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支軍樂隊（德國那時還是音樂之鄉），由一位罕見的動作一抽一抽的人擔任指揮，每隔十分鐘左右活躍一番，但是幾乎無法淹沒滑輪那永不休止的、勢不可擋的轆轆聲。

在俄國曾存在過，而且無疑仍舊存在著，一類特別的學齡男孩，他們不一定在外表上很強壯，或在思想見識上很突出，事實上，他們在課堂上經常是無精打采的，體態相當瘦小，也許甚至肺部還有點毛病，卻在足球和象棋上驚人地出眾，學習任何種類的技巧型運動和遊戲都極其輕鬆自如（鮑利亞·希克，柯斯佳·布凱托夫，著名的沙拉巴諾夫兄弟——現在他們在哪里，我的隊友和對手？）。

我滑冰滑得很好，轉到滑旱冰對我來說並不比一個人用安全剃刀代替普通剃刀更困難。很快我就在旱冰場的木地板上學會了兩三種難滑的舞步，我還沒有在哪個舞廳里跳得這樣興致勃勃或這樣好過（一般說來，我們，希克們和布凱托夫們，交際舞跳得不怎麽樣）。幾位指導穿著大紅的制服，半像輕騎兵半像旅館聽差。他們全都說某種類型的英語。

在經常來的人中，我很快就注意到了一群年輕的美國女子。起初她們都在共同的旋轉中融合成燦爛的異國風情的美。區別的過程是在我一次獨舞時開始的（在我摔了在冰場上從來沒有摔過的最重的一跤前幾秒鐘），我在旋轉著經過的時候，有人正在說到我，一個美妙的、帶鼻音的女性的聲音回答道：“確實，他靈巧極了，不是嗎？”

我至今仍能看到她穿著定做的海軍藍套裝的高高的身材。她巨大的絲絨帽子用一枚光彩奪目的髮叉別住。出於明顯的原因，我認定她的名字是露易絲。夜里我會醒著躺在那里，想像出各種浪漫的情景，想到她苗條的腰肢和雪白的脖子，為一種奇怪的、過去只和短褲的磨擦相聯系的不舒服而擔憂。

一天下午，我看見她站在旱冰場的大廳里，而指導中最愛賣弄的那位，一個卡爾霍恩式的油嘴滑舌的流氓，正拉著她的手腕，帶著一絲壞笑質問她，而她則眼看別處，孩子氣地來回扭動著被他抓住的手腕，那天夜里，他被槍殺、被套索套住、被活埋、再次被槍殺、被掐死、被尖刻地辱罵、被冷靜地瞄準、被赦免，讓他痛苦地熬過可恥的一生。

有原則但是相當單純的蘭斯基是第一次出國，在把觀光的愉悅和他的教師職責保持一致方面存在一些困難。我們利用了這一點，把他引向父母可能不會允許我們去的地方。例如，他無法抗拒冬園劇場，因此，一個晚上，我們就發現自己到了那里，在一個包廂里喝著冰巧克力。演出按通常的路數發展一個穿晚禮服的魔術師；然後是一個女子，胸口的萊茵石閃閃發光，在流光溢彩的紅綠交替的燈光下用顫音唱音樂會上演出的詠嘆調；然後是個穿著旱冰鞋表演的滑稽演員。

在他和一項自行車技（後面還要詳述）之間，在節目單上有一個叫做“歡樂姑娘”的表演，當我從那些挽在一起、發出尖聲的、不知羞恥的戴著花環的“姑娘”中認出了我的那些美國女士們的時候，我感到了和在旱冰場上摔那一大跤時類似的那種猛烈、可恥的肉體震動，她們全都從左到右、從右到左地扭動著，有節奏地從十條裙子荷葉邊的花冠中猛地伸出十條一模一樣的、高高擡起的腿。我找到了我的露易絲的臉——並且立刻知道一切都結束了，我失去了她，我永遠也不會原諒她唱得這麽響，笑得臉這麽紅，用如此荒唐的方式把自己裝扮成既和“驕傲的克里奧爾人”也和“令人懷疑的小姐們”的魅力全然不同的樣子。

當然，我無法完全不去想到她，但是這次震驚似乎解放了我身上的某種歸納過程，因為我很快就注意到，任何女性形象的再現都會伴有我已經熟悉了的那種令人困惑的不適感。我向父母問起了這情況（他們到柏林來看看我們過得如何），父親沙沙地翻動著剛剛打開的德文報紙，用英語回答說（模仿著可能是引文的話——他常常使用這種說話方式來開展談話）：“這，我的兒子，只不過是又一種自然的荒唐結合，像羞恥和臉紅，或悲傷和眼睛發紅。”“tolstoy vient de mourir，”他突然用另外一種震驚的聲音加了一句，轉向了我母親。

“Dac〔意思有點像‘天哪’〕！”她悲痛地驚呼道，雙手十指交錯，在膝頭緊握著。“Pora-domoy〔是回家的時候了〕，”她結束道，好像托爾斯泰的去世是預示大災難來臨的征兆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