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與解體，替代了賦予人主動性的傳送知識或能量的特權媒介——這可以當做“解放觀眾”的原則，意味著我們每個人作為觀眾的解放。觀看行為不是那個必須被轉換成主動性的被動性。觀看行為是我們的正常情境。我們學與教，我們行和知，正如觀眾將他的所見和已經見過、說過、做過和夢想過的東西相連結。沒有特權媒介，就如沒有特定起點一樣。每個地方都有起點和轉折點，從那裏我們開始學習新東西，如果我們先摒除距離的預設，再破解角色的分配，然後消除區域的邊界。我們不需要將觀看者轉化成演員。我們需要知識，即每個觀眾已經是他自己的故事中的演員，而每個演員反過來是同種故事的觀眾。我們不需要僅僅出於推翻事物的欲望，而把無知者轉化為博學者，或是使學生或無知之人變成他的老師的老師。 

讓我再繞道說一下我自己的政治和學術經歷。我屬於懸在兩個競爭觀念之間的一代：按照第一個觀念，這些擁有社會體制知識的人本應該把他們所學傳遞給在該體制下受苦的人，這樣他們才會采取行動推翻它。按照第二個觀點，假定有知識的人實際上是無知的：因為他們對於剝削和反抗一無所知，他們本應該變成所謂無知的工人的學生。因此，在出發向那些在工廠工作的和剝削反抗相關的人學習之前，我試圖修正馬克思主義理論，以便使它的理論武器可用於一次新的革命運動。對我來說，對於很多我的其他同齡人來說，這些嘗試沒有一個是成功的。這就是為什麽我決定深入調查工人運動的歷史的原因，找出工人和探訪他們的知識分子之間的持續錯位，指導他們或被他們指導。它是我的轉機，我發現，內中關系不是一邊有知識而另一邊沒有知識的問題，也不是知行相對的問題或個人集體相對的問題。在 1970年代，五月的一天，我正查閱一個工人從1830年以來的通信，我是為了搞清那個時代工人一直處在何種條件和意識中，通信同樣在五月的一天，但卻是我碰巧在檔案中發現他們通信的一百四十年前。其中一個通信人剛剛被介紹到聖西門主義者的烏托邦社團，而且他向他的朋友轉述他的烏托邦日程表：工作，鍛煉，遊戲，唱歌和故事。它的朋友給他回復的是關於他剛和另外兩個工人去鄉間遠足，享受他們的周日休閑。但這不是工人為了接下來一周的工作去恢復體力心力的普通周日休閑。它實際上是另一種休閑的突破點——是審美家享受自然的造型光影的休閑，是哲學家在鄉村旅社交流形而上學假設的休閑，是信徒出發，和在路上偶遇的夥伴交流信仰的休閑。

這些工人本應該提供關於1830年代勞工和階級意識形式的信息，但他們卻提供了十分不同的東西：相似感或平等感。他們也是觀眾和觀光客，屬於他們自己的階級。他們類似宣傳員的主動性不能被作為純粹的閑逛者和靜觀者從他們的“被動性”中撕裂。他們的休閑編年史讓重新規劃做、看、說之間的真正關系成為必要。通過成為“觀眾”，他們推翻了給定的可感分配，即那些工作的人沒有時間去隨意散步和觀看，即一個共同體的成員沒有時間成為“個人”。這就是解放的意義：模糊那些看的和那些表演的人之間的對立，模糊作為個人和作為共同體的成員的對立。那個時代帶給我們的編年史家的不是未來行動的知識和能量。而是時間和空間分配的此時此地的(hic et nunc)重新配置。它和對一時一地的配置有關，它廢除了舊的可感分配，而舊的可感分配宣判了工人們夜夜無所事事卻要為次日工作恢復精力的命運。