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有根 創意是伴 Bridging Crea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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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里達:創造成見的破裂
德里達的詩性哲學場域建構,是從“解構”開始的。德里達說:“我們的話語無疑是屬於形而上學的對立物體系的。我們只要用某種策略安排,讓它在這個領域和自己的努力範圍之內,反對它自己的種種策略,就可以產生一種混亂的力量並擴散到這一體系,從各個方面對其裂解並劃定邊界。這樣我們就能顯示出那種成見的破裂”。[1](P376)這可以看作是德里達對西方傳統文化宣戰的綱領。當然德里達已經意識到西方傳統文化的強大,但他義無返顧、勇往直前,采取種種策略,決心將強大的西方傳統文化予以徹底消解。
德里達把解構的第一個目標指向傳統形而上學的邏各斯中心主義。
在德里達看來,理性主義是設定意義先於語言的邏各斯中心主義的代名詞,而理性主義的秘密就在於預先設定的意義理論“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它不僅充當著所謂的“真理”“價值”的權威,而且還限製、束縛了自由遊戲創造的可能性。因此,必須予以徹底“顛覆”之。
德里達在《論文字學》中說:“傳統哲學的一個二元對立中,我們所見到的惟有一種鮮明的等級關係,絕無兩個對項的和平共處,其中一項在邏輯、價值等方面統治著另一項,高居發號施令的地位”。[3](P303)
譬如,傳統哲學中的真理/謬誤、理性/感性、靈魂/肉體、本質/現象、同一/差異、必然/偶然、意義/形式、理智/情感、肯定/否定、能指/所指、言語/文字、在場/缺席、中心/邊緣等“二元對立”,都是前一項統治著後一項。
前一項是高級的,是人們應該努力追求的。後一項是墮落的,是人們應該盡量予以修正、避免或超越的。在德里達看來這一切都是傳統形而上學臆造的白色神話。(韓廣信,2004,論德里達的詩性哲學與哲性詩學)
[1] 王.二十世紀西方哲性詩學[I].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3] 朱立元.當代西方文學理論[I].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
羅蒂:人性的歷史主義解釋
羅蒂放棄了形而上學和神學“共同人性”概念,接受了對於人性的歷史主義解釋。羅蒂區分了兩類歷史主義者,一類致力於“自我創造”( self creation)和“私人自律” ( private autonomy) ,比如海德格爾和福柯;一類致力於建設“公正自由的人類共同體” ( a more just and free human community) ,比如杜威和哈貝馬斯。(李曉林《論理查德·羅蒂“想象力”概念》,2018,文藝理論研究2018 年第5 期)
羅蒂·想象力與移情作用
羅蒂作為後現代哲學陣營中的一員,已經放棄了神學和傳統哲學的語匯,所以他將人類團結的基礎放到“想象力”。
羅蒂舉例說,富人對於窮人的幫助不是基於哲學或宗教信念,不僅是富人感到安全了,“也是因為他們的想象力,足以把握到窮人是什麼樣的”( 《實用主義哲學》323) 。
羅蒂的這個例子,對於富人幫助窮人的原因,並未提供“共同人性”之類依據,也並非對於“想象力”一詞的濫用,從杜威“移情投射”角度,可以說明富人能夠經由想象力達至對於窮人悲慘狀況的體察、情感的敏感度得以提升。(李曉林《論理查德·羅蒂“想象力”概念》,2018,文藝理論研究2018 年第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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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的外在制約
讓文學取代宗教、哲學主導地位
“想象力”概念的意義 / 時間病患 / 充分起作用的人
與時間和好的輕鬆關係
福柯·關懷自身
王曉華:身體詩學:一個基於身體概念的理論圖式(12)
棲居的詩學
令人瘋狂的海德格爾
海德格爾的詩學轉向與莊子哲學
別讓“互聯網+”遮蔽了“詩意”
海德格爾:詩人何為
德里達的“補充”與海德格爾的“在場”
我們如何得體地描述生活世界
福柯·生存藝術
福柯在《主體的詮釋學》中,特別贊賞斯多葛學派的生存美學。福柯所經常引用的古代斯多葛學派思想家西塞羅就指出:做人本身,就其本質而言,本來就是一種人生藝術創造和審美生存的實踐過程;非要經歷長期曲折的磨煉和陶冶,在快樂和苦難的雙重考驗中,才能真正地體會和掌握到人生的審美藝術(Foucault, 2001)。
福柯把古代這一整套實踐方式,稱為‘生存藝術’(les arts de l ’existence)。
他說:“所謂生存的藝術,就是一整套反身的和自願的實踐方式 (des pratiques réfléchies et volontaires);人們不僅由此確定一定的行為規則,而且還設法改變他們自身,形塑他們自身的獨特生存方式,並使他們的生活,改變成為具有特定美學價值、又符合特定風格標準的藝術作品”(une oeuvre d’art)”(Foucault, 1994 : IV, 544-545)。
因此,福柯後來集中探討生存美學,不論從福柯思想的變化過程,還是就其個人生活觀而言,都不是偶然的。正因為這樣,福柯贊同他在法蘭西學院的同事、古希臘研究專家哈多(Pierre Hadot)的基本觀點,強調哲學的任務,不應該是進行抽象的意義探討,也不是為了建構系統的理論體系,而純粹是探索和總結生活的藝術,尋求生存美學的各種實踐技藝(Hadot, 2001)。
人是一種永遠不甘寂寞、時刻試圖逾越現實而尋求更刺激的審美愉悅感的特殊生命體;真正懂得生存審美意義的人,總是要通過無止盡的審美超越活動,盡可能地使自身的整個生活過程,譜寫成一首富有魅力的詩性生存的贊歌。(高宣揚:福柯的生存美學,2005)
柏格森:運動概念
與“運動”關係密切的,還有“彼此分開”、“互相滲透”等概念。在柏格森看來, 自我意識的運動處於一種不可分的互相滲透狀態。認知活動需要將意識到的物體狀態加以辨別並賦以數量的形式,因此他指出:
“運動有兩個因素:
(1) 運動物體所經過的空間, 這是純一的並可分的;
(2) 經過空間的動作, 這是不可分的, 並且只對於意識才存在。”(柏格森,2002 :74)
柏格森將運動描述為一種心理的綜合, 需依靠直覺完成。也就是說, 物體從一個點向另一個點的移動, 是在綿延之中進行的, 語言無法表達清楚, 只能靠直覺去感悟。(見(胡學星,2005,柏格森與曼德爾施塔姆詩學,《山東外語教學》,2005 年第3 期,總第106期)
柏格森:綿延地思、根據綿延思、在綿延中思,每一個存在都是發光的。
康德與柏格森在時間觀上的差異,從根本上體現了康德主義與柏格森主義哲學之間的區別。康德的哲學繼承了自柏拉圖以來的理智哲學傳統,這種哲學像崇尚光明一樣去推崇理性,認為確定的、不可懷疑的、真實的知識,必須依靠理性之光的照耀。
依據這種哲學,世界依照理性的秩序來確立,它一以貫之地遵從因果必然律的規定,自由的王國被嚴格劃定在邏各斯的秩序之外。然而,柏格森借由真正的綿延(時間)所引入的是流變的世界,它是一種區別於理智哲學體系的柏格森主義,它剝奪了只有太陽才能發光的特權; 理性能力的擁有者,在這個世界中不再具有立法者的地位。每一個存在都是發光的,因而世界上的一切都能夠自己照亮自己。
在這種新的哲學中,近代以來笛卡爾—康德式的沈思已經失效,它需要的是新的沈思方式,即綿延地思、根據綿延思、在綿延中思。(劉松青摘 / 原題《邏各斯的退隱——柏格森對康德時間觀的批判》/ 作者單位:中國華中科技大學哲學系 / 《哲學文摘》2014 年 02 期 / 原發期刊:《哲學分析》2013 年第 4 期 第 50-61 頁)
( Trick Photography)
杜維明·福柯晚年的修身哲學
福柯晚年的時候常講 care of the itself,用儒家的話講就是修身哲學,所以福柯最欣賞、最敬重的哲學家之一,就是剛剛提到的哈道特。哈道特的一本書叫 Philosophy as a Way of Life:Spiritual Exercises from Socrates to Foucault,就是“作為生命的哲學:從蘇格拉底到福柯的精神磨練”。它裏面提到,現代人,比如福柯已經不能真正知道古希臘的精神磨練為何物了。現代人對古代斯多亞學派的精神磨練方式很難理解,更不要說儒家的精神磨練方式了,但這類問題是大家所向往的哲學課題。(杜維明,2010,儒家心性之學的當代意義,本文是 2010 年 12 月 18 日所作的慶祝中山大學哲學系復辦 50 周年主題學術演講的內容。)
福柯·‘自身的技術’重建的前夜
關於我們自身的歷史存在論,環繞‘關懷自身’的主題,包含兩大方面:一方面是從知識考古學及權力和道德系譜學的批判角度,探索‘我們自身’為何以及如何成為現代知識、權力運作和道德倫理的‘主體~客體’ (sujet/objet)。
接著,還要根據典型的強制性論述實踐(精神病治療學、監獄及性的方面的規訓、宰制和懲治)的實際運作程序,揭露來自‘我們自身’以外的各種因素和力量,究竟以什麽策略,以‘真理’、‘善’、‘美’、‘正義’及其他各種號稱‘正當’的名義,將原本屬於‘我們自身’的生存命運,當作一種賭注的籌碼而受到了嚴密的控制,使我們完全喪失了自身的生命自律性。
另一方面,通過對古希臘羅馬時代具有生存美學意義的‘自身的技術’的重建,通過對基督教之後的‘自身的技術’的批判,建構和實施由我們自身依據審美愉悅的需要而創造出來的生存美學。(高宣揚:福柯的生存美學,2005)
(Source:CA Wedding Photographer)
福柯·生存美學
可以毫不誇大地說,生存美學,是福柯整個思想的精華;不理解生存美學,就無法真正把握福柯的整個理論。
迄今為止,學術界關於福柯思想的研究,絕大多數都集中在他的權力(le pouvoir ; the Power)和性(la sexualité)的論述上。但是,福柯本人生前就指出:他的研究的主要目標,既不是權力,也不是‘性’。
他在1982年明確地說:“我首先要說一說我最近二十多年來的工作目標。它既不是分析權力現象,也不是為此分析提供基礎”(Foucault, 1994 : IV, 223)。
接著,1983年,福柯又說:“我應該承認,同‘性’等問題相比,我是更多地對‘自身的技術’(techniques de soi) 以及與此相關的問題感興趣;‘性’,是令人厭煩的” (Foucault, 1994: IV, 383) 。
這就是說,權力和性的問題,盡管福柯在其著作中反復地論述,但在他的思路中,畢竟還是次要因素;它們是從屬於他所探索的‘自身的技術’和生存美學的戰略目標;必須把權力及性的問題,放置在‘自身的技術’及與之相關的生存美學的廣闊視野中加以觀察。(高宣揚:福柯的生存美學,2005)
(Minimal Aesthe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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