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首先必須被當作嚴格的藝術來追求……——諾瓦利斯

僅僅只有個人的激情和經驗的流露，還不能算是詩，只有當它們贏得普遍的同情時， 才能真正稱得上是藝術， 這正是根據其美學的特定含義來講的。——阿多諾

一切都變成屏幕，在這樣的一個技術-邏各斯的情境中……——斯蒂格勒

一

我將試圖談論四個問題：技術、書寫、真理與歷史。這是自從新詩開端以來就存在，卻並未獲得廣泛理解的問題。四個問題的核心指向了老生常談的新詩現代性問題，這大概是新詩史上被認為研究的最為全面廣泛，實際上卻是充滿誤解與盲目的問題，從當代詩的角度看，對此一問題的重新反思與探究，意味著開啟一種未來詩歌的可能。

關於技術問題，詩人張棗的博士論文《現代性的追尋：論1919年以來的中國新詩》、鄭毓瑜教授於2017年發表的《姿與言：詩國革命新論》這兩部著作，為我們提供了進入這一問題有效的歷史參照，在此基礎上重新去理解新詩的現代性及其現代主義邏輯；所謂的書寫問題，是對敬文東的長文《從唯一之詞到任意一詞：歐陽江河與新詩的詞語問題》，以及人工智能小冰的《陽光失去了玻璃窗》兩個文本的解讀，來完成新詩現代性問題另一個角度的闡發。

真理問題，顯示出詩與時代最為緊要的關係，整個新詩史上，海子對此有著最為重要的表述： 「我的詩歌理想是在中國成就一種偉大的集體的詩。我不想成為一個抒情詩人，或一位戲劇詩人，甚至不想成為一名史詩詩人，我只想融合中國的行動成就一種民族和人類的結合，詩和真理合一的大詩。」①

他的《詩學：一份提綱》是對這一表述的全面展開。在這部分我通過處理海子與但丁的關係進入這一問題，我認為這種關係只有在19世紀以來的但丁重構的努力之中，才能得到更為真實的理解，也就是小施萊格爾、謝林、雪萊以及艾略特、龐德、曼德爾施塔姆等人試圖重塑一個新但丁的歷史構想之中，以此實現歷史的超越；關於詩與歷史，或者說詩歌的「語言-歷史」機制與歷史想像力問題，魯迅的《摩羅詩力說》，與其對托洛茨基《文學與革命》的接受閱讀是討論的關鍵，長堀祐造的《魯迅與托洛茨基〈文學與革命〉在中國》則為理解這一問題給出了重要的啟發。

我將試圖以此為起點，去談論一種未來的詩學，也就是一種還未真正開始的寫、作。這是當代詩在今天的歷史情勢和歷史勢能中，被迫要開始的自我反思，這種被迫源於它自身具有的困境。我將這種困境描述為「現代主義的貧困」，與張棗等人將「現代性的追尋」視為是新詩目標的看法相反，我的理解是，新詩必將在某個時刻反對這種現代性的理想觀念，而試圖終結其現代主義的邏輯。所謂「現代主義的貧困」，也就是對「日日新」的迷戀、對語言本體論的執著，對絕對自我的追求，以及審美的新奇主義與歷史的虛無主義等等。困境的另一面則是在「當代性」名目之下得到初步的展示。詩歌何用？所要追問的正是詩與歷史的新關聯，也就是深陷於技術-邏各斯的情境中的21世紀歷史。

然而，當代詩必將要翻開新的一頁，因為它的現在幾乎無法提供未來的可能性，我們深陷於某種無能為力之中，但試圖完成這種轉化仍充滿著困難。詩歌批評與研究應當為此負有責任，兩個明顯的缺陷在維護現有詩歌體制的同時，也阻礙當代詩獲得嚴肅的自我意識，過去二十年的種種詩歌命名以及討論，很少有值得認真對待的命題，尤其是70後、80後、90後等命名，顯露出歷史意識的匱乏以及智識上的缺陷。

參照德勒茲的說法，這兩個問題或者缺陷究其根源可以被描述為： 「其一，人們只是在極其局部的、界限分明的小系列內部構想嚴肅的研究。其二，更為糟糕的是，更廣泛的研究被交付給了不事研究的想入非非者，他們每個人都可以隨心所欲地信口開河。」②

學科內部的、局部的、小範圍的研究，再加上對歷史的實證化推導，即從所謂歷史事實的邏輯推理，無法拓展對歷史的認知，反而加固我們對以往歷史的成見。新詩的歷史應當在一種更為寬廣的歷史意識中被重新書寫，首先必須要直面這種歷史分裂症。另外一種想入非非的研究，乃是脫離歷史的無思無慮，但有著諸多其無法消化的對立面和反對者。（本文作者：張偉棟；原題：朝向一種未來的詩學——基於當代詩歷史問題的準備性討論；原載：《詩刊》2022年3月上半月刊）

注釋：

①《海子簡歷》，見《海子詩全編》，西川編，上海三聯書店，1997。

②吉爾·德勒茲《在哲學與藝術之間》，劉漢全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第4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