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思·海上絲綢之路

兩條絲綢之路,在不同朝代,不同文化環境,經歷過國號的改變,國界的改變。

可是,文化商貿和友好情誼,還是越久越醇實的那個傳統。

在新的紀元里,我們要增添什麼新的內容?

高期待、高關注度的背后,最現實的問題,是落實和普及的艱難。

要促進沿線國家與地區之間的共識,如何來對話談合作? 如何來加強頂層設計和規劃?

要講“文化先行”的優勢,文化產業在提升文化互動方面,可扮演怎樣的角色?



(攝影:鄧福恒遺作·沙巴日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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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 by Khalak Khalayak yesterday

(續上)荷蘭殖民當局的手段是相當毒辣的。他們先在108日向住在城內的華僑下令:夜間一律閉門靜坐,不得點燈,不準外出,並且要交出包括小刀在內的一切利器。穩住城內華僑後,就集中力量去擊退城外的華僑起義者。接著在10月9日夜,荷蘭東印度公司的職員傾巢出動,挨家挨戶搜查華僑住宅,借口是查繳武器。華僑不知是計,仍然閉門靜坐家中。很快,所謂搜查就演變為屠殺、搶掠、焚燒。荷蘭人見到華僑,不論男女老少,一律殺害。荷蘭總督還下令殺死關在監獄中的500名華僑,將因病、傷住在醫院的華僑趕到街上,讓暴徒一個個打死。

據說,華僑的鮮血把流經巴達維亞的一條叫紅溪(Angkee)的小河的河水也染紅了。當天,全城大火,有600餘間華僑房屋被燒成灰燼,這場大火足足燒了三天。刀光劍影,鮮血橫屍,荷蘭的檔案里把109日夜稱作“是巴城也許是全世界人類所遭遇到的最恐怖的一夜”。這場歷史上稱為“紅溪慘案”的大屠殺,持續一個星期,城內被殺害的華僑有近萬人,幸免於難的只有百餘人。荷蘭的檔案里這樣記載著:“慘案結束後,全城華人的房屋,沒有一間是完整的。只見斷瓦殘垣,一切都被劫掠和焚毀。全城看不見一個華人。所有的華人,或被屠殺,或被燒死,或自縊,或溺斃。”在慘案發生的日子里,城外的華僑起義隊伍曾奮力攻城,拯救城內同胞,但終因火器不足,無法攻入。起義部隊邊打邊退,進入了爪哇的中部和東部地區。這一地區的華僑在“紅溪事件”發生後,十分震驚和憤怒,他們紛紛拿起武器向荷蘭殖民主義者進攻。他們的組織和裝備要比巴達維亞的華僑起義者好,而且得到了包括部分當地王公在內的印尼人的支持,因此實際是在進行著一場華僑和爪哇人民聯合抗荷的鬥爭。這場鬥爭進行了將近三年,最後在1743年以失敗而告終,但其意義是十分深遠的,它譜寫了亞洲近代史上光輝的一頁。

 

第九章葉亞來與吉隆坡的營建


馬來西亞是個多民族的國家。馬來西亞的歷史是其境內包括占全國人口1/3左右的華人在內的各族人民共同創造的歷史。馬來西亞的首都吉隆坡,風光旖旎,綠樹繁花,有“花園之城”的美稱。而在100多年前,這個位於河口的城市還只是雪蘭莪土邦內一塊荒蕪的沼澤地,只有三間草房。吉隆坡的營建滲透者馬來西亞各族人民的心血。華僑葉亞來(公元1837—1886年)是和吉隆坡的歷史分不開的人物。他一生奮鬥不息,對吉隆坡的開發和重建,做出了偉大的貢獻,奠定了吉隆坡現代化的發展基礎。在吉隆坡有葉亞來街,那里的葉氏宗祠和神廟內,供奉著他的遺像,人們懷念這位傳奇人的的業績。

 

第一節年輕的華人甲必丹

 

葉亞來,字德來,1837年3月14日出生於廣東惠陽縣淡水鎮一個世代貧苦的農民家里。據一些傳記說,少年葉亞來“慧敏勇敢”、“豪邁俠義”,但因為家庭貧窮,只在私塾里念了兩年書,便輟學在家。他八歲開始替人家放牛賺工錢,一幹就是五年。13歲時結束了牧童生活到鄰村當雇農,替別人種地,這樣又過了幾年艱苦的日子。在貧困的家鄉,葉亞來實在無法生活下去,只好“過番”漂泊異鄉。1854年,17歲的葉亞來,搭乘帆船,經過兩個月的航行,到達馬六甲,據說葉亞來身上只帶著18個銅錢,算得上是赤手空拳闖南洋。 

剛到馬六甲,人地兩生,幸好遇上族叔照料,介紹他到附近的一家錫礦場當粗工,幹點掘土挑砂、挖塘養魚的苦活兒。四個月後,這家礦場倒閉,他轉到另一個族叔的雜貨店里當小店夥計。大約幹了一年,雜貨店也關了門,葉亞來再次失業。兩次挫折,精神頗受刺激,加上勞累過度,水土不服,他染上了疾病,族叔給了盤纏送他回家鄉去。當搭乘的帆船在途中上水添糧時,葉亞來隨夥伴上岸賭博,結果把族叔給的一點錢也輸光了。處於窘境中的葉亞來,沿著海邊小路徒步到了一個叫盧骨(Lukut)的小地方,在那里他的一生出現了轉折。

 

當年的盧骨是一個處在興旺階段的錫礦場。1824年,約有200名華僑礦工在這里開礦,1828年猛增到1000人。這里的條件十分艱苦,在墾荒建礦的過程中,將近有20%的工人死亡,大部分是死於惡性瘧疾。19歲的葉亞來在礦場里找到了一份廚師工作。他幹了三年,用心學習采礦技術和礦場管理方法,並且省吃儉用,不再賭博,積了一點錢。22歲那年,他開始自立門戶,做起了生豬和錫礦砂買賣,由於經營有方,賺了些錢。在此期間,他結識了雙溪烏戎(SungeiUjong)華人甲必丹(管理華僑事務的頭領)盛明利和他的副手劉壬光等人,漸漸打通了各種社會關係。為求得進一步發展,他遷往經濟較為繁榮、礦藏豐富的雙溪烏戎,擔任了盛明利手下的“副總巡”(相當於保安隊的副隊長)。 

1860年,雙溪烏戎境內兩名馬來族頭領為爭奪礦場的權益而發生戰亂,華僑礦工也卷入了這場紛爭。盛明利為首的一派吃了敗仗,他本人被殺,葉亞來腿受槍傷。在六個月的戰亂中,華工戰死或被殺害的,據說多達6000人,真是一場大慘案。24歲的葉亞來被推舉擔任雙溪烏戎華人甲必丹。

 

第二節營建吉隆坡

 

吉隆坡城市的歷史是從1860年算起的。在這以前,這里只是河口灌木叢生的沼澤地。大約在1857年,有幾名華僑到這個新的錫礦中心墾荒,蓋了三間草屋,從事錫礦砂收購和糧食日用品的零售生意。這個“三家村”就是今日吉隆坡的搖籃。(下續)

Comment by Khalak Khalayak on May 4, 2022 at 4:35pm

(續上)這個“三家村”就是今日吉隆坡的搖籃。隨著錫礦的開采,新礦場的發現,吉隆坡日漸繁榮,華工人數也越來越多,邱秀出任了該地的第一任華人甲必丹。邱秀把劉壬光請來當助手。不到一年光景,邱秀病逝,劉壬光繼任甲必丹。劉壬光約請葉亞來當他的總管。1869年,劉壬光病危,在征得馬來蘇丹(土王)同意後,決定由葉亞來繼任甲必丹。 

19世紀的馬來半島,仍然停滯在封建的分裂狀態中,各土邦的蘇丹大權衰微,土王擁兵割據,經常爭權奪利,大動幹戈。為了爭奪礦地,華僑礦商中敵對的派系經常發生械鬥。總之,這是一個混亂的無政府時代。葉亞來就是在這樣的歷史情況下當上甲必丹的,他費了很多的精力、付出很大的代價去戰勝各種分裂勢力。早在1866年,雪蘭莪的馬來王室就爆發了被稱為“巴生(Kelang)之戰”的內戰。一方以拉查馬迪為領袖,另一方以拉查亞都拉為頭頭。兩方為爭奪經濟特權,爭奪錫礦征稅權而打了起來。後來拉查亞都拉雖被逐,由雪蘭莪州的攝政東姑古丁接替,但鬥爭繼續進行。東姑古丁求援於葉亞來,葉亞來和他結成聯盟。到了1870年,華僑秘密社會組織領袖張昌,企圖奪取葉亞來的權利,就參加了拉查馬迪那一方。從1870—1873年的四年里,吉隆坡曾經兩次失守三度被焚,葉亞來為保衛吉隆坡進行了艱苦卓絕的鬥爭。

 

葉亞來曾經在戰場上遭到重大的挫折。1872年8月的戰鬥中,吉隆坡陷落,葉亞來損失了700多名戰士,他只好在夜幕的掩護下,率殘部逃到巴生。但是,葉亞來是一個意志非常堅強的人,在困難面前不灰心,碰到挫折不動搖。他在巴生招兵買馬,制定作戰計劃,自己親任總司令,終於在1873年3月收復了吉隆坡,結束了內戰。

 

葉亞來這個中國農家的孩子,在艱苦的戰爭環境中,逐漸提高了自己的軍事指揮能力。他懂得愛護戰士,獎勵有戰功的人,絕不讓部屬的生命無謂犧牲。在戰術上靈活機動,而且研制出被稱為“花河”的土火箭炮等較為先進的武器去摧毀敵人的堡壘。所有這些,都幫助了他去贏得戰爭的勝利。

 

光復後的吉隆坡,經歷多年戰火的浩劫,已是一片廢墟,居民逃散,只剩下12間茅屋,所有的錫礦場都因水淹而無法繼續開挖。許多人失去了信心,主張易地再建。葉亞來說服了他們,使他們同心協力來重建一個新的吉隆坡。 

1873—1880年,葉亞來被雪蘭莪土邦委任為吉隆坡行政官,負責領導城市的重建工作。 

他首先把破爛的土路改鋪成紅泥碎石路,並疏浚河道,架設橋梁,便利了市內交通,還修通了吉隆坡周邊市鎮的公路,使它成為交通樞紐。接著清理廢墟,大興土木,到1789年時,已建了400多間房子,其中半數是磚瓦房。 

吉隆坡是在礦場上發展起來的城市,因此重建城市的關鍵是恢復錫礦業。他將隨他征戰歸來的士兵全部解甲回礦場,並利用自己的影響,招集別處的華工前來。結果響應的人很多,僅巴生和雙溪烏戎就來了2000多人。人齊了,購置設備的資金從那里來?只有靠借高利貸度過難關。他不斷發展新礦場,並首先使用蒸汽抽水機,提高了功效。在葉亞來控制下的吉隆坡錫礦業日益發展,1880—1890年的10年中,錫產量足足增加了10倍。有人說,如果沒有葉亞來,吉隆坡早就成為一個被人遺忘的廢棄礦區了,這話是很有道理的。

 

在重建吉隆坡時,葉亞來很關心教育事業。1884年開設了“唐人學塾”,請了一位舉人來當教師。他自己還經常到學校檢查學生的學業,對學習成績優良的,他給予物質獎勵。 

一個普通的中國人,從1862年到吉隆坡,備嘗艱辛,胼〔pian篇〕手胝〔zhi支〕足,20多年如一日,為現代吉隆坡的興起打下了基礎。他是吉隆坡的開埠功臣。1884年,漂泊異鄉30年的葉亞來想功成身退,返回自己的家鄉。但繁重的事務,使他一直無法分身登程。而長期艱苦的生活,又大大地損害了他的健康,在這年年底,他病倒了,翌年5月,他不幸病逝,年僅48歲。 

為他的死,政府當日停止辦公並下半旗誌哀。出殯之日,政府高級官員全體參加殯葬儀式,政府機關再停止辦公一日,人們懷念他。1959年,吉隆坡慶祝開埠百周年紀念並舉辦歷史展覽會,葉亞來唯一健在的女兒、83歲的葉金蘭應邀主持開幕剪彩儀式,這充分表明馬來西亞人民對葉亞來營建吉隆坡的豐功偉績的緬懷和肯定。 


第十章南洋華僑與橡膠業 

橡膠是許多東南亞國家最重要的經濟作物。馬來西亞是東南亞地區橡膠種植業的先驅,中國的橡膠最早也是從馬來西亞引種的。但橡膠的“祖籍”不在東南亞,而在巴西的亞馬孫河流域。南洋華僑對橡膠種植、制造業在新馬地區的發展和橡膠傳入中國,有著開創性的貢獻。(下續)

Comment by Khalak Khalayak on February 8, 2022 at 12:19pm

第一節·華僑與東南亞橡膠業

橡膠在19世紀以前,被視為巴西的“國寶”,統治巴西的葡萄牙殖民主義者嚴禁種子出口。通過對橡膠貿易的壟斷,巴西政府攫取了巨額利潤。為了打破這種壟斷,英、法等國開始探索種植橡膠的途徑。

1873年,有個英國人受派遣到巴西偷采了1000株幼苗,運到倫敦試種,其中有六株被送到印度的加爾各答栽種,結果是徒勞無功,一株也沒有成活。

1876年,一個名叫赫里·威克漢 (Herry Wickham) 的英國人,在巴西用連偷帶買的辦法,先後搜集到70000粒種子,運到倫敦畿輔皇家植物園播種,結果長出了2700株幼苗。


其中有22株在第二年被移植到新加坡植物園,還有幾株被送往馬來亞栽種,大部分成活了,這是東南亞土地上的最早一批橡膠樹。但橡膠移植的成功,並沒有引起多大的反響,連英國駐馬來亞總督也認為這純屬浪費時間和金錢。橡膠樹只是作為一種觀賞植物種在植物園和私人庭院中。
 

橡膠被作為一種價值很大的經濟作物進行大規模的商業性種植,首先應歸功於華僑。為首的是被譽為“橡膠種植之父”的林文慶和“橡膠藝祖”的陳濟軒(齊賢)。1894年,林文慶組織聯華橡膠種植有限公司,在新加坡購置4000英畝土地開始種植。

1896年,陳濟軒在林文慶的鼓勵下,在馬六甲試種橡膠獲得成功,信心大增。他又聯合一批華僑資本家,投資20萬元,墾地5000多英畝,種植了50萬株橡膠,建成了馬來亞第一個商業性橡膠種植園,掀開了馬來亞橡膠種植業歷史的第一頁。


林文慶、陳濟軒等人獲得的成功給了新馬地區的華僑很大的鼓舞,他們紛紛投資這一新興的種植業,一時大、小膠園遍及各地。著名的愛國華僑領袖陳嘉庚就是在1906年用1800元從陳濟軒、林文慶那里買了18萬顆種子,在新加坡“福山園”栽種,從而開始了他的橡膠種植業的。
 

伴隨著橡膠種植業的發展,橡膠加工業也出現了。華僑建立許多加工工廠。如陳嘉庚從1906年開始種植橡膠,經20年的發展,到1925年,他除有15000英畝的橡膠園外,還建立了謙益橡膠制造廠,職工有三萬多人,將種植、制造和銷售聯成一體,這是一個規模很大的企業。

 

華僑為東南亞的橡膠業確實做出了開創性的貢獻。

第二節何麟書與瓊安公司


中國橡膠的種植和橡膠工業的發展,也是和南洋華僑分不開的。

橡膠的引進、種植要歸功於馬來亞歸僑何麟書。何麟書 (公元1861—1933年) 是海南島人。18歲那年,貧困的何麟書到馬來亞謀生,曾在橡膠園里當工人。在有了點積蓄之後,何麟書自立門戶,從事錫礦的采掘,漸漸成為一名實業家。積累了橡膠培植、管理經驗,並且又很熟悉海南島自然條件的何麟書,決定在家鄉種植橡膠。

1906年,他集資5000銀元,建立了瓊安公司,由馬來亞引入橡膠種子開始種植。萬事起頭難。何麟書帶領民工,胼手胝足,墾出了200多畝的膠園,並及時播種。但失敗緊接失敗,前後歷時三年,把集來的5000元花光了,橡膠還是沒種出來。何麟書是個意誌堅強的人,他堅持認為海南島和馬來亞的自然條件相似,橡膠樹能從巴西移種馬來亞,也一定能在海南島成長。(下續)

Comment by Khalak Khalayak on February 7, 2022 at 10:32am

在實踐中他逐漸了解到,要進行苗栽才能成活。於是他賣掉房產,再集資15000元,沖破重重封鎖,從馬來亞運回5000多株膠苗,經過精心培育,有3000多株成活了。1915年,瓊安公司的首批橡膠樹終於產出了膠汁,10年辛勞有了收獲,何麟書激動萬分。


除瓊安公司外,還有許多南洋華僑在海南島墾荒創辦膠園,到抗戰前夕,已發展到90家。

華僑不僅是中國橡膠種植業的先驅,而且是中國橡膠工業的最早創辦人。中國第一家橡膠廠是“廣東兄弟膠廠”,它是1917年馬來亞華僑陳玉坡等人在廣州合股創辦的。

原產巴西的橡膠在東南亞被大面積種植,並成為當地的經濟支柱之一;它又從馬來亞移種中國海南島,經幾十年的精心培育,巴西橡膠北移至中國北緯18—24度的廣東、雲南、福建、廣西等省區並獲成功。這個成就包括了幾代人的努力,其中南洋華僑所作的開創性的貢獻是不可低估的。

第十一章三位大企業家


20世紀上半期,南洋華僑中出了幾位著名的人物。他們都是成功的企業家,曾為東南亞、為所在國的經濟發展作出了傑出的貢獻。他們依靠自己的財力,積極參與社會事務,為祖國,為東南亞和居住國的社會文化教育的發展解囊出力,建樹很多。其中最著名的是黃仲涵 (公元1866—11924年)、胡文虎 (公元1883—1954年) 和陳嘉庚(公元1874—1961年),他們的業績在南洋華僑歷史上占有一定的篇章。


第一節“爪哇糖王”黃仲涵

19世紀60年代起的100年間,印尼曾出現過一個算得上是當時世界上最富有,也最聞名的華僑家族和華僑大企業,這就是黃仲涵家族和建源公司。黃仲涵從19世紀末至1924年逝世為止,主持建源公司近30年,以“爪哇糖王”而蜚聲國際。建源公司的創建人是黃仲涵的父親黃誌信,他於1858年由福建同安移居印尼三寶壟。

1863年創“建源棧”,經營土特產,這是公司之始。經30餘年的經營,到1890年,由黃仲涵主持業務時,該公司已發展為爪哇地區的著名企業之一。黃仲涵在三寶壟出生,在當地接受私塾教育。他雖然沒有很高的學歷,但精明能幹,永不滿足於現狀,努力進取和學習先進的管理制度,並且知人善任。在他的主持下,建源公司的業務發展進入了黃金時代。

1893年,他將公司改組為“建源貿易有限公司”,擴大了經營範圍。公司經營甘蔗種植園,並從1894年起先後接辦了五家糖廠,總投資達到1000萬盾,其中的里約阿貢(Rejoagung)糖廠,是印尼最早實現電氣化的工廠。1923年,全印尼有糖廠179家,其中華僑糖廠13家,建源公司雖只占了五家,但產糖量卻占57%,產品行銷世界各地,黃仲涵本人也因此擁有“糖王”稱號。建源公司還經營木薯粉、橡膠、咖啡、胡椒、木棉等印尼土特產的加工和銷售業務。

為適應業務發展的需要,黃仲涵先後在印尼、馬來亞、歐洲各處設立公司分行和辦事處,其中倫敦和新加坡是建源公司最主要的貿易及商品集散中心。1906年,創建了黃仲涵銀行,作為建源貿易有限公司的金融機構。1911年,開始投資航運業,先後創辦“協榮茂輪船公司”和“順美輪船公司”,成為華僑航運界的一家重要公司。總之,子承父業,在黃仲涵主持下的建源公司,事業得到了空前的發展。

雖然企業曾遭受多次的困難和挫折,尤其是受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打擊更大,但憑著黃仲涵的精明,知人善任,在經濟活動中能審時度勢,因此,到1924年他在新加坡逝世時,建源公司已是東南亞屈指可數的大企業之一。建源公司後來在黃仲涵的兩個兒子主持下,業務曾一度迅速發展,但經1929年世界經濟危機的打擊,逐漸走下坡路。1961年建源公司被印尼政府沒收和接管。

①印尼的貨幣單位。


第二節“萬金油大王”胡文虎

胡文虎是另一位著名的華僑企業家。1882年生於緬甸,父親開了“永安堂”藥鋪,並掛牌行醫。1908年,胡父病故,胡文虎和弟弟胡文豹繼承父業,精心經營,創制了萬金油等五種方便成藥,推向市場。這些藥都以老虎圖案為商標,“虎標良藥”在南洋一帶頗受好評。

Comment by Khalak Khalayak on February 7, 2022 at 10:32am

在實踐中他逐漸了解到,要進行苗栽才能成活。於是他賣掉房產,再集資15000元,沖破重重封鎖,從馬來亞運回5000多株膠苗,經過精心培育,有3000多株成活了。1915年,瓊安公司的首批橡膠樹終於產出了膠汁,10年辛勞有了收獲,何麟書激動萬分。


除瓊安公司外,還有許多南洋華僑在海南島墾荒創辦膠園,到抗戰前夕,已發展到90家。

華僑不僅是中國橡膠種植業的先驅,而且是中國橡膠工業的最早創辦人。中國第一家橡膠廠是“廣東兄弟膠廠”,它是1917年馬來亞華僑陳玉坡等人在廣州合股創辦的。

原產巴西的橡膠在東南亞被大面積種植,並成為當地的經濟支柱之一;它又從馬來亞移種中國海南島,經幾十年的精心培育,巴西橡膠北移至中國北緯18—24度的廣東、雲南、福建、廣西等省區並獲成功。這個成就包括了幾代人的努力,其中南洋華僑所作的開創性的貢獻是不可低估的。

第十一章三位大企業家


20世紀上半期,南洋華僑中出了幾位著名的人物。他們都是成功的企業家,曾為東南亞、為所在國的經濟發展作出了傑出的貢獻。他們依靠自己的財力,積極參與社會事務,為祖國,為東南亞和居住國的社會文化教育的發展解囊出力,建樹很多。其中最著名的是黃仲涵 (公元1866—11924年)、胡文虎 (公元1883—1954年) 和陳嘉庚(公元1874—1961年),他們的業績在南洋華僑歷史上占有一定的篇章。


第一節“爪哇糖王”黃仲涵

19世紀60年代起的100年間,印尼曾出現過一個算得上是當時世界上最富有,也最聞名的華僑家族和華僑大企業,這就是黃仲涵家族和建源公司。黃仲涵從19世紀末至1924年逝世為止,主持建源公司近30年,以“爪哇糖王”而蜚聲國際。建源公司的創建人是黃仲涵的父親黃誌信,他於1858年由福建同安移居印尼三寶壟。

1863年創“建源棧”,經營土特產,這是公司之始。經30餘年的經營,到1890年,由黃仲涵主持業務時,該公司已發展為爪哇地區的著名企業之一。黃仲涵在三寶壟出生,在當地接受私塾教育。他雖然沒有很高的學歷,但精明能幹,永不滿足於現狀,努力進取和學習先進的管理制度,並且知人善任。在他的主持下,建源公司的業務發展進入了黃金時代。

1893年,他將公司改組為“建源貿易有限公司”,擴大了經營範圍。公司經營甘蔗種植園,並從1894年起先後接辦了五家糖廠,總投資達到1000萬盾,其中的里約阿貢(Rejoagung)糖廠,是印尼最早實現電氣化的工廠。1923年,全印尼有糖廠179家,其中華僑糖廠13家,建源公司雖只占了五家,但產糖量卻占57%,產品行銷世界各地,黃仲涵本人也因此擁有“糖王”稱號。建源公司還經營木薯粉、橡膠、咖啡、胡椒、木棉等印尼土特產的加工和銷售業務。

為適應業務發展的需要,黃仲涵先後在印尼、馬來亞、歐洲各處設立公司分行和辦事處,其中倫敦和新加坡是建源公司最主要的貿易及商品集散中心。1906年,創建了黃仲涵銀行,作為建源貿易有限公司的金融機構。1911年,開始投資航運業,先後創辦“協榮茂輪船公司”和“順美輪船公司”,成為華僑航運界的一家重要公司。總之,子承父業,在黃仲涵主持下的建源公司,事業得到了空前的發展。

雖然企業曾遭受多次的困難和挫折,尤其是受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打擊更大,但憑著黃仲涵的精明,知人善任,在經濟活動中能審時度勢,因此,到1924年他在新加坡逝世時,建源公司已是東南亞屈指可數的大企業之一。建源公司後來在黃仲涵的兩個兒子主持下,業務曾一度迅速發展,但經1929年世界經濟危機的打擊,逐漸走下坡路。1961年建源公司被印尼政府沒收和接管。

①印尼的貨幣單位。


第二節“萬金油大王”胡文虎

胡文虎是另一位著名的華僑企業家。1882年生於緬甸,父親開了“永安堂”藥鋪,並掛牌行醫。1908年,胡父病故,胡文虎和弟弟胡文豹繼承父業,精心經營,創制了萬金油等五種方便成藥,推向市場。這些藥都以老虎圖案為商標,“虎標良藥”在南洋一帶頗受好評。

Comment by Khalak Khalayak on December 31, 2021 at 1:39pm

20年代初,胡文虎轉往新加坡發展事業,先後在那里設立永安堂總行和制藥總廠,職工人數600余人,每年營業額叻幣1000萬元。30年代,虎標藥品銷售量擴大,胡文虎在南洋和祖國設立永安堂分行20餘處,汕頭分行還設有制藥分廠,營業額與新加坡不相上下。胡文虎的名字和虎標藥品在中國和東南亞幾乎是家喻戶曉,婦孺皆知。胡文虎有“萬金油大王”之稱。

胡文虎的事業,除制造藥品外,還有新聞事業。早在20年代,胡文虎在仰光就辦過《仰光日報》、《緬甸晨報》,這是他辦報的開始。1929年,在新加坡創辦《星洲日報》,後來陸續在國內、南洋各地辦了《星暹日報》、《星檳日報》、《星閩日報》、《星島日報》等十幾份報紙,形成了龐大的、很有影響的“星系”報業系統。1941年在新加坡成立了星系報業有限公司。胡文虎辦報雖有給虎標藥品作廣告、擴大影響的商業目的,但他說過自己辦報是為“改良風俗、促進文化”。星系報紙在宣揚中華文化,鼓舞人民愛國抗戰等方面起了積極的作用。

註釋:① 叻幣,新加坡貨幣。

 

第三節“華僑旗幟”陳嘉庚

陳嘉庚,這是華僑史上一個光輝的名字,被毛澤東譽為“華僑旗幟,民族光輝”。國外有的學術著作稱他是“中國近代史上、東南亞華族史上、甚至於亞洲近代史上的一位傑出的社會與政治領導人物”,是一位“傳奇人物”。 

作為一名傑出的東南亞工業企業家,陳嘉庚有自己的一番經歷。 

他生於福建同安,父親在新加坡謀生,開了一家順安號米店。幼年陳嘉庚在家鄉接受啟蒙教育,學習過四書、五經。1890年,他17歲時到新加坡在父親的米店里當幫手,兩年後任經理。陳家除經營米業外,還經營房地產、菠蘿罐頭廠和一些商號。到了20世紀初,由於父親不大過問店務,加上地產跌價,各業虧損嚴重,已瀕於破產。

陳嘉庚因母親逝世,於1900年冬返鄉葬母,守孝三年。1903年重返新加坡時,見到陳家的經濟事業一片蕭條景象,順安米號也倒閉了。但陳嘉庚並沒有經此打擊而一蹶不振,他看準了銷路正在走旺的菠蘿罐頭,當機立斷集資7000元(叻幣)創設新利川號菠蘿罐頭廠,不久又接收同樣也是經營菠蘿罐頭的日新公司。兩廠在三個月內獲利近四萬元,陳嘉庚的事業呈現了生機。


1904—1910年的六年間,是陳嘉庚事業發展過程中一個相當重要的時期。除了菠蘿種植和加工業外,他還經營米業,特別是橡膠移植馬來亞及新加坡獲得成功時,他立即認識到橡膠業將有很大的發展前途,因此在1906年向試種橡膠成功的陳濟軒和林文慶購買18萬顆橡膠種子,將名為“福山園”的菠蘿種植園從500畝擴為1000畝,套種橡膠與菠蘿。福山園的種植,是他橡膠王國的開端。

1910年,陳嘉庚在馬來亞的柔佛新辟“祥山園”和“福山園”,繼續橡膠種植業。這時,他已是一位擁有兩座橡膠園和幾家菠蘿罐頭廠、米廠、米店的實業家了。

1912年以後,陳嘉庚在繼續經營米廠和菠蘿罐頭廠的同時,還辦過海上運輸業,並把重點轉入橡膠種植和橡膠加工業,他的“謙益”橡膠廠的各種橡膠制品,銷售至世界各地。1925年,在陳嘉庚的企業中就業的職工有32000多人,擁有15000多英畝的橡膠園,30多所工廠,資產共1200余萬元,這是他一生事業的頂峰,他成了南洋地區的橡膠大企業家,有“橡膠大王”的稱號。

1926年以後,陳嘉庚的經濟事業由於世界性經濟危機的打擊,日本奸商的排擠、破壞,加上廈門大學及集美學校經費的沈重負擔,經營十分困難,終於在1934年宣佈公司收盤關閉。
 

 

第四節愛國情懷 

黃仲涵、胡文虎、陳嘉庚這三位著名的華僑企業家,在本世紀的上半期,特別是二三十年代,經濟事業達到鼎盛。他們的企業繁榮了僑居國的經濟,創造了就業的機會,培養了成千上萬的企業家和技術專才,並且出錢出力,興辦文化教育和社會福利事業,為僑居地的社會經濟發展作出了重大的貢獻。 

像當時的許多海外華僑一樣,他們雖長期身居海外,但對多災多難的祖國仍然念念不忘,傾注著赤子情懷。 

黃仲涵在辛亥革命爆發時,曾以“軒轅後人”的名義,向革命黨捐款50000盾。1915年護法戰爭,他匯寄25000盾,支持蔡鍔在雲南發起的討袁世凱鬥爭。他還多次向華僑學校捐款,以使華僑子弟得到學習中華文化的機會。

Comment by Khalak Khalayak on December 8, 2021 at 3:36pm

巫華樂《南洋華僑史話》·第四節愛國情懷

胡文虎“以普及教育掃除文盲為職志”,曾先後捐助國內的一批大中學校。1935年,他宣佈捐款350萬元,10年內在全國各地建立1000所小學,因日本的侵略和爾後時局的變化,這項計劃最終沒能實現。他還積極捐款,在國內興辦醫療衛生慈善事業和賑濟災民。

1931年“九一八”事變,到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步步入侵,中華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時刻,胡文虎捐款捐藥,支持華僑的抗日愛國行動,僅在“七七”事變後到19394月的一年多時間里,胡文虎共認購“抗日救國公債”250萬元,加上義捐,超過300萬元,表現了一個華僑的可貴愛國熱情。

胡文虎雖然只在童年時在福建永定家鄉上過幾年學,但對家鄉“祖宗墳墓所在,宗族戚友所居”,“莫不低徊想之”,有著很深的感情,曾積極策劃家鄉的建設。抗戰勝利後,他倡議成立“福建經濟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想利用華僑中小資本籌足300億元法幣來開發建設福建,自己投資10億元。但由於種種無法克服的困難,這個公司未辦一事就夭折了。對此,胡文虎曾痛心疾首。

 

陳嘉庚傾資興學、愛國愛鄉的精神更是感人。早在辛亥革命前,他就在新加坡結識了孫中山,並在1910年加入同盟會。辛亥革命勝利,他籌款20萬元分別支援光復後的福建和支持孫中山。並且從1913年起在家鄉集美創辦小學,還陸續增辦各種類型學校10所,另加醫院、圖書館、科學館,統稱為集美學校。1921年,他認捐開辦費100萬元,常年費共300萬元,獨資創辦了廈門大學。當他的經濟事業遭到世界經濟危機的打擊,面臨困難時,他仍堅定地說“寧可變賣大廈,也要支持廈大”。他真的賣了三座大廈,以維持廈大。

1937年,廈門大學改為國立,他頗為痛心。陳嘉庚是中國歷史上唯一單獨創辦與維持一間私人大學達16年之久的華僑,為這所大學共捐出400餘萬元。他還熱誠興辦和贊助僑居地的許多學校,其中有新加坡的道南、愛同、崇福等小學,南僑師範,水產航海學校,最著名的是1919年成立的南洋華僑中學,這是南洋第一所完全正規的華僑中學。陳嘉庚所創辦的教育機構,為中國和南洋造就了成千上萬的人才,他們中的許多人今天仍然在中國和東南亞的政治、經濟和科技文教領域中發揮著積極的作用。

 

陳嘉庚在抗日救國運動中所表現出來的愛國主義精神和崇高的民族氣節,是他一生中十分光輝的一頁。 

1928年,日本出兵侵占山東濟南,制造了“濟南慘案”。陳嘉庚聞訊後,立即領頭組織“山東慘禍籌賑會”,並被推選為主席,第一次把華僑抗日力量團結起來,進行抗日宣傳,並募集了130餘萬元,救濟受難同胞。

1937年“七七”事變後,陳嘉庚被選為新加坡華僑組織的“籌賑祖國傷兵難民大會委員會”主席,開展募捐及抗日救國活動,他自己以身作則認捐每月國幣2000元,直至戰爭結束為止。193810月“南洋華僑籌賑祖國難民總會”(簡稱“南僑總會”)成立,陳嘉庚被選為主席。“南僑總會”,名義上是“籌賑祖國難民”,實際上是以財力、物力、人力支援祖國抗戰,它是南洋華僑的愛國抗日組織。在陳嘉庚領導下,南僑總會組織僑眾,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積極支持祖國抗戰。

南僑總會最大的貢獻是通過各種方式勸募得巨款匯回祖國,共達五億多元。而1939年抗戰軍費是18億元,可見其數額之大。南僑總會還組織了3200多名機工回國服務。當出現汪精衛叛國投降的逆流時,陳嘉庚大義凜然,迎頭痛擊,曾向國民參政會提出一個提案:“敵未出國土前言和即漢奸”,雖只寥寥11個大字,但字字千鈞,曾被譽為“古今中外最偉大的一個提案”。1940年,67歲的陳嘉庚親自率領“南洋華僑回國慰問團”,回到祖國。他說,他“有顆心,這顆心隨時隨地都惦念著祖國”!這次回國,“帶來的是一顆心,一顆赤裸裸而又熱誠的心”。

在回國9個月的時間里,慰問團在15個省進行了慰問和考察。抗戰時期的祖國之行,使他看到了民族與國家希望之所在,也對他個人的政治思想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更堅定了他堅持愛國、追求進步的信心和決心。1941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陳嘉庚在險境中出面組織了“新加坡華僑抗敵後援會”。新加坡淪陷後,他到印尼爪哇島避難。在避難的三年多的時間里,他寫成了自傳體的《南僑回憶錄》,並且身懷“氰化鉀”一小包,準備一旦為敵人發現,立即服毒殉國,表現了一個愛國華僑領袖的崇高的民族氣節。當戰爭結束,陳嘉庚安全回到新加坡時,受到盛大的歡迎。(延續閱讀 《巫華樂《南洋華僑史話》(續上) 第二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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