之社會結構與脈絡相同。
社會工作者介入的目的,不是將服務對象帶入主流文化的再社會化,而是去傾聽及觀察服務對象的文化與社會背景的特殊性,協同其將被壓抑的聲音釋放出來意義相同。
所以,當社會工作者介入處理兒童保護、婦女保護、或後SARS 時代社會等其他服務接受者時,要意識到是否受限於主流價值,或正控制或改變案主群進入主流體制而不自覺,如過去原住民的教育制度是依據漢族的儒家思想文化教育方式,而不是原住民的文化基本教育方式,在種族共融的潮流下,應尊重各種族間的文化差異,而採取適合該種族的教育方式教育。(黃秀香,2003 ,後現代思潮對現代社會工作實務理論與處遇的影響及反思,台灣《社區發展季刊》104 期,321頁至341頁)
黃秀香《社會工作由依法行事到回歸社會正義》
Howe(1994)以後現代觀點,批判現代社會工作,認為社會工作是關心合法性大過於案主生活。當社會工作形成專業化後越傾向主流觀點,過度重視主流體制所建構的社會情境,如社會所建制之法律、經濟、服務消費者、人本主義等,社會工作已經變成比較關心案主做了“什麼”(what),而非案主為什麼(why)做了那些。如社會工作使用“照顧”(care)、“處置” (treatment)、“改變”(change)及“控制”(control)的知識與技術,將人們帶到主流文化中所謂的“美麗”、“事實”、“正常”、“好”靠攏(Howe,1994),而後現代質疑這些所謂的“美麗”、“事實”、“正常”、“好”,是否“照顧”、“處置”、“改變”及“控制”的知識與技術,真正能讓案主得到應有的生存權利及獲得真正的公平正義看待。(黃秀香,2003 ,後現代思潮對現代社會工作實務理論與處遇的影響及反思,台灣《社區發展季刊》104 期,321頁至341頁)
黃秀香《解構理論》
解構理論亦是一種抗拒理論,它抗拒系統化,解構是沒有盡頭也沒有凝聚點。解構理論主要與某種閱讀方式聯繫在一起;解構理論是對傳統的“非此即彼”的二值邏輯的超越;強調哲學與文學間界限的消失;概念的獨特性。
解構閱讀 の 双重閱讀
解構理論理解為一種“閱讀方式”,也就是說對“本文”進行閱讀(重複性閱讀,肯定閱讀遊戲,致力於對本文進行客觀的解釋、複述)和解釋(批判性閱讀,尋找真理或源泉,以遊戲態度對待本文)的一種方式。解構理論是“消費社會”的產物,是“消費文化”的一部分,表現現代理智生活的一般傾向;消費書籍,享受書籍。
過去習慣或主動地接受知識,希望用之是去改變自然、改變社會。而今讀書不是手段,它是目的,讀書獲得的是“本文的愉悅”。如德希達和耶魯的解構批評家們進行閱讀並無固定模式,而是他們唯一聲稱的要超越傳統的批判,主要表現在力圖找到一些「邊緣」或「盲點」作為媒介,從中發現閱讀有多種可能性,而本文在自身解構著。(黃秀香,2003,後現代思潮對現代社會工作實務理論與處遇的影響及反思,台灣《社區發展季刊》104 期,321頁至341頁)
下一届:解構閱讀 の 閱讀的遊戲
黃秀香《本土文化與後現代精神》
從後現代世界觀點中去尋求世界特性的不確定性、質疑、相對性、改變和不斷地定義“真實”,這似乎更適合現代社會工作實務者的需求。後現代需要社會工作者放棄形式價值或實務工作的形式核心,即是對核心價值(core values)、社會正義(social justice)、人權(human rights)、專業倫理(professional ethics)和助人技巧(skilled helper)的反思。後現代社會工作不再強調普遍性標準化法則,正如經濟發展上強調權衡法則一樣,法則是有明確的規定,而權衡表示不確定性、可能性、模糊性。近年來的全球化理念中,主張彼此尊重各地區的文化,也強調本土文化社會工作,進而把服務對象被壓抑的聲音釋放出來,並強調給予案主權能使之能改變內在及外在的權威關係。也強調研究與實務整合,主張解構學術霸權及專業霸權。(黃秀香,2003,後現代思潮對現代社會工作實務理論與處遇的影響及反思,台灣《社區發展季刊》104 期,321頁至341頁)
福柯《相似:16世紀的認識衝動》
福柯在《詞與物》(1966 年法語版, 1970 年英語版)中,論述了16 世紀到20 世紀之間,西歐的四種彼此不同的認識型。他的研究表明, 16 世紀的主導話語模式有一種異中求同的衝動, 16 世紀的科學充斥著“相似性”(similitude)的觀念, 人們熱衷於探詢一物與另一物的相像程度, 那時的主導範疇有模仿、類比、相符、相像等。這種話語模式所代表的再現風格,是用熟悉的事物來描述陌生的事物。
這是一種隱喻 (metaphor)的表達方式, 以肯定兩個不同物體之間的相似性為特征。福柯認為,16 世紀的人文科學就是以隱喻的方式來編碼經驗世界的。正是由於16 世紀對相似性的著迷,才引發了17 世紀人文科學向本質差異性方向轉變。(林慶新,歷史敘事與修辭———論海登·懷特的話語轉義學,國外文學(季刊) 2003 年第4 期(總第92 期)
巴迪歐·抵制歇斯底里症
巴迪歐從七十年代法國政治的全面退潮中,看到的是一種重燃的迫切需要:我們迫切需要一種哲學去解釋那些重要的稀有事件,這些事件能夠永久改變我們對何為可能的認識和感知。在巴迪歐的語匯中,“事件”並不是指改變本身(無論其具有多大的世界歷史意義),而是指那些為思想與行動提供新的突破口的事情;他給出的例子不僅包括68年五月風暴,還有格奧爾格·康托爾(Georg Cantor)有關無窮的數學概念,勛伯格的十二音列體系,以及任何兩個墜入愛河的人。對他而言,哲學的功能是抵制按部就班的日常,思考並肯定新的可能性,也就是說,籠罩在懷疑主義之下的那種漫無邊際的批判思想,就像一種歇斯底里症,必須加以抵制。就藝術而言,哲學必須避開上述所有三個選項:藝術不能變成唯一的真理,但在藝術裏存在具體的事件,這些事件能夠生產專屬於藝術,同時又具備哲學和政治意義的真理形式。巴迪歐在《電影》(過去幾十年中他有關“第七種藝術”的論述文集)中告訴我們,關於藝術的哲學思考應該朝向一種肯定主義(affirmationism),“只有當它們暗示了能夠改變世界的某個點,才能說藝術所催生的理念構成對世界的判斷。” 文/ 尼克・鮑姆巴赫(Nico Baumbach)譯/ 杜可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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