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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墾APP]「道為上，器為下」——論「歆體現」的切身性(上)

「道為上，器為下」一語出自《史記·儒林列傳》¹，其原文曰：「儒以道自任，故曰道為上，器為下。」此處「道」與「器」之分野，實為中國古代思想傳統中一項根本的價值架構。

「道」象徵著宇宙本原、倫理規範與內在德性，是抽象而精神性的；「器」則代表具體之物、實用之技、可操作的外在事物，是依附於「道」而存在的。這種價值排序強調，真正值得追求的乃是心靈之修養與本體之理解，外在的技藝與事物雖有用，但終非終極之歸依。

當我們將這種思想框架套用於身體與身體彩繪之議題，便自然生出一個問題：身體究竟屬於「道」還是「器」？若身體為「器」，那麼一切以身體為媒介的裝飾、技藝、藝術也理當歸屬於「器」之範疇；若身體可以視為「道」，則身體本身即具終極價值，其上所為的彩繪也將承載精神性內涵。這一探問，不僅涉及身體觀，也觸及中國思想中「身—心」「形—神」「內—外」的深層辯證。

一、身體作為「器」之思想根源

在先秦諸子之中，「形」與「神」、「體」與「道」之區分極為常見，這種區分正是「道為上，器為下」的思想基礎之一。儒家與道家雖立場不同，但都普遍將身體視作「形器」，是承載精神或德性的載體。

《孝經·開宗明義章》有言：「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² 此語固然強調孝道倫理，但同時也反映出儒家視身體為可以「毀傷」之「物」，其價值來自於「出於父母」而非其自身神聖性。身體之珍貴，乃因其是倫理秩序的承載體，而非本身即為「道」。

《莊子·齊物論》則明言：「形體者，器也。」³ 莊子視萬物皆為「道」之化生，形體不過是暫時的載具，精神之逍遙才是本質。這裡，「器」的涵義正是短暫、有限、可棄之物，與「道」的無限、恆常、不可見形成對照。《列子·天瑞》亦說：「形者，神之器也。」⁴ 清楚地將「神」（精神）與「形」（身體）區分，身體是精神的「器」，而非精神本身。

即使到了漢代，《淮南子·原道訓》仍說：「形者，道之舍也。」⁵ 意即身體是「道」暫時棲身之所，猶如居所與居者的關係。這種觀點將身體明確歸入「器」的範疇：它是必要

的、重要的，但非本質，價值依附於精神。

由此觀之，在傳統思想脈絡中，身體被普遍視為「器」，即「形體之器」，是承載「道」的工具而非「道」本身。

參考註腳/Footnotes

1. 《史記·儒林列傳》：「儒以道自任，故曰道為上，器為下。」 ↩

2. 《孝經·開宗明義章》：「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 ↩

3. 《莊子·齊物論》：「形體者，器也。」 ↩

4. 《列子·天瑞》：「形者，神之器也。」 ↩

5. 《淮南子·原道訓》：「形者，道之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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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墾APP]「道為上，器為下」——論「歆體現」的切身性（下）

二、身體彩繪作為「器」之技藝

身體彩繪（body painting）是一種將色彩、圖案施於人體肌膚之上的藝術行為，無論出於審美、娛樂、宗教儀式或社會身份的目的，它的根本特性是以身體作為畫布，以彩繪技藝作為表現方式。從「道／器」二分的角度來看，身體彩繪屬於「器」的範疇，理由至少有三：

其一，身體彩繪是外在可見之物，屬於物質與技藝層面。與雕刻、繪畫、刺繡等工藝相似，它重在手藝的巧妙與視覺的美感，是可感可觸、可操作的。這與「道」的無形無跡、不可視聽，性質截然不同。

其二，身體彩繪依賴於身體的存在，而身體本身如前所述，在傳統中屬於「器」。一切建立於「器」之上的裝飾，自然難以被視為「道」，正如繪畫之於畫布、雕刻之於石材，皆為技藝之表現而非本體之呈現。

其三，身體彩繪的意義多半因其社會文化脈絡而生，缺乏獨立的內在道德價值。它可以象徵身份、階級、族群、儀式等，但這些意義皆需賴文化賦予，並非自具超越性的精神本質。因此，它的價值仍屬「用」的範疇，而非「體」的層面。

總之，身體彩繪作為技藝，從性質上屬於「器」，非「道」。然而，這並不意味它毫無精神性，因為它可以成為表達「道」的媒介。

三、當「器」承載「道」：身體彩繪的精神性可能

「道為上，器為下」雖然強調道德精神的重要性，但並非貶抑「器」的價值，而是將之置於輔助的位置。器雖為下，但可以載道。正如《中庸》所說：「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⁶ 這裡強調的是透過人之行為實踐（多半具體而「器」的）來體現「道」的秩序。

身體彩繪亦然。歷史上許多文化中的身體彩繪，其真正目的並非審美，而是宗教與精神性的。例如非洲、南太平洋、南美洲原住民部落的祭儀彩繪，常被視為召喚祖靈、連結神靈的儀式行為；古代中國亦有兵士在戰前塗抹顏色以示決心之例⁷。這些彩繪雖屬技藝，但其意義指向超越性的「道」，成為通往神聖的符號。這種情況下，彩繪雖為「器」，卻能「寓道於器」，呈現精神意涵。

同理，當代的身體彩繪若帶有對生命、身體、性別、族群等議題的哲學反思，也可能超越純粹技藝層面，轉化為一種文化論述。此時，身體彩繪雖仍是「器」，但其所承載的思想與精神層面可歸於「道」。正因如此，我們可以說：「器非道，然器可載道。」

四、文化視野下「身體即器」的再思考

當代文化中常出現「身體自主」「身體即我」等強調身體主體性的論述，似乎與傳統「身體為器」的觀點相左。然而，這並不必然衝突。傳統視身體為「器」，是為了凸顯精神之優先性，而非貶低身體的價值；現代重視身體主體性，則是對個體權利與經驗的肯認。兩者其實可以互補：身體可以既是「我」的組成部分，又是「我」實踐精神價值的工具。

從「道為上，器為下」的觀點看，身體的價值在於它能成為追求「道」的基礎與途徑。沒有身體，精神難以存續與實踐；然而若只重身體之美與技藝，而忘卻精神之涵養，便是「反本逐末」。這也可以作為對當代身體文化（如過度崇尚外貌、將身體視為炫耀資本）的提醒：身體雖可裝飾，但終非目的，仍應服務於更高的精神價值。

五、結語：身體是「器」，而非「道」

綜上所述，從《史記·儒林列傳》「道為上，器為下」的思想脈絡出發，結合先秦以降的諸子觀點，我們可以明確指出：身體屬於「器」的範疇，而非「道」。它是「道」在現實世界中的載體，是精神修養的基礎與工具。身體彩繪作為技藝表現，同樣屬於「器」，但可作為表達「道」的媒介。當人們在身體之上進行彩繪時，若僅止於外在之美，便仍屬「器」的層次；唯有當彩繪承載了倫理、信念、理念，才可能觸及「道」的境界。

「道為上，器為下」的思想提醒我們：人不應為身體所役，而應使身體為道所用。身體可以被尊重、被珍視、被藝術化，但最終仍應被理解為承載精神的器物。唯有如此，我們才能在身體之器與心靈之道之間取得平衡，既不忽視外在的形體之美，也不遺忘內在的德性之光。這種平衡，正是古人「重道而不廢器」的智慧所在。

• 《中庸》第1章：「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

• 參見陳夢家，《殷虛卜辭綜述》，北京：中華書局，1956，頁125（論及戰前士兵塗彩作戰的記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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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墾APP:當消費成為全面動員的對象～～本文根據恩斯特·榮格（Ernst Jünger）的「戰時動力學」與「全面動員」理論，並結合海德格的「座架」（Gestell 或 Enframing）思想，論述在現代社交媒體技術環境下，人的消費行為如何被全面動員。

社媒技術中的全面動員：從戰爭動力到消費動力的轉化

恩斯特·榮格在其「全面動員」（Totale Mobilmachung）的理論中揭示，現代技術社會不僅在戰爭時期動員資源與人力，更在和平時期將整個社會納入一種常態化的動員結構。這種動員的本質是「能量的總體配置」：人類的行為、時間、情感與注意力都被整合進技術體系的能量流中。若榮格的戰場是鋼鐵與火藥的世界，那麼當代的戰場便是資料與注意力的網絡空間。社交媒體正是這種「全面動員」在數位時代的延伸體現。

一、從戰爭動力學到注意力動力學

榮格所說的「戰時動力學」強調技術如何將人轉化為能量機制的一部分。士兵不再是個體英雄，而是戰爭機器中的功能單位。這種「技術化的能量邏輯」在社交媒體中被重新部署：用戶的行為、點擊、停留時間都被轉化為可量化的能量——即「注意力數據」。平台透過演算法精準分配資訊，使每一次觀看都成為資本運作的微觀動力。於是，戰爭中對物質與勞動的全面動員，轉化為對人類注意力與慾望的全面動員。

在這種情況下，人不再是自主的消費者，而是「被動員的資料勞動者」。他們的行為被收集、預測、優化，構成一個持續運轉的消費動力學系統。換言之，社媒的消費行為已不是自由選擇，而是一種被編排的技術節奏。

二、座架（Gestell）與動員的形而上學

若從海德格的「座架」（Gestell）概念觀之，社交媒體代表著技術存在的極端形態。海德格指出，Gestell 是技術時代的「存有方式」，即一種將世界與人一併框定為「可被動員、可被調度的資源」（Bestand）的存在結構。

這與榮格的「全面動員」相呼應：兩者皆揭示技術如何將人類轉化為體系內的資源，而非獨立的主體。

在社媒環境中，人的情感、時間、社交關係皆被「框架化」為可運算的資料。平台不再僅提供工具，而成為一種「座架性存在」：它設定了人與世界互動的方式，使人以演算法可見的形式存在。這正是榮格意義上的「動員」：人被技術召喚為能量與資料的供應者。

三、消費作為戰爭：被動員的慾望體系

榮格認為，戰爭揭示了現代社會的「動力原理」——不斷的加速、集中與轉化。社交媒體的消費邏輯延續了這一原理。平台透過無限滑動（infinite scroll）、即時反饋（likes, views）與演算法推送，使消費成為一種永續運轉的動態過程。用戶被置於「持續動員」的狀態——他們的慾望被喚醒、引導、再生產，構成資本體系的動力來源。

這種消費不再是需求導向的，而是被動員的。「想要」的情感由技術節奏生成，用戶的主體性被解構為「反應的節點」。在榮格的語言中，這正是「工人」的境遇在後工業時代的轉型：現代人不再操作機械，而是被資訊機械操作。社媒平台以演算法之名，將人類的消費慾望轉化為一種可持續動員的能量場。

四、全面動員的隱性統治與反思可能

在這樣的技術座架下，全面動員的統治形式變得無聲而全面。它不再透過命令或暴力，而是透過「便利」、「娛樂」與「個性化」的形式實現。人以為自己在自由地選擇、表達與消費，實際上卻被卷入一個自動動員的體制。這種體制不僅動員勞動力，更動員情感與慾望本身，使消費成為一種永續戰爭的延伸。

然而，榮格與海德格皆提示我們，技術的危險與拯救並存。當人意識到自身被動員的處境時，仍可能開啟「反思性的自由」——重新思考何謂行動、何謂存在、何謂不被動員的生活。真正的抵抗，或許不在於退出社媒，而在於在座架之中「重新設定存在的節奏」。

結論

榮格的「全面動員」揭示了現代技術社會的結構性命運，而海德格的「座架」則補充了其形而上學基礎。在社交媒體的時代，戰爭的動力學轉化為消費的動力學，人被全面動員為注意力與資料的供應者。技術以其隱形的節奏召喚人類，使消費行為成為現代性的終極戰場——在這裡，慾望本身被動員，生命被整合為能量的流通形式。而真正的自由，唯有在理解這種動員邏輯之後，方能重新尋得可能的出路。

評註：[情志三興][歆湧三羣]文創人的自由感情與歆羣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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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爾的Ereignis（appropriation）

一、詞源與基本意義

德文 Ereignis 一詞來自動詞 ereignen，原意是「發生」、「出現」。但海德格在重新詮釋這個詞時，玩了一個詞源的哲學遊戲——他將 Ereignis 與 eignen（使之成為自己的）聯繫起來。因此，對海德格而言，Ereignis 同時意味著「發生」與「歸屬於（appropriation）」。

換句話說：Ereignis 是「存在（Sein）」與「人（Dasein）」彼此歸屬、彼此成為彼此所屬的事件。

二、從《存在與時間》到「Ereignis」

在《存在與時間》（1927）中，海德格關注的是「存在的意義」問題，並以人（此在 Dasein）為通道來追問「存在如何得以顯現」。但他後來覺得這樣的思考仍然太「主體中心」，仍然是以「人」為出發點去理解存在。

到了後期（大約從 1936 年開始，特別在《貢獻於哲學（關於事件）》中），他改變方向：他不再問「人如何理解存在」，而問「存在本身如何給予、如何顯現」。

在這個轉變中，「Ereignis」登場了。

三、「Ereignis」作為存在的自我顯現之事件

對海德格來說，「Ereignis」不是一個「事件」那樣的單一發生（例如某天發生了什麼），而是一個根本性的、形上學以前的發生——存在自身的「給予」或「顯現」。

「存在」（Sein）不是一個東西，而是一個使萬物得以存在、顯現的「開顯」過程。

「Ereignis」就是這個開顯本身——存在與人相互歸屬、相互適成的原始事件。

他用一句著名的話來表達：

「Ereignis ereignet」——「事件化的事件」，或譯作「Ereignis自身使一切得以適成」。

這個「事件」就是存在本身的運作，它讓人與存在「互相歸屬」（Zueignung），使人能「在存在之光中」理解事物。

四、「appropriation」這個英譯的意涵

英譯的 appropriation 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揭示了「Ereignis」的雙重性：

讓…歸屬於自己（to make one’s own） → 存在「召喚」人，使人歸屬於存在。

相互歸屬（mutual appropriation） → 人在回應這召喚時，也使存在得以展現。

因此，「Ereignis」不是「人創造存在」，也不是「存在支配人」，而是兩者在一種「相應的、共屬的事件」中彼此成就。

這就是海德格所說的「人被存在所屬，存在被人所顯」。

五、與「技術時代」的關係

在後期作品（如《論技術的問題》）中，海德格認為現代技術的本質（Gestell，架構或座架）遮蔽了存在的真相。

而「Ereignis」是對此的回應——它是那個能讓我們重新「居於存在之開顯」中的原初事件，使我們從「支配」世界的思維轉向「聆聽」存在的思維。

六、總結一句話

「Ereignis」是存在與人相互歸屬、共現於開顯之中的原初事件。它不是「某件事發生了」，而是「存在自身發生了——使存在者得以顯現、人得以居於其中」。

如果要用一句比喻性的話來幫助理解：

在《存在與時間》中，海德格研究「燈光照亮東西時，我如何看到東西」；在「Ereignis」思想中，他轉向研究「光本身是如何發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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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墾·歆湧三羣]AI是否使科幻作家職位消失？劉慈欣：AI取代人類不是悲劇～～

近日，第十六屆華語科幻星雲獎在成都盛大啟幕。現場，主持人吳岩指出，人工智能正在迅猛發展，並向嘉賓提出「AI是否正在使科幻作家這一職業消失」的尖銳問題。對此，劉慈欣回應稱，自己是以一種「科幻的思維方式」看待這一問題。 

劉慈欣談到，從技術角度看，AI的創作基於海量數據與概率算法，而人類作家同樣依賴記憶與經驗構成的「內在數據庫」。

一個缺乏記憶與經驗的人，無法完成文學創作，正如缺乏訓練數據的AI無法生成有深度的文本。因此，人類與AI在思維機制上的差異，或許並沒有我們想像中那麼大。 

劉慈欣進一步表示，目前盡管人類在文學創作領域仍顯著領先，若以當前技術迭代速度推演，十年後、二十年後人類在文學領域的優勢可能蕩然無存。他認為是否還能找到AI無法替代的領域?他坦言並不確定。如果人類僅靠自身內在發展，文明很可能將觸達天花板，而AI或許正是幫助我們突破這一局限的關鍵。 

當被問及「人類被AI取代是否為悲劇」時，他認為我們應以坦然甚至自豪的心態面對這樣的未來。他認為，AI若能繼承並拓展人類文明，值得人類欣慰與擁抱。在他看來，AI取代人類不是悲劇，而更像是「孩子超越了父母」，是人類文明另一種形式的延續與升華。「就像蒸汽機沒有消滅人類，反而將我們送入太空，AI可能帶領文明走向更廣闊的宇宙。」 

人工智能行業作為當今科技領域的前沿陣地，正以迅猛的勢頭重塑著世界的方方面面。從智能語音助手的便捷交互，到自動駕駛技術的逐步落地，再到醫療影像診斷的精准輔助，人工智能的應用場景不斷拓展，深刻影響著人們的生活與工作。它融合了計算機科學、數學、神經科學等多學科知識，通過模擬人類智能，賦予機器學習、推理、感知和決策的能力。隨著大數據的積累、算法的創新以及計算能力的飛躍，人工智能正從實驗室走向商業化，催生出無數新的商業模式和產業生態。（2025-09-23；來源：中國前瞻網）

Comment by Virunga on October 30, 2025 at 10:21pm

愛墾評註：風格来自缘素的羣合

「方以類聚，物以群分」這句話出自《周易》，意思是同類的事物會聚集在一起，性情和志向相同的人也會自然地結成群體。這句話也比喻事物和人群會按其性質進行分類聚集。

「方」： 指方術、治道的方法，引申為人的各種行為或事物。
「類」： 指同類的事物。
「聚」： 指聚集在一起。
「物」： 指各種事物。
「群」： 指人或事物的群體。
「分」： 指區分開來。
出處： 《周易·繫辭上》。

現代應用： 這句話常被用來形容人們根據興趣、志向或價值觀而聚集在一起，也可能被用來指代同流合污的現象。考量「論語」語境中的「群」。

李欣頻：廣告字戀後副作用

(日本時裝設計師)山本耀司很篤定的說，他不怕自己被抄襲，就像（日本另一位時裝設計師）三宅一生，或許有人偷得了他的觀念，卻沒有三宅那樣精確的技術，得以完美地呈現三宅的風格，達到他的境界。

就像文案，即使復制得了思維，用了相同的詞匯，可是卻無法有相同的敘事方法、相同的腦中影像與陳述邏輯，如同聲音是可以被模仿的，但唇形不行。

為何自己變得如此戒慎恐懼當時決定出版自己的廣告文案作品，不就是想借著發表，讓更多人能靜下心來看這些苦思良久，卻稍縱即逝的廣告文案我需要的是更專心的讀者，而不是心不在焉的消費者，出版不就是為了讓文案存活的時間得以不受廣告昂貴檔期的影響而恆久不滅如果沒有市場，就連書也不能存活，需要更多讀者這件事情，變成廣告字戀後的副作用，是當初始料未及的。

文案與文學，自出書以來爭論已久。我的廣告文案書，是我不想弄清楚的文案與文學新中間路線，其實沒什麼好去急著定義的。有著廣告血統的彼得梅爾，他的焦躁找到了文學的出路，我也不過是一個在廣告與文學的夾縫中求生存的文字書寫者：在文案中逐一建立自己的敘事觀點，廣告創作之餘，在紙的背面同步書寫另一種文類，比較黑色悲觀、比較批判反省的那種，我沒有向誰靠攏的意圖。

關於以上的矛盾、不安與失眠失序，或許可以像電影導演安哲羅普洛斯《永遠的一天》那樣，一個詩人向路人、窮人、孩子買詞匯。與其坐困在複製、失格及自我迷失之中，不如去旅行用旅費收買別人的生活語匯。新的字、新的收集形式，有可能新生新的語文系統，我建議文字創作者的精神療養院應設在市場、漁港、工廠或機場旁邊，面對源源不絕的俚語、粗話及直言不諱的生動，這些情緒性的字眼只需精確而完美地場面調度，原創已足。這是一種退化抑或是進化的唯一方式呢。(台灣文案創作人李欣頻：廣告字戀後副作用)

Comment by Virunga on October 29, 2025 at 12:43pm

[緒論]陳楨：文創需要怎樣的文化哲學？詹姆遜如是建議～～

在弗雷德里克·詹姆遜（Fredric Jameson）的文化理論中，後現代主義不僅是一種藝術風格或美學趣味的轉變，更是一種與晚期資本主義緊密纏繞的歷史條件。

他指出，後現代主義是「一個將新的文化特性與新的社會生活和經濟秩序聯繫起來的周期性概念」——這意味著文化不再是相對自主的領域，而是被納入全球化、資訊化的經濟體系之中。文化的變化不再源自內在的創造衝動，而是反映生產方式、傳播機制與消費結構的變化。[德勒兹：虚擬][鲍德里亞：擬像物]

在詹姆遜的觀察中，1980年代的文化出現了一種明顯的轉向：創新不再被視為核心價值，取而代之的是對既有文化符號的再利用與再組合。流行音樂採樣、電影的懷舊風潮、時尚的復古設計、藝術的拼貼與再挪用，都成為後現代文化的顯著特徵。這種文化形態不再追求突破性的「新」，而是以對「舊」的戲仿（pastiche）和再包裝為策略。它的創造性，存在於如何重新編碼與混合已有的媒體內容之中。

詹姆遜將這一現象視為一種「全媒體社會」的產物。在此社會裡，文化符號與影像的流通速度超越了物質生產本身的節奏。媒體技術使得影像與文本得以無限複製、剪貼與拼合，形成一種表面上多樣卻本質上同質化的全球「國際風格」。

這種文化風格不再依附於地方性或歷史性，而以光滑、流動、可交換為特徵——如同建築師們在全球都市中重複使用的玻璃幕牆與鋼構結構，後現代文化的每一個創作都帶有可被全球傳播的中性符號語法。

更深層的問題在於，這樣的文化生產已不再直接面向「現實世界」。詹姆遜以柏拉圖的洞穴譬喻指出，後現代的創作者與受眾皆被困於由舊媒體構築的「影像之牆」之中——我們所理解的世界，已是媒介再現的世界。影像不再指向某種外部真實，而是彼此引用、彼此構成。文化成為一種自我迴圈的體系，在無限的再現與再利用中喪失了歷史感與批判性。

這種狀態在今日的數位時代尤為明顯。社交媒體的內容生產往往建立在對舊素材的「再創造」上——迷因（meme）文化、重製影片、懷舊復刻的影像風格，都體現了詹姆遜所描述的後現代邏輯。創作不再是「創造新意」，而是如何在既有符號庫中「玩」出新意。創作者不再面對世界，而是在無窮的影像鏈條中不斷回收、轉貼與拼貼。這是一種文化上的「內向折疊」：世界的經驗被轉化為媒介經驗，現實被轉化為影像的回聲。

然而，這樣的批評並不意味著我們應該全盤否定後現代文化。詹姆遜的理論提醒我們，這是一個歷史必然的階段，是資本主義邏輯滲透至文化深處的結果。它揭示出創作自由與媒體技術之間的張力，也提示了文化工業在全球化語境下的矛盾：我們在享受資訊流動與創意拼貼的快感時，同時也失去了歷史的縱深與現實的重量。

Comment by Virunga on October 29, 2025 at 12:31pm

因此，理解後現代文化的關鍵，不在於懷舊地尋回「真實」的藝術，而在於反思影像牆背後的結構：誰在生產這些影像、誰在控制它們的流通、以及我們如何在重複與再現之中尋找新的批判位置。這或許正是詹姆遜理論在當下依然具有穿透力的原因——它讓我們意識到，後現代的「無新之新」，其實正是我們身處的媒介世界的真實寫照。

参考文獻

一、Jameson, Fredric. 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1.

（《後現代主義，或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陳永國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2。）

英文引文：

“Postmodernism is what you have when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 is complete and nature is gone for good. It is a purely cultural production, the world transformed into its own images.”— Postmodernism, p. ix

中文譯文（陳永國譯）

「當現代化進程完全結束、自然永遠消逝之後，後現代主義便出現了。它是一種純粹的文化生產，世界被轉化為自身的影像。」——《後現代主義：或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第ix頁

說明：
這段話直接對應上文「文化不再面向現實世界，而是追蹤其精神影像」的觀點，揭示了詹姆遜對後現代文化「影像化」與「自我再現化」的核心批判。

二、Jameson, Fredric. “Postmodernism and Consumer Society.” In The Anti-Aesthetic: Essays on Postmodern Culture, edited by Hal Foster. New York: New Press, 1983.

英文引文：

“The producers of culture have nowhere to turn but to the past: the imitation of dead styles, speech through all the masks and voices stored up in the imaginary museum of a now global culture.”— p. 114

中文譯文

（可參考李幼蒸譯本，《後現代文化理論讀本》，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年）

「文化生產者除了轉向過去之外，已無別的方向：他們模仿那些已死去的風格，透過一個如今成為全球性想像博物館的各種面具與聲音說話。」——《後現代文化理論讀本》，第114頁

說明：

這段話對應上文所引「文化不再試圖創新，而是再利用過去的媒體內容」之分析，詹姆遜以「模仿死去的風格」形容後現代創作的拼貼與懷舊邏輯，是其「戲仿（pastiche）」理論的關鍵文本。

三、Jameson, Fredric.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New Left Review, no. 146 (1984): 53–92.

（該文為1991年同名專書的前身。）

英文引文：

“The new spatial logic of the multinational network no longer allows us the distance from which the older subjects could map the totality; we are submerged in its hyperspace, without cognitive mapping.”— p. 83

中文譯文（引自陳永國譯本，南京：譯林出版社，2002年）

「跨國網絡的新空間邏輯使我們失去了保持距離的可能，昔日的主體還能繪製整體地圖，而我們則被淹沒在它的超空間之中，無法進行認知地圖化。」——《後現代主義：或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第83頁

說明：

這段文字可用來支持「全媒體社會」「影像之牆」的論述。詹姆遜認為後現代社會的主體被淹沒在全球媒介與符號網絡中，失去了對整體現實的把握能力，形成一種「感知與歷史的斷裂」。

Jameson, F. (1991). 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Jameson, F. (1983). Postmodernism and Consumer Society. In H. Foster (Ed.), The Anti-Aesthetic: Essays on Postmodern Culture (pp. 111–125). New York: New Press.

Jameson, F. (1984).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New Left Review, 146, 53–92.

Comment by Virunga on October 28, 2025 at 3:24pm

未来詩學目錄

情動角度分析顧彬的“新離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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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子選的詩·偶爾 戈麥的詩：陌生的主

文明逃亡者 斗室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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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生今世·到處都是海 戲謔·再一次戲謔

想不撒謊真難 回憶使一麻袋土豆變成了星星

Comment by Virunga on October 19, 2025 at 3:58pm

陳明發原創《文創哲學》
興觀羣怨變身撞擊器
人工智慧育成新文創

情：情志三興
艾略特 文化生產 班雅明靈光 崇高Sublime 三生有幸 文創發生論三生有幸 三生有幸 三生有幸 三生有幸


藝：藝術三觀
丹納藝術哲學 對抗實體論 總動員陷阱 情感結構 三生有幸


歆：歆湧三羣
物以群分 GAN 康吉勒姆 三 三 馬諾維奇 行星化
三生有幸 三生有幸 三生有幸 三生有幸 三生有幸 三生有幸 三生有幸 三生有幸 

喚：互唤三缘
三生有幸 後現代結構 文化認可 漢字秘碼 MONDIACULT 2025 三生有幸 三生有幸 三生有幸 三生有幸 三生有幸 三生有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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