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封面設計師黃暐鵬說:“設計常常會遇到不順遂、沒靈感的時候,只能堅持下去,保持平常心,在得失之間盡力保持平衡就好。” (Do you want...#3 by Dongyup Sh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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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 by arcasamani人才系 2 hours ago

Moneycontrol 的評論寫道:“It starts off like a tense hijacking story but slowly turns into something much deeper… the film looks at how governments, media, and ordinary people handle chaos, and how truth often gets twisted in the process.”「它起初像是一場緊張的劫機戲,卻逐漸轉變為更深層的探問——電影審視政府、媒體與平民如何面對混亂,以及真相在過程中如何被扭曲。」

在卞導筆下,「真相」與「謊言」並非對立,而是互相依附的雙生體。正如片中角色「某人甲」(無名氏 Mr. Nobody)說的那句名台詞:
“Even the truth lies. And lies also tell the truth.”「真相也會說謊,而謊言也能說出真相。」

這已經不只是電影裡的對白,更像是整個當代政治與媒體環境的寓言。

表演與角色:人性在荒謬中的微光

許多評論指出,《好消息》的另一大亮點在於演員群的表現。Moneycontrol 評道:
“Sul Kyung-gu plays Nobody with quiet power… Hong Kyung brings energy and innocence.”「薛景求以靜默的力量演繹出『無名氏』的神秘,洪暻則為角色注入了能量與純真。」

兩人的對手戲構成電影的情感軸心——前者象徵被權力體系吞噬的理性修補者,後者則代表仍相信理想與榮譽的青年。當無名氏最後以高明之名重新命名自己時,這不僅是對勇氣的致敬,更是對「匿名」政治世界的一種反諷。


Asian Movie Pulse 形容這種角色對比為:「a duet between cynicism and conscience」(「犬儒與良知之間的二重奏」)。的確,《好消息》的力量不在於事件的真相,而在於那份仍想追尋真相的「執念」。

節奏與結構:當諷刺過載

然而,《好消息》並非完美無瑕。多數評論指出,影片中段節奏出現鬆散。


But Why Tho? A Geek Community 的影評指出:
“…the pacing wobbles about halfway through… joke sequences running too long.”「電影進行到中段時節奏開始搖晃,某些笑點橋段拖得太長。」

這種節奏問題也許是風格的代價:當電影企圖同時成為政治諷刺、歷史再現與人性劇時,它必須在嘲諷與真誠之間不斷轉換。這種張力在前半段是力量,在後半段則可能成為負擔。


Rotten Tomatoes 上有評論指出:
“…the characters are such exaggerated clichés that they can’t be taken seriously.”「角色被設計得過於類型化,以至於難以讓觀眾真正認真對待。」

卞導顯然有意為之——那些誇張的官僚、失靈的將軍、冷漠的政客,都像是現實的放大鏡。但對某些觀眾而言,這種「象徵性」或許削弱了情感的共鳴。

從荒謬回望真實

影片最後,某人甲對高明說道:
“Sometimes the truth lies on the far side of the moon. But that doesn’t mean what’s on the near side is fiction.”「有時真相藏在月亮的後面,但這不代表前面就是虛構。」

這段話不只是安慰,也是本片的核心哲學。《好消息》在結構上或許鬆散,在節奏上或許過長,但它所揭示的現實卻無比銳利:人類在歷史事件中最害怕的,不是謊言,而是真相太複雜。


如同 RogerEbert.com 這麽總結:
“The film keeps its energy and absurd humour alive for over two hours, proving that truth, no matter how buried, can still make us laugh in despair.”「這部電影能在兩個多小時裡保持能量與荒謬的幽默,證明了即使真相被掩埋,我們仍能在絕望中笑出聲。」

結語:黑色喜劇的現代寓言

《好消息》最終不是關於劫機的故事,而是關於如何面對權力、謊言與真相的故事。它用戲謔包裝悲劇,用荒謬揭露現實,用笑聲逼問我們:在這個資訊氾濫、政治滑稽的時代,我們究竟還相信什麼?

某人甲最後所說的:“It’s still the moon. It doesn’t need a name in order to exist.”「它依然是月亮——不需要名字,也能存在。」

或許,這正是卞成賢想告訴我們的「好消息」:即使世界愈發荒唐,誠實與勇氣仍有其存在的意義。

Comment by arcasamani人才系 on September 26, 2025 at 8:41pm

[郭翠瀟]尋找非遺「出圈」「出海」的內生動力

近期,中國青年報社的一項調查顯示,85.8%的受訪青年感覺近些年非遺更火、更「出圈」了,愛上非遺的年輕人越來越多。2024年,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陝北說書隨《黑神話:悟空》游戲火到海外;雲南楚雄彝繡服飾亮相2024巴黎時裝周,國家級非遺代表性項目彝族服飾融入了時尚設計,從傳統賽裝節的「鄉村T台秀」走上了國際舞台。當這些「出圈」「出海」的非遺項目再次呈現在共青團中央和中國社會科學院聯合舉辦的2024「青年文化跨年夜」主題傳播活動的舞台上時,毫不意外地牢牢鎖住了青年人的目光。

《彝繡·華服尚錦》節目中,表演嘉賓展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彝族服飾。主辦方供圖

就在不久前,另一個非遺「出圈」「出海」的重要事件受到了更廣泛人群的關注和熱議,那就是「春節——中國人慶祝傳統新年的社會實踐」成功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春節這個影響最為廣泛的中國傳統節日成為人類共享遺產。

我們看到越來越多的中國非遺「出圈」「出海」,也看到越來越多的年輕人積極發揮創造力讓非遺融入現代生活,不斷為其注入活力。這一「出」一「入」看似不太相關,其實是一體兩面,都基於共同的價值理念。

不論非遺「出海」還是非遺融入現代生活,目的都是為了提升非遺的可見度。非遺「出海」是在空間維度上提升非遺的可見度,讓創造傳承於中華大地上的非遺被更多國家的人們看見;非遺融入現代生活是在時間維度上提升非遺的可見度,讓世代相傳的非遺在現代日常生活中更多地被看見。而提升非遺的可見度則基於對非遺功能和價值的共識。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序言中有精當的闡釋:非物質文化遺產是文化多樣性的源泉,也是可持續發展的保證……非物質文化遺產是密切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以及他們之間進行交流和了解的要素,作用不可估量……必須提高人們,尤其是年輕一代對非遺及其保護的重要意義的認識。我們較為熟悉的《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框架中《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的設立,也正是為了提升非遺的可見度,提高對非遺重要性的認識和從尊重文化多樣性的角度促進對話。尊重文化多樣性、促進文化間對話,最終目的是維護人類的和平與發展。

因此,重視非遺「出海」,我們不應只重視其對中國非遺展示宣傳的「名片」作用,還要重視中國非遺對世界文化多樣性的貢獻,對國際層面非遺保護的貢獻,對深化文明交流互鑑的貢獻。同樣地,當我們倡導讓非遺融入現代生活,在設計、制作、銷售或享用非遺文創商品的時候,也更應關注這些非遺的創造傳承社區和傳承人能否從中受益。

當我們看到閃耀巴黎時裝周的楚雄彝繡服飾綻放在2024「青年文化跨年夜」主題傳播活動舞台之時,不應忘記這些華美刺繡的繡工可能是一位殘障人士,可能是一位帶著年幼孩子的母親。非遺與創意產業的結合,不但整體上提升了非遺的可見度,促進了非遺的生產性保護,也為弱勢群體提供了就業機會,讓更多不便外出務工的人群實現在家門口就業。促進可持續發展,建設人類持久和平,是激勵非遺「出海」、非遺融入現代生活的內生動力,也是非遺保護的內生動力。

(作者郭翠瀟, 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文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本文原見中國民俗學網, 2025-01-03)

Comment by arcasamani人才系 on August 28, 2025 at 4:26pm

愛墾學術:德勒茲的擬像概念

德勒茲的擬像概念既抗拒那種想要回到一個生命「更為真實的」時代的懷舊,也拒斥那種認為我們現在生活在一個無真實緣由的後現代影像世界的想法。對德勒茲來說,擬像或影像是真實的,而生命是而且總是仿真——一種生產、創造生成和差異的權力。

那種認為我們所擁有的只是對世界的再現或建構的想法,看上去是預設某種業已喪失或不再可及的真實的世界。無論我們是嘆息還是慶賀後現代對真實的喪失,這兩種態度都假設擬像不是真實的。

我們的結論,来自對德勒茲有關「擬像」(simulacrum),以及他與後現代論述關鍵分歧的積極解讀。如果是德勒茲理論的學者來接續上述話語,他們會進一步闡明:擬像本身不僅不從屬於真實的「原型」,反而是差異的生成機制本身,是現實性的積極構成力量。這種觀點在德勒茲早期的《柏拉圖的反對者》La méthode de dramatisation, 收於 Logique du sensDifférence et répétition中就已經展開,並貫穿他對柏拉圖、尼采、與貝爾格森的重讀。

讓我們先接續你的段落,把語意延伸下去,同時引入德勒茲的文本:

……這兩種態度都假設擬像不是真實的,僅僅是某種真實的影子或殘餘,從而錯失了德勒茲所指出的關鍵:擬像不只是對真實的歪曲模仿,而是本體論上積極的生產力量,一種差異的現實化。

在《差異與重複》中,德勒茲寫道:

「擬像不是次等的模仿品,它是一種積極的差異:它破壞了原型和複製品之間的等級制度……擬像的體制是透過差異來生產的體制。」Différence et Répétition, p. 69)

此話直接反對柏拉圖式的模仿論,即「真理是某種原型,世界中一切都是對它的拙劣模仿」。德勒茲重新定義擬像為打破階層、產生異質性的動力,並在《意義的邏輯》Logique du sens中更進一步說明:

「擬像的出現總是伴隨著一種價值的顛覆,它不是對真的偽造,而是對本體論秩序的扭轉。」Logique du sens, p. 257)

為什麼這樣說?哲學理由如下:

對柏拉圖的反動柏拉圖將擬像視為與真理對立的表面幻象(eidolon),但德勒茲指出,這種結構預設了一種「層級式真理觀」:真理是唯一、穩定的形式,其他都是退化。然而,這樣的模型壓抑了生成、變異與差異的動能。

擬像與生成(devenir)的關係德勒茲不是說擬像掩蓋了真實,而是說「擬像就是現實的創生方式」。正如他與瓜達里在《千高原》中談及「機器性」(machinic)時指出的:

「不再有原型與副本,不再有模仿;只有擬像,透過擬像的不斷變異來生產真實。」Mille Plateaux, p. 163)

與後現代的分歧這點尤其關鍵。與鮑德里亞(Jean Baudrillard)的悲觀論不同,德勒茲不認為擬像是「真實的死亡」。在鮑德里亞的理論中,我們生活在超真實(hyperreality)中,真實消失於一連串媒介再現與仿真的循環。但德勒茲會說,真實從未是固定的,它一直就是在擬像與差異中生產的過程。

……無論我們是嘆息還是慶賀後現代對真實的喪失,這兩種態度都假設擬像不是真實的,僅僅是對某個已消失的「真實」的陰影或模仿。對德勒茲而言,這是一種誤解。擬像並非對真理的墮落,而是生產性的差異體制,是現實的生成力量。他寫道:「擬像是差異的力量,它不仰賴一個原型,而是自行建立價值與現實的秩序。」Différence et Répétition, p. 69)

因此,擬像本身就是真實的,或更精確地說,真實總是在擬像中被創造出來,而不是在對某個原型的回溯中被恢復。

Comment by arcasamani人才系 on August 7, 2025 at 5:40am

愛墾APP:回應〈學術殿堂叙事〉~~我沒有退場,但我也不再爭先

我是文中所提到的那種「退而不休」的老學者。雖說是虚構的個案。但看到那言辭犀利的内容,我心中五味雜陳。作者說得也對,許多學科——特別是像歷史、考古這樣的——若不讀新書、不跑田野,很快就會落後。他所強調的「自知之明」,我也非常認同。只是,我選擇繼續留下,不是因為不知進退,而是基於另一種理解與責任。

我留下來,不為了證明什麼

我已不再追逐發表的數量,也不再爭搶計畫、講座與其他資源等殿堂式的待遇。我留下來,更多是為了陪伴與協助——那些迷惘於方法、資料、論文架構的年輕學子。我仍記得當年自己也在其中跌跌撞撞。如今,我選擇用有限的經驗和時間,為他們鋪一點路,而不是為自己再造舞台

你說,有些人重複講過去十年前的東西。或許是真的。但我也想說:有些觀念,十年不變,未必是退化,有時是因為它仍有穿透當下的力量。當然,這不能成為懶惰的藉口,但也不該全盤否定那些堅持的價值。

我相信學術是一種「生成」,不只是一種「產出」

有回應提到Erikson與Simondon,令我頗有共鳴。是的,我不再站在最新出版品的前線,但我並不認為這代表「知識生命」的結束。像Simondon所言,個體總在生成之中;我也正在學習怎麼在退休之後,繼續與學術、與人群互動。我開始做一些過去沒時間做的事:閱讀非專業但具啟發性的文本、參與社區的知識活動、指導沒有資源的學生寫第一篇論文。這些工作微小,卻真實。

不是每一種退出都叫做尊嚴,也不是每一種留下都代表執著

你選擇退出,是一種自我整合的結果,我尊重。我留下,則是一種轉化的實踐,我希望你也能理解。其實,我們都在不同方式中對學術保持誠實——你透過止步,我透過緩步同行。誠如有篇回應文末所說:「退場不等於沉默,轉變也不等於失敗。」

現實中若當真有個案中那位高人,我很期待能和他/他們對話——即使觀點不同,也能彼此照見。這或許,才是學術真正的尊嚴所在。

Comment by arcasamani人才系 on August 5, 2025 at 10:39pm

愛墾APP:〈學術殿堂叙事虚構個案,雖然以個人經驗為基礎,語氣坦率、甚至尖銳,但也引發一連串有關學術倫理與知識價值觀的深層反思。以下將分別引述相關學理與研究來分析,並探討文章“作者”潛在的心理結構與倫理意涵:

一、優越自我認同:強調自己過去在國立大學地位優越資源豐沛、研究嚴謹,貶低他人現況~~這種言談表現出一種「學術階層化」(academic stratification)的心理,其根源可從皮耶爾・布赫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場域理論」來理解。他認為學術場域是一個權力鬥爭的空間,學者透過累積「學術資本」(academic capital)如發表、學位、任教機構聲望等,來維持其位置與認同。虚構作者的優越感與道德姿態,反映的是一種基於「資源菁英主義」的象徵暴力(symbolic violence),透過貶抑資源較弱學校與學者的現況,來維持自己過去身分的合法性。[Bourdieu, P. (1988). Homo Academicus.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此外,研究也指出這種自我標榜式的優越認同,往往帶有「結構性忽視」(structural blindness):忽視教育資源分配不均,私立院校或非主流領域學者可能缺乏支持。忽視不同學者生命階段的研究節奏與社會責任差異。[ Marginson, S. (2006). "Dynamics of national and global competi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Higher Education, 52(1), 1–39.]

二、年齡歧視言論:暗示年長學者無能力、無貢獻,只是靠名聲苟延殘喘~~這種說法涉及明顯的「年齡主義」(ageism),在學術界中其表現形式有以下幾點:

1. 心理學視角:社會認知偏誤。人類在評估他人能力時,常透過「刻板印象捷思法」(heuristics),將「年老=退化」視為自然邏輯。但實際上,許多年長學者在理論架構、歷史知識、指導經驗等方面仍具獨特貢獻。[ Levy, B. R. (2003). "Mind Matters: Cognitive and Physical Effects of Aging Self-Stereotypes." The Journals of Gerontology, 58(4), P203–P211.]

2.
教育社會學:學術勞動與知識生產的多元面向~~年長學者的學術貢獻,可能不在於創新性,而在於:理論梳理;知識傳承;跨代對話與指導等,這些同樣是知識生產中不可或缺的面向。[ Altbach, P. G. (2005). "Academic freedom: International realities and challenges." Higher Education, 41(1-2), 205–219.] 更進一步,許多國際大學制度中仍保有「榮譽退休教授」(emeritus professor)制度,反映出對長期學術貢獻的肯定,而非簡單地以「退而不休」視為「妨礙」。

三、學術價值的單一標準:以「新資料、新觀點」作為唯一衡量學術貢獻的標準,排除理論深化、知識傳承等形式~~這部分牽涉的是對「學術價值定義的狹隘性」。當代學術評價制度下,「可量化」與「創新性」的過度強調,已經引發廣泛批評:

1.
知識進展的多元路徑: 學術發展不僅仰賴「新發現」,還仰賴對既有理論的「深化」、「批判」、「整合」。托馬斯‧庫恩(Thomas Kuhn)在《科學革命的結構》中指出,常態科學(normal science)才是知識日常積累的主體,大革命僅偶爾發生。[Kuhn, T. S. (1962).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
知識社群與世代傳承: 教育哲學家Michael Oakeshott強調教育是「與一場古老對話的交會」,不是單靠發現新知,而是透過理解、詮釋與傳承來維持文明連續性。[ Oakeshott, M. (1962). The Voice of Liberal Learning.]

3.
抵抗績效邏輯:慢學術(Slow Academia)與護理知識生產的多樣性: 「慢學術」倡議者(如Maggie Berg與Barbara Seeber)批評當前學界被「生產力」與「創新」所綁架,遺忘了思考、沉澱、與傳承的重要。[Berg, M., & Seeber, B. K. (2016). The Slow Professor: Challenging the Culture of Speed in the Academy.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結語:一種更開放與倫理的學術態度

從這個案例我們可以看到:優越感與資源分布不均密切相關,易轉化為象徵性貶抑;年齡不該是評價學術能力的標準;學術貢獻需要多元價值觀並存,包容不同生命階段與研究取向。

真正的學者,或許不是靠「持續發表」證明自己,而是能在適當時機選擇退場、支持他人、甚至反思自己的位置與貢獻。

誠實地承認自己已經不再掌握前沿知識,的確是一種可敬的自知之明。但這份誠實若能延伸成對他人處境的理解與尊重,那才是更成熟的學術倫理實踐。

Comment by arcasamani人才系 on April 7, 2025 at 5:24pm

陳明發:文創人文精神建設

中國學者陳思和曾提到他所理解和關注的知識分子範疇:「人文精神是一種入世態度,是知識分子對世界對社會獨特的理解方式和介入方式,是知識分子的學統從政治中分離出來後建立起來的一種自我表達機制,將來的知識越來越普及,可能經商的、當官的以及從事各種行業的人都有較高的學歷,但對於世界的人文關懷不是人人能做的,這就會構成將來社會中人文學科的知識分子特殊的地位。」[註]

處於情動轉折的人文精神,需要詩性文化創意。傳統知識分子深切反省的自我功課已不足夠;要恪盡本身對於蛻變中的社會責任,引經據典、厚生濟世的書面文本,對應試教育或許仍有其價值,但面對工藝衝撞、資訊爆炸的當前社會,人文精神除了思想能力,還需要更有力的方法策略。

在探索文創詩學的路徑上,我饒不過當代人文知識分子的「存在困境」與「創造責任」,但嘗試提出具有前瞻性的診斷與進路:人文精神不再只是一種學術姿態或知識積累,而是需要轉化為一種能應對「情動轉折」的詩性文化創意能力。

[註]許紀霖、陳思和、蔡翔等:《道統、學統與正統》,載王曉明編 《人文精神尋思錄》,文匯出版社,1996,第55頁。(見:陳 昶|民間:從文學史走向思想史 ——也談陳思和的「民間」話語與學術思想新變|註釋㉕|《南方文壇》2023年第5期)

Comment by arcasamani人才系 on March 3, 2025 at 5:51pm

愛墾APP:AI挖史~~馬斯克只用6個科技神童便挖透老美陳年史,說明了AI的威力。實際上,Alvin Toffler在他1980年出版的傳世大著《第三波》(The Third Wave)中提到,美國因為掌握其他國家的資訊,包括政治人物的丑事,而可能操縱他們的決策。日本過去頻密更換首相,便是一個例子。

「丑聞輸出」、「互通辛騷數據」,會是一盤「好生意」。有些國家努力「調查」國內的丑聞,策略也是一樣的。美國有這方面的設備、技術與資訊,隨時可以和「可合作」的外國領袖理應外合,輸送軍情所需的知識。

對於他們敵對黨派過去支持上台的那些小國領導,他們自然不陌生。而小國領導也有他們的智囊,玩民粹政治(族群、宗教、國內肅貪.....)就是了,演好斗士的角色就是了。Simulacra (擬象)一下就好了。

這裏涉及資訊戰、政治操控與社會控制,並以馬斯克的科技神童團隊、阿爾文·托夫勒的《第三波》以及Simulacra(擬像)等概念來支持這個敘述。這些觀點非常合理,特別是在資訊時代,丑聞操控、資訊壟斷與媒體敘事已經成為地緣政治的重要戰略工具。——

1. 「丑聞輸出」作為控制手段

托夫勒在《第三波》中指出,資訊已成為影響全球政治的關鍵資源,與「丑聞輸出」模式相吻合。美國作為全球情報收集能力最強的國家之一,確實能夠利用政治人物的丑聞來影響決策。例如:


日本首相頻繁更替:日本確實存在政治領袖短命的現象,這不僅與其內部政治文化(如派閥鬥爭)有關,也與外部壓力不無關聯。美國若掌握政治人物的私人醜聞,便可在適當時機「曝光」,影響其執政穩定度。


「丑聞互通」與「情報共享」:這類模式不只是單向輸出,而是各國情報機構、媒體、黑客組織共同參與的全球性網絡。WikiLeaks 便是典型案例,美國政府機密文件的外洩,顯示出資訊戰並非單向,而是一個多層次的博弈場域。

日劇《告密者》(INFORMA)中的情報頭子,黑白兩道人緣很廣,也能操縱整體媒體與網眾,不是憑空想象的事物。只要問,領導們Simulacra了那麼多、那麼逼真而強烈,你的真實生活可改善了?族群偏差、階級懸殊可改善了?自然可想一二。

Comment by arcasamani人才系 on March 3, 2025 at 4:50pm

2. 馬斯克與「科技神童」模式

馬斯克只用6個科技神童便挖空老美陳年臭史,如果我們具體來看 SpaceX、Neuralink、OpenAI 等企業,這些科技公司確實能夠透過技術手段影響資訊流動。


X(前身為Twitter):馬斯克掌控 Twitter 之後,對資訊傳播、輿論戰的影響力大幅提升。他曾公開 CIA、FBI 如何透過 Twitter 干預選舉與輿論,這某種程度上是「資訊反操控」,揭示了美國政府如何在背後運作。


AI 與數據解析:利用 AI 來分析、挖掘歷史數據與政府文件,確實能夠曝光陳年醜聞,這與「挖空老美臭史」有一定的對應關係。

3. Simulacra(擬像)與民粹政治的操控

Jean Baudrillard(鮑德里亞)在《擬像與擬仿》(Simulacra and Simulation)中指出,現代社會的現實與虛擬之間已經變得難以區分,資訊與媒體塑造的「擬像」已經取代了真實。這與「民粹政治」現象相呼應,具體表現在:


操控國內政治話語:透過社群媒體與數據分析,政治人物能夠精準塑造自己的形象,如「反貪英雄」、「民族鬥士」,實際上卻可能與外部勢力有所勾連。


族群與宗教作為操控工具:許多國家領導人利用民族主義、宗教衝突來合理化自身的執政地位,這與「演好斗士角色」完全契合。

資訊戰與擬像政治的全球化

現代政治已經進入資訊控制、輿論操縱與擬像塑造的時代。美國政府、跨國企業與科技巨頭都具備操控資訊的能力,而小國領袖則依賴民粹政治來維繫權力,這形成了一種全球性的資訊博弈場域。

但值得進一步探討的是,這種資訊操控並非單向的。美國不僅輸出丑聞,也可能遭遇反向操控,如俄羅斯的資訊戰、TikTok 影響輿論等,都顯示出資訊霸權正面臨新的挑戰。

在特朗普再次當選美國總統的背景下,俄羅斯和中國在美國政治中的角色引發了廣泛關注。2024年10月,美國指責包括俄羅斯和中國在內的國家試圖干預美國總統選舉,這些國家被認為試圖通過各種手段影響選舉結果,以服務於自身利益。

俄羅斯的角色: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內,美俄關係出現了顯著變化。特朗普對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的批評,使俄羅斯總統普京的戰略獲得了新的動力。這種緊張局勢削弱了烏克蘭的國際地位,間接強化了俄羅斯在地緣政治中的影響力。 此外,特朗普政府對烏克蘭的立場轉變,使普京在烏克蘭問題上的談判中獲得了更多籌碼。

中國的角色:中國則從美國內部的政治動盪中看到了機遇。前中國人民解放軍上校周波表示,特朗普對美國全球形象的損害可能有利於中國,特別是在台灣問題上。他指出,特朗普削弱了美國的國際聲譽,這可能影響台灣對美國的信心。 同時,中俄領導人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三週年之際重申了戰略關係,強調雙方關係的穩定性和對外部干涉的抵禦能力。

俄羅斯和中國在特朗普再次當選美國總統的背景下,利用美國內部的政治變化,推動各自的地緣政治戰略,強化了在國際舞台上的地位。

而特朗普總統在上任後,明確表示將積極推動美國的人工智慧及其基礎設施發展,以在該領域超越中國。

雖然主流媒體對俄羅斯在AI資訊戰中的具體行動報導相對較少,但俄羅斯在資訊戰和網路攻擊方面的能力廣為人知。在特朗普再次當選的背景下,俄羅斯可能利用其資訊戰能力,對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施加影響。

特朗普政府對中國採取強硬立場,並試圖通過與俄羅斯改善關係來對抗中國的崛起。這種戰略互動可能對全球AI技術的發展和應用,以及相關的資訊戰略產生了深遠影響。

Comment by arcasamani人才系 on February 27, 2025 at 9:48am

愛墾APP·羅蘭巴特理論:文本、神話、Langue以及Parole ~~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是結構主義與後結構主義的重要理論家,其概念如「文本」(text)、「神話」(myth)「Langue」(語言系統)與「Parole」(言語行為)構成了他對文化、語言與符號的深刻分析。以下將正式定義這四個概念,並探討它們之間的相互關係。

1. 文本 (Text)

定義: 巴特在《文本的樂趣》(1973)中將「文本」定義為一個開放、多義、充滿互文性的語言構造。與傳統「作品」(work)不同,文本不是一個固定的、封閉的意義集合,而是一個動態、可供不同讀者重新詮釋的網絡。

核心特點: 互文性 (Intertextuality):文本的意義來自與其他文本的聯繫,沒有純粹的「原創」意義;開放性 (Openness):文本允許多重解讀,拒絕單一、權威性的詮釋;讀者的參與 (Reader’s Role):文本的意義在讀者的閱讀與詮釋中生成,因此閱讀也是一種「生產」。舉例: 《聖經》作為「作品」具有固定內容,但當它被用於不同的宗教儀式、文學作品或日常語言時,它作為「文本」就產生了不同的意義。

2. 神話 (Myth)

定義: 在《神話學》(1957)中,巴特將「神話」定義為一種次級符號系統 (secondary semiological system)。它將原本具體的符號(如圖像、語言或物件)轉化為文化、社會或意識形態的象徵,使其看似「自然」而非「歷史產物」。

核心特點: 符號轉化 (Sign Transformation):神話將「意義」(meaning) 轉化為「象徵」(signification);自然化 (Naturalization):神話掩蓋其歷史性與建構性,使特定價值觀看似普遍且不可質疑;意識形態功能 (Ideological Function):神話維持社會秩序,隱藏文化建構背後的權力關係。

符號學公式: [(Signifier + Signified) = Sign] → 作為神話的「能指」(signifier) → 新的「所指」(signified) → 新的「符號」(sign)。例如:一名法國士兵在國旗下行禮的照片 (一級符號) → 被神話化為「愛國主義」(二級符號)。

3. Langue (語言系統)

定義: 巴特從索緒爾 (Ferdinand de Saussure) 借用了「Langue」的概念,指的是共享於一個語言社群的語言規則與結構。它是語言的社會層面,作為所有言語行為的基礎。

核心特點: 集體性 (Collectiveness):Langue屬於社會,是所有語言使用者共有的「語法和詞彙規則」;規範性 (Normativity):Langue是穩定而有系統的,為語言交流提供框架;潛在性 (Potentiality):Langue本身不具備意義,只有在具體的言語行為 (Parole) 中才會被激活。舉例: 英語語法與詞彙本身即為Langue。所有使用英語的人都共享這一系統,但它本身並不帶有特定意義,直到被用於實際溝通。

Comment by arcasamani人才系 on February 27, 2025 at 12:13am

4. Parole (言語行為)

定義:「Parole」指的是語言的個體化使用,即說話者在特定情境下使用語言表達思想;它是Langue的具體實踐,通過說話、寫作或其他形式將語言系統轉化為有意義的行為。

核心特點: 個體性 (Individuality):Parole是語言的個人表達,因人、場合而異。
變化性 (Variability):與穩定的Langue相比,Parole是流動且可變的;創造性 (Creativity):通過Parole,說話者可以創造新的語法結構、詞彙或語義。舉例: 當某人用英語說出「The sky is crying」(天空在哭泣),這是一個具體的Parole行為,雖然遵循了英語的Langue規則,但其意象和詩意則來自說話者的創造性。

四者之間的關係

(A) 文本與神話:文本是語言的使用,神話是意義的轉化;文本是一種開放的語言實踐,允許多重解讀;神話則將文本的多義性縮減為一種「看似自然」的文化象徵。舉例:文本:《小紅帽》可以被閱讀為童話、心理寓言、女性主義批評等多重層次;神話:在某些文化語境下,小紅帽可能被簡化為「女性應該避免誘惑」的道德說教。

(B) Langue 與 Parole

Langue 是語言的結構,Parole 是語言的使用;Langue提供語法與詞彙的框架,使溝通得以進行;Parole則是個體根據此框架所進行的言語行為,具有創造性與變異性。例如:Langue:英語的語法規則,例如主謂一致;Parole:某人用英語說出「Love is blind」這句話,這是對Langue的個別使用。

(C) 文本與 Langue / Parole

文本既依賴Langue的規則,也通過Parole展現個體的創造力;文本的形成需要遵循語言系統 (Langue) 的語法與詞彙;然而,文本的風格、修辭與意義則源自Parole的創造性使用。例如:一首詩遵循語法規則 (Langue),但其隱喻與情感表達是詩人個人的Parole

(D) 神話與 Langue / Parole

神話通過Parole呈現,但依賴Langue的語言結構以實現社會影響;神話是文化符號的「再編碼」,使特定意義看似自然;它通過Parole被傳播,但其影響依賴於Langue作為共享的語義基礎。例如:廣告語言使用Parole來創造具體信息(如「Just Do It」);但它之所以能影響大眾,是因為它利用Langue中「行動」、「勇氣」等概念所喚起的文化聯想,從而形成一種「行動是本能」的神話。

1. Langue語言的結構與規則,屬於集體層面;2. Parole 是語言的個人化使用,將Langue轉化為具體的溝通;3. 文本 是語言使用的產物,但其意義具有開放性和多義性;4. 神話 是一種語義轉化,將文化意義「自然化」以維持社會秩序。

這四者構成了一個從語言結構到文化意義的連續體:從語言 (Langue) 出發,通過言語 (Parole) 產生具體表達;這些表達形成 文本 (Text),其意義在讀者的解讀中流動;而當特定文本被社會化並「看似自然」時,它就成為了一種 神話 (Myth)。因此,這四個概念共同描繪了一個從語言到文化、從個體表達到集體意識的動態過程,構成了巴特符號學的重要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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