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打破時間中心的意義，也意味著充分利用另一種知識，不是基於任何差距的預設，而是基於相似性的預設。這些工人，同樣是知識分子——正如每個人都是。他們是遊客和觀眾，就像一百四十年之後的研究者，會在一個圖書管裏閱讀他們的信件，就像在馬克思主義理論中或在工廠大門處的遊客。沒有差距需要我們在知識分子和工人、演員和觀眾之間搭一座橋；在兩個人群，兩種情景，或兩個年代之間沒有斷裂。相反，必須承認有一種相似性，並且應用在知識的真正生產中。利用它意味著兩件事。第一，它意味著拋棄學科之間的界限。講述這些工人的日日夜夜的歷史故事迫使我模糊“經驗”歷史和“純”歷史之間的邊界。那些工人們所說的故事是關於時間，關於時間的損失和再挪用。為了說明它的意思，我不得不將他們的敘述直接關聯到哲學家的理論話語，這位哲學家很久以前在《理想國》中，講述過一個同樣的故事，在一個秩序良好的共同體中每個人必須只做一件事，他或她的本職，並且工人只能把時間花在他們的工作場所，且只能做符合他們天賦能力的工作。哲學，於是，不再偽裝成從經驗現實中分離出來的一個純粹思想領域。它也不是這些事實的理論詮釋。既沒有事實也沒有詮釋。存在著兩種講故事的方式。 

模糊學科的邊界同樣意味著，在故事敘述和對故事或隱藏其後的真相的哲學或科學解釋之間，模糊話語層次的等級。沒有解說低級話語的真相的元話語。我們不得不做的是翻譯工作，展示經驗故事和哲學話語如何相互轉譯。生產一種新知識，意味著發明符合語言習慣的形式，那將會使翻譯成為可能。我談及我自己的智識冒險時不得不使用習語，在冒險中對於那些想要知道故事起因的人來說，習語可能仍是“難讀的”，但可以從中得出它的真實意思，或者行動的教義。我不得不生產了一種可以被理解的話語，僅僅是為了那些可能從他們自己的冒險的視角來翻譯的人。

個人經歷也許將我們引回到問題的核心。這些跨界和模糊角色分配的問題正定義著劇場和當代藝術的特性，當所有藝術技能從他們自己的領域偏離，並和其他領域交換著場地和能量。我們不用語詞表演而用語詞跳舞；裝置和表演替代了“可塑的”作品；視頻投影變成壁畫的循環；攝影變成生活圖片或歷史畫；雕塑變成了超媒體秀；等等。現在有三種方式用來理解和實踐這些題材的混亂。總體藝術的復興應該是“藝術作為一種生活形式”的完美典型(apotheosis)，但結果卻是強烈的藝術自我或一種亢進的消費主義的完美典型，否則就是二者的同時美化。另一種藝術手段“雜交”的概念，它作為普遍個人主義(mass individualism)之一，補充了我們時代的觀點，它通過在角色和身份、現實和虛擬、生命和機械假肢等等之間的無情交換被表達出來的。在我看來，這第二種詮釋最終導致和第一種相同的——另一種亢進的消費主義，另一種愚化，因為它僅僅作為一種增加表演力量的手段，實現了邊界穿越和角色模糊，而沒有質疑它的根基。 

第三種方式——我看來是最好的方式——不是旨在擴大結果而是要改變其因果體系結構本身，是要消除愚化過程所基於的一系列對立。它廢除了在主動和被動之間的對立，同樣也廢除了在“平等傳達”的計劃和共同體主義的劇場觀(其實只是非平等的寓言)之間的對立。邊界穿越和角色模糊不應該導致一種“超劇場”，它通過將再現變為在場(presence)來將觀眾變得主動。相反，劇場應該用故事的講述或書籍的寫作閱讀，來質疑現場(living presence)的特權並將舞臺帶回到一個平等的水平。它應該是平等的新舞臺的機構，在那裏各種不同的表演將被相互翻譯。在所有這些表演中，事實上，它應該是聯系某人所知和未知的問題，是同時成為展現能力的表演者和觀眾的問題，他們想要發現這些能力可能在新的上下文中，在不知名的人們中間所產生的東西。藝術家，就像研究者，建造舞臺，當他們在舞臺上用新習語構造新的探險故事時，他們能力的表征和結果都變得可疑。新習語的結果無法被預先考慮。它要求觀眾是主動詮釋者，呈現他們自己的翻譯，挪用關於他們自己的故事，並最終從中構思他們自己的故事。一個獲解放的共同體其實是一個講故事者和翻譯者的共同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